一、北京拟设经济运行联席会议制度（论文文献综述）
蔡晨欣[1]（2021）在《民国时期云南省教育会研究》文中指出云南省教育会是云南近代历史中较为重要的教育团体,存在时间很长。它经历了组建、发展、停滞、重振四个时期,会务重心经历了兴学补政、教育研究到亲民教育的改变,组织体系前期为会长制,后期为委员制。云南省教育会积极开展教育、社会、政治活动。教育活动为最主要开展的活动,分为推广教育、研究教育、辅助教育行政三大板块。政治活动主要是参与政治改革、舆论宣传。社会活动以开办图书馆、职业介绍所等福利事业为主要方式。因为战争、经费、云南政治、教育环境等多种因素的影响,云南省教育会具有组织规模有限、教育活动比重最大、注重教育实践的特点。云南省教育会开展的活动对民国时期云南文教具有一定历史作用:第一,云南省教育会通过创办教育杂志、讲演会、讲习会等活动进行教育推广,促进国内外教育理论与教育时事在云南的积极传播,提高教育界科研能力,培养师资人才,促进近代先进教育思想在云南的推广。第二,云南省教育会积极联络省内教育界人士,举行会议提供教育建议,并关注教育界人士利益保障,凝聚教育合力,促进教育改革及教育行政制度的近代化推进。第三,云南省教育会积极参与全国教育会联合会,并承办第九届教育会联合会,实现边疆与内地首次大规模教育交流,促进云南教育与全国教育近代化同步发展。第四,云南省教育会通过开办活动进行教育交流,鼓励教育研究,使教育界及学校加强对教学研究的热情,提高教员教学水平。第五,通过出版杂志、创办开智印刷公司、创办图书馆等方式,开阔民众视野、教化民众、改良风气,推进了云南文化的近代化。结语部分在总结了前文对云南省教育会的研究基础上,认为云南省教育会对云南文教的发展具有一定示范性。研究云南省教育会对当代教育团体在推动教育理论与教学实践研究、凝聚教育合力、推动教育改革等方面具有借鉴意义。
马春霞[2]（2021）在《形塑国民：近代江苏通俗教育实践研究（1905-1929）》文中研究说明近代中国的通俗教育是以通俗直观的方式向普通民众授以浅显易懂的常识,以增进民众国家观念、国民意识、科学常识以及革新社会习俗的社会教育活动。通俗教育肇始于清末,兴盛于民初,衰弱于20世纪20年代。它是近代中国政府及知识界在内忧外患环境下探讨教育救国之策的产物。与此同时,在建设近代国家的语境下,通俗教育致力于将过往被排除在教育体系外的底层民众形塑为国家的合格国民,描绘出近代中国大众教育肇始阶段的图景。近代江苏地区的有识之士在全国率先开展了历时较久、影响深远的通俗教育实践活动。近代江苏通俗教育实践经历了兴起、发展与式微的历程。在这一变迁过程中,通俗教育在行政建制、实践运作等方面渐成体系。通俗教育的行政建制从无到有、从散乱到系统,为通俗教育在地方的顺利实施奠定行政管理的基础。通俗教育实践从清末的阅报、讲报、识字、宣讲等方式,逐渐拓展到民国时期形成覆盖讲演、展览、识字、谋生技能传授等切合民众实际需求的综合立体的教育网络。通俗教育实践主体也从清末地方人士的“单打独奏”到民国设立各类社会团体并建立专门的通俗教育场馆的拓展模式。尽管通俗教育缘于种种原因最终为民众教育所取代,然而其开展社会教育的思路与途径对后续民众教育发展不无启示与镜鉴作用。通俗教育团体的擘画与导航影响了民国时期江苏通俗教育的发展方向与内容。由着名通俗教育家伍达牵头创立的上海通俗教育研究会,通过广泛募集会员、召开会议、发行会刊等途径传播通俗教育理念,借助会刊向各地征集有关通俗教育发展基本问题的建议,引导各界深入探讨实施通俗教育的路径,普及通俗教育。尽管上海通俗教育研究会存续时间不长,然而其对于通俗教育的开创之功不容忽视。江苏省教育会将通俗教育提案上达于政府,并将通俗教育实践下播于民间,在民国十数年间引领了江苏通俗教育潮流。江苏省教育会下设的通俗教育研究会在连续六届常年大会议案多围绕通俗教育在地方的实际问题展开,使这些问题加以讨论,甚至获得解决,促进了通俗教育在基层社会的发展。通俗教育团体的理论探讨与实践活动推动了江苏地区的通俗教育深入有序的开展,也使形塑国民的理念进一步广泛传播。江苏通俗报刊在传播国家观念、卫生常识等方面以及在谋求自身发展的调适过程中参与了对国民的观念塑造。为了培养现代国民的观念,通俗报刊运用大量篇幅引导民众认识“欲爱身家,先爱国家”的道理,灌输从日常生活中做“爱国的实事”——“尽本分”。当然,为了吸引读者,维持报业生存,通俗报刊亦夹杂以轻松、休闲、娱乐的内容。宏大的国家主题在通俗、休闲的内容配置中,得以稀释,散落在各版块的编排中,既展现了通俗报刊塑造国民的隐衷,亦满足了民众的娱乐需求,巩固了报刊的读者。通俗报刊对卫生常识的传播,彰显了通俗报刊在向国民传播卫生观念过程中所作的努力及其影响。在通俗报刊的阐释下,民众与国家的距离被拉近,民众的个人健康等同于国家机体的健康,民众与国家被建构起唇齿相依的联系。江苏地区的学校式通俗教育藉由课本较为系统地启蒙民众。清末,江苏政府及民间人士通过设立简易识字学塾,开始了培养宪政国民的尝试。民初,以董景安为代表的知识界藉由“六百字编”通俗教育丛书、开办通俗教育学校,向“陇畔耕夫”、“市廛手民”普及国民常识。民间团体还创办了能让民众获得一技之长的通俗夜校,引导民众在提升谋生能力的基础上增长常识,增进政治觉悟,承担国民义务。江苏地区的学校式通俗教育的发展历程体现了政府及知识界对通俗教育认识的逐渐深入,凸显了国民常识普及的民众取向,更是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对通俗教育提出的新要求。江苏地区的通俗教育馆是在采择日本经验基础上建立的中国式国民启蒙场馆。通俗教育馆通过选址文庙消弭了传统精英文化空间与大众文化空间的隔阂,体现了通俗教育的本旨。通俗教育馆的馆内常识演示及巡回讲演活动使民众在“耳闻馆之声”的过程中接受国民常识普及。通俗教育馆的展览引导民众在“目睹馆之物”的过程中获得常识。江苏地区在全国率先进行了创办通俗教育馆的尝试,在启蒙定位、设馆建制方面对其他地区多有影响,亦对其后民众教育馆的建立颇有启示。不过,经济、人事、观念方面的困境亦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通俗教育馆教化功能的发挥。近代江苏地区的通俗教育界人士,在形塑国民的时代主题下,结合地方情势开展了有针对性的通俗教育实践。它以民间力量为先导,在官方的政策支持下,秉持底层视角,借助大量的通俗教育媒介,着力于培养具有国家观念、国民意识及现代常识的国民。通俗教育将普及国家观念、国民意识、科学常识等作为国民塑造与知识启蒙的切入点,将下层民众纳入近代国家共同体中,赋予其政治属性,开启了普及国民教育的历程。在建构近代国家的大背景下,通俗教育体现出鲜明的工具性,在形塑国民的同时亦凸显了民众在国家中的重要性,加速了民众时代的来临。
刘庆瑶[3]（2020）在《成都市武侯区领导干部经济责任审计结果运用存在的问题及对策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和国家领导人多次强调“党要管党、全面从严治党”,而“管好党、治好党”的重中之重是“管好干部、全面从严治吏”。领导干部经济责任审计是有效监督领导干部履职尽责情况的重要方式和途径,也是促进领导干部廉洁自律,遵纪守法的“良药”,经济责任审计结果的运用则是审计成果的具体体现。党的十九大召开后,党中央为了强化对审计工作的领导,逐步构建起权威高效、覆盖广泛、集中统一的审计体系,进一步充分发挥审计的作用,2018年3月成立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审计委员会。这充分体现了党中央对审计工作的高度重视。经济责任审计作为审计监督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地位将更加突出;经济责任审计结果的运用将更加重要。同时,为了适应新形势新要求,进一步完善经济责任审计制度,党中央对2010年10月由中办、国办制定出台的《党政主要领导干部和国有企业领导人员经济责任审计规定》（以下简称《规定》）进行了修订,并于2019年7月7日起施行。新修订的《规定》将经济责任审计结果运用专门单列一章,进一步细化相关内容,为新时期健全和完善经济责任审计制度,进一步强化对党政主要领导干部及国有企业负责人的监督管理,深化党风廉政建设具有深远的意义。本人作为成都市武侯区审计局工作人员,长期从事政府经济责任审计工作。本文以修订后的《规定》为指引,按照经济责任审计基本理论框架,聚焦武侯区领导干部经济责任审计结果运用的现实情况,通过搜集相关资料、案例分析、问卷调查、访谈和统计分析的方式,梳理经济责任审计结果运用存在的问题,深入剖析其产生的本质原因,并结合国内外相关审计理论和研究,提出改进基层经济责任审计结果运用的对策与建议,以期推动武侯区经济责任审计规范发展,为武侯区、成都市、乃至全省全国完善基层领导干部经济责任审计结果运用提供参考。
宋志明[4]（2020）在《基于乡村振兴背景的山东省农村集体经济审计模式创新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我国农村集体经济自20世纪50年代形成以来,与之相应的农村集体经济审计制度始终没有准确定位。学术界对农村集体经济审计模式的主体地位、运行保障等问题尚有争论,实践中各地做法不一,普遍存在独立性较低、权威性较低和满意度较低的问题。随着乡村振兴战略和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深入推进,山东省农村集体经济发展迅速,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剩余财富不断积累,利益相关者对农村集体经济的经营管理提出不同要求。为协调不同的利益诉求,农村集体经济审计模式优化迫在眉睫。本文运用规范研究和实证研究的方法,在问卷调查的基础上,进行了山东省农村集体经济审计模式现状分析和满意度影响因素研究,并提出了全覆盖综合审计模式。为了充分了解当前农村集体经济审计模式存在的问题,本文对山东省农村集体经济审计模式现状进行问卷调查,比较分析山东省当前并存的农村经济经营管理部门主管审计模式、乡镇政府单设审计机构审计模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模式和国家审计机关主管审计模式,描述分析山东省农村集体经济审计内容、方法、过程、结果处理、外部法律环境和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内部控制制度。为了准确把握山东省农村集体经济审计模式满意度的影响因素,本文首先对选出的15个变量进行描述性统计,然后以410份问卷为数据来源,以有序多分类Logistic回归模型为工具,实证研究了农村集体经济审计模式满意度的影响因素,最后运用聚类分析法对显着影响因素聚类并分析。53.66%的被调查者对农村集体经济审计模式很不满意、不太满意,山东省农村集体经济审计模式满意度有较大提升空间。回归结果表明,身份特征、年龄特征、审计范围的受限程度、内部控制制度风险水平均与山东省农村集体经济审计模式满意度负相关,学历特征、审计主体的独立性、审计计划的合理性、审计结果公开的透明度、审计依据的层次性和审计依据的相关性均与山东省农村集体经济审计模式满意度正相关。聚类分析结果表明,10个显着影响因素可以分为三类,其中第二类和第三类因素对农村集体经济审计模式创新具有较大参考价值。基于现状分析和实证研究结果,本文设计了全覆盖综合审计模式,分析论证了可行性和保障机制。其中山东省农村集体经济审计工作联席会议办公室作为最高的领导机关,提高了权威性和统一性;农村集体经济审计机构作为独立的专门审计机关,提高了审计独立性;可以委托会计师事务所协助开展审计工作,提高了审计的专业性。
樊晓佩[5]（2020）在《河南省职业教育校企合作政策变迁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十九大以来国家大力发展职业教育事业,职业教育校企合作的教育模式应时代需求,在服务产业转型、提升产品质量、培育工匠精神、促进创新创业、增加就业机会上被寄予厚望。现阶段我国正处于产业结构转型的关键时期,数字经济、5G、AI等新兴产业需要大量技术人才。河南省是我国人口大省,在此背景下更需加大对应用型综合人才的培养力度,加快人口红利向人力资本的转变速度。河南省政府大力发展职业教育校企合作,强力推进河南省职业教育校企合作政策变迁,是助力河南省产业经济结构优化升级,促进人口红利转向人力资本转变的重要保障。本文以支持联盟框架理论作为理论指导工具,分析河南省职业教育校企合作政策变迁的历程。政策变迁分为三个历程:政策起步期（1949年-1991年）,政策以执行为主;政策探索期（1992年-2013年）,政策以服务为主;政策发展期（2014年-至今）,政策以引领为主。在支持联盟框架理论指导下分析政策变迁的动因、内容、效果,总结发现政策变迁的阻力,并提出政策变迁受阻的原因:一是政策变迁动内驱力不足,表现在外生于子系统的事件主导变迁、政策内部子系统之间互动性差、政策内部掮客发挥作用小;二是政策变迁的内容滞后,体现在河南省级层面政策趋同国家层面政策、政策内容路径依赖强、政策宏观层面指导多;三是政策变迁操作性差,呈现在政策体系不完善、府际部门间存在壁垒、各地市政策发展不均衡。鉴于此,本文提出未来推进河南省职业教育校企合作政策变迁的策略:一是提高政策变迁的主动性,及时关注外部环境变化、拓展政策诉求渠道、保障掮客的中立地位发挥作用;二是创新政策内容,多地市开展政策试点探索当地独创性政策、学习先进省区经验提高政策制定者创新意识、加强政策子系统之间政策学习提高政策变迁的微观操作指导;三是增强政策变迁的操作执行性,完善校企合作政策体系、督促各地市制定配套政策、建立府际部门间有效协作机制。本文用支持联盟框架作为理论指导,为支持联盟框架理论提供一个新的应用场景,也为河南省推进职业教育校企合作政策变迁提供参考。
魏莹[6]（2020）在《H区新的社会阶层统战工作问题研究》文中研究表明统战工作在我国具有重要的地位和作用。党的十九大明确指出,“统一战线是党的事业取得胜利的重要法宝,必须长期坚持”。进入新时代,统战工作不但是巩固我党执政的阶级基础和群众基层的“粘合剂”,也是加快经济社会发展的“助推器”,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导航仪”。从我国当前统战工作的实际来看,做好统战工作的重要内容就是积极主动地调动社会新生力量。改革开放40多年来,我国社会经济快速发展,经济发展方式、所有制形式、工业结构及产业构成等经济领域出现了重大变革,由此推动产生了一个新的社会群体。这个新的社会群体,以自由择业者为主体,他们具有相对较专业的知识技能、较高的学历水平、较为领先的协调管理能力,并逐渐成长为当前中国社会的重要力量,这就是新的社会阶层人士。随着近年来的发展,新的社会阶层的力量正在不断增强、群体不断扩大、地位也在不断稳固。因此,做好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的统战工作显得十分必要而迫切。P市是豫东北的一座油气资源型城市,于1988年建市,虽然建市较短,但经济发展较快。H区作为P市唯一的主城区,通过区委、区政府多年来的接续努力,经济社会取得了明显成效,各种社会企业应运而生,新的社会阶层也茁壮成长,并且在经济发展、政治协商、建言献策、参政议政、脱贫攻坚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已经成为一股不可忽视的重要力量。基于此,H区高度重视新的社会阶层统战工作,按照《统一战线工作条例》和全国新的社会阶层人士工作会议精神要求,全面加强新时代新的社会阶层统战工作。H区成立了新的社会阶层人士联谊会,为各行业、各领域的新阶层人士搭建了一个组织平台,对广泛团结新的社会阶层人士、深入开展新时期的统战工作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本研究共分为五个部分,第一部分是新的社会阶层统战工作的内涵和理论基础,介绍了新的社会阶层的内涵、理论基础;第二部分以H区为研究对象,分析了新的社会阶层的基本特点,基于H区的现状分析新的社会阶层发展变动带来的挑战;第三部分,分析了H区新的社会阶层的工作现状,叙述了H区统战工作的一系列措施、成效;第四部分,分析了H区新的社会阶层统战工作存在的问题,以及存在问题的原因;第五部分,指出了H区新的社会阶层统战工作的优化策略,包括坚持主要原则、完善工作内容及工作机制、打造品牌、加强宣传工作、激发活力。
张超[7]（2020）在《黄郛与上海特别市政府》文中指出1927年7月上海特别市政府成立,是上海近代城市发展进程中的一个重要历史事件。在此之前,关于上海特别市政府由民主选举还是国民党委任的问题,国共两党产生了激烈的斗争。共产党领导第三次上海工人武装起义并召开市民会议选举成立上海特别市临时政府,是蒋介石在上海发展四一二政变的重要动因。本文重点探讨的问题是,在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以后建立的上海特别市政府,蒋介石为什么委派黄郛担任第一任市长,上海特别市这个行政区划是如何形成的,黄郛在市政机构设置、人事安排等方面做出了哪些贡献,采取国府委任制的上海特别市政府的政治框架与蒋介石提出的“收回租界”目标存在着哪些矛盾。这些问题,涉及到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前后蒋介石与黄郛的私人关系,国共分裂和宁汉分裂等重要的历史背景,也涉及到上海城市发展的空间范围与布局变动、市政机构等多方面的问题,对于深入了解在南京国民政府成立这一重大历史转折时期,上海地方政治和市政发展与全国政局的互动关系,具有重要意义。黄郛早年参加同盟会和辛亥革命,之后又在北京政府入阁,具有内政外交经验和很高的政治名望,这虽是蒋介石任用黄郛的因素之一,但他更看重的是黄郛与他二十多年以乡缘、学缘、政缘乃至结义兄弟的虚拟血缘关系,在“反共”的政治前提下,他选择了黄郛担任上海特别市市长。上海特别市作为一个行政区划单位,是在上海租界产生之后出现“华界”地理空间概念基础上逐渐形成的。清末闸北市政的发展和吴淞自开埠计划导致了辛亥革命时期淞沪两地的联动,进而在20世纪20年代将淞沪两地联片成淞沪特别市,到北伐军进入上海前夕,淞沪特别市正式改称为上海特别市。黄郛担任上海特别市市长之后,在接受孙传芳淞沪督办公署的基础上,以多级总揽制为原则,设立一处十局的市政机构,通过选任专门人才,联络工商界和协调上海地方党政军部门的关系。黄郛虽然正式任市长仅一个多月,但以其出色的行政才能,奠定了上海特别市政府运作的基础。上海特别市政府的成立,以通过积极推进市政建设,实施“大上海计划”,作为实现“收回租界”的政治目标之一。但是,国民党党国体制下的上海特别市政府的政治架构与租界华人参政运动实现“自治”的目标格格不入,“大上海计划”除了受到日本侵略战争的破坏外,在财政也是难以为继的。因此,蒋介石在上海特别市政府成立典礼提出的“收回租界”的政治目标,在国民党的政治体制下,是不可能实现的。
孙延青[8]（2019）在《新中国成立初期湖南省长沙专区农村基层政权建设研究（1949-1954）》文中指出基层政权作为国家政权的基础,承载着国家管控基层社会、关爱基层民众的重要使命。中国自宋朝开始“王权止于县”,形成了传统“皇权—绅权”二元权力控制型社会。但近代以降,传统社会在内外交困中开始陷入全面危机之中。发端于清末新政以来国家现代化基层政权重构实践从北洋政府、南京国民政府一直延续至新中国成立。在“自治化”与“行政化”的路径选择中,在由“无为”转向“有为”的历程中,国民政府力主推行“乡闾保甲”、“新县制”等举措,但不仅未能完全实现国家权力的下延,相反在攫取资源过程中进一步造成农村社会“内卷化”。而中共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一方面将马克思列宁国家政权学说与中国国情相结合,对基层政权建设理论进行摸索。另一方面在革命根据地和解放区基层政权实践探索过程中,积累了丰富的建政经验。1949年8月湖南省长沙专区获得了和平解放。在此过程中国家并未“用完成革命的力量来非程序地、权威式”的渗入社会的各个角落,社会情况较为复杂。从1949年到1954年间,中共长沙地委在中共中央、中南局及湖南省委领导下,历时五年,立足于“行政化”路径下的“党治国家”模式,通过诉诸于“政党下乡”、“政权下乡”为核心的国家权力下延,对专区基层政权进行建构,实现了近代以来历届政权的未竟之业。在“政党下乡”过程中,通过培养基层干部、健全党委制度等“内部耦合”方式,实现了“政党”这一内生性权威从无到有的建构与渗透。长沙专区高度重视干部选拔、培养和整训工作。一方面通过采取审查甄别、建立学习机制、干部整风举措及开展“三反”等运动,选拔和培养了大批基层干部,提高了干部的素质和思想觉悟,整顿了工作作风,奠定了干部组织基础。另一方面在党组织建设方面则通过“审查党员”、“公开建党”、“整党建党”等举措,健全了党委机构,纯洁了党的组织,发展了党员,实现了党组织权威在乡（镇）乃至村级的确立。伴随着基层干部的“党员化”,基层干部和党员的有机契合保证了中共的坚强领导。在“政权下乡”过程中,中共长沙地委相继进行了以“接管建政”、“废除保甲”、“土地改革”和“人民普选”为核心的基层建政运动。力图以“外部嵌入”方式实现对专区基层政权组织和外延性权威的破旧立新。这既是持续的建政步骤,也是逐步完善的过程。四个阶段之间相互协同衔接,呈现出明显的步骤性和系统性。具体而言,长沙专区成立后,在“接管建政”历程中,实现了县级、区级政权的接管和建制。在随后以“废除保甲”为核心的建政运动中,主要通过开展“武装剿匪”、“支前筹粮”、“双减退押”运动,破除了地方军事权威及政治权威,延续千年之久的保甲制度彻底退出历史舞台。在以土地改革为中心的群众建政运动中,破除了经济权威乃至文化权威。与此同时,通过在运动中启发民众政治觉悟和参政意识,民众在认识自身力量的基础上,逐步成立了农民协会、青年团、民兵、妇联等群团组织,实现了对民众基础的重塑和改造。最终在以“人民普选”为中心的民主建政运动中,通过召开乡人民代表大会与建立乡人民政府,建构了以贫雇农为核心的地方基层民主政权,确立了以乡（镇）为核心的基层政权。最终伴随着1954年9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各级人民委员会组织法》的颁发,新中国农村基层政权的结构和职能获得了制度性安排和法理保障。长沙专区完成了以“乡（镇）”为主体的基层政权建设历程,乡村权力结构和乡村社会乃至基层民众也实现了权势转移。在这一系列“短平快”的运动治理方式主导下,长沙专区在破除旧有基层政权和权威的基础上,实现了以“政党下乡”、“政权下乡”为标志的基层政权的合法性重构,完成了自清末以来国家政权的下延和权威重塑历程。而民众在建政改造的过程中逐步被纳入到“党、政、群、团”等组织中来,专区的执政基础更加牢固。但这种基于国家偏好的选择性建构不可避免地存在着对乡村简单化和片面化认知,延续千年的传统乡村模式在“布新”和“除旧”中被批判而被“他者化”,对农村传统社会产生巨大的冲击。本文选取以新中国成立初期的湖南省长沙专区为个案研究,在占有广泛档案和文献资料的基础上,综合运用历史学、政治学、社会学等多学科方法,通过对新中国成立初期长沙专区农村基层政权的建设历程进行全景式描绘,力图梳理出中共长沙地委对农村基层政权的逐步控制和重塑过程,进而考察分析中共由革命党走向执政党的建政运动模式和内在治理逻辑。不仅有利于拓宽农村基层政权建设视域,进一步增强学界对于农村基层政权重构研究的广延性,同时通过总结建政历程中的经验和教训,对当前我国农村基层政权建设和社会主义实践提供资鉴价值。
朱薛友[9]（2019）在《六艺之教：马一浮与复性书院研究》文中研究指明近代学术以方法与材料区分新旧,潜在割裂了传统与现代之间学术与历史、价值与知识间的联系。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在儒学复兴的大背景下,马一浮提出“六艺统摄一切学术”的理论,以判教融合分科,整合中国传统学术,复兴儒家文化,挽救世道人心,创办复性书院为之尝试和实践。本文主要内容分五个部分,首先概述马一浮学术思想的流变与近代国学的走向,考察马一浮与近代各学术流派的对话与分合,及其独特的国学观;其次,分析马一浮从讲学浙大到创办复性书院的历程,考释复性书院创办的内外因缘及办学经过,探讨传统儒学契入现代文化的背景与路径;第三,通过梳理书院简章、马一浮与友人的论争、书院经费问题等,考察复性书院有别于现行教育体制的规制与宗旨,及在现代语境中如何诠释与转化儒学的问题;第四,为复性书院讲学研究,书院以讲会制度与课试展开学术交流与学业考核,综合《复性书院讲录》《尔雅台答问》《吹万集》《复性书院日记》等文,分析复性书院讲学时期马一浮与书院其他教师所讲具体内容与学生对此的体悟及研习,通过再现书院的教学方式与学习氛围,研究书院落实“六艺之教”的实情;第五,为复性书院刻书研究,着重考察在书院专事刻书后拟刻、所刻的各类书目,阐明马一浮如何提倡“六艺之教”的读书、治学次第与门径。同时,分析复性书院此时的经费困境及抗战胜利后书院的复杂走向,揭示儒学转型在三四十年代所遭遇的困境与其寻求出路的尝试。本论文主要通过对复性书院的研究,试图彰显马一浮“六艺统摄一切学术”国学思想的现实关照与实践路径,考察复性书院的学术反响与得失,进而思考马一浮学术的独特性以及“六艺统摄一切学术”成为典范的可能性,由此揭示近代儒学转型的多元走向,为当下文明国家探索提供知识参考与思想资源。
刘伟彦[10]（2019）在《民国晚期绍兴地区国税征管体制研究（1945-1949）》文中研究指明古今中外,财税一直是维持国家政权运行的支柱。1945-1949年,国民党政府的财政赤字日益扩大,基层国税的征收日益困难,税收征管水平的下降标志着国家有效治理的缺失。本文以绍兴地区的国家税征管为核心命题,通过对组织与人事、稽征与管理、流失与防治等税收现象的观察,试图分析税收的权力分配、制度实践、征纳关系和税务工作效率,以探究国家的税收治理问题,揭示民国晚期基层税政失灵的多重原因。在内忧外患之下,国家税的基层组织和人事管理经历急剧变革。1945年12月,财政部在绍兴地区建立分局,恢复直货两税在基层的征收。随着两税收入的不断增加,税局表现出良好的征收业绩。特别是货物税局的征收成本逐年下降,其效益明显优于同期的直接税局。1948年8月,两税合并为国税稽征局,组织的员额配置和职员结构出现小幅度的优化。然而,面对经济危机的日益加深,机构改革并未达到预期的效果。国税局不仅难以完成预算任务,而且因经费短缺还出现截留税款、摊派加征的问题。随着税务机关人事管理制度的不断完善,荐举与考试成为两种主要的任用途径,并且铨叙部对录用职员的年资、学历进行严格审查。为保障职员利益,税务机关实行官职分离的调遣原则,且现职非因过失不得任意撤免。然而受官僚文化的影响,税务机关的人事管理也存在任人唯亲、更迭频繁等缺陷。货物税是绍兴地区最重要的国税收入,政府十分重视征管制度的改良。首先,为严密控制税源,税局对卷烟厂的机器、产销、闭歇实行严格登记,且对历年绍酒酿缸的数额也进行详细编查。其次,税收的征课技术也实现长足地进步。例如,财政部设计多种国税征解的方法,给予商人灵活选择的便利;历年旺季督征计划的演进,也极大地推动基层税务手续的规范,以及中央政令执行的效率。最后,完税照证种类逐渐由繁到简,统一化的趋势十分显着。通过分析上述三项内容,发现货物税征管制度的实践过程明显受到地方利益团体的影响。主要表现为:围绕锡箔税收入的分配,中央政府与地方法团产生长期地争夺;酒税是分期匀缴还是随销随税,这在征税机关与纳税商人之间存在较大的分歧;当处理照证遗失、注销等问题时,税局的行政管理更是受到来自上级机关和纳税人团体的监督。在政府不断强化征收之时,货物税出现欠税和逃税的问题。酒税拖欠的规模逐年扩大,分局追缴工作却是收效甚微;因武装军人和投机商人的走私,锡箔逃税之风始终未能被彻底遏制。为保障国家收入、维护正当商人经营,政府也采取多种措施防治税收流失,但发挥的作用并不明显。例如,统一稽征与查验工作以后,税务机构与交通部门、地方组织进行密切协作,但分局依旧存在把控不严、阻碍运输的弊病;对于违章行为的处罚,政府虽然提高了惩治力度,并完善司法介入程序,但“私酿私售”、“漏税”、“未税私运”、“印照重用”、“未报验”等违章行为依然屡禁不绝。税收流失与纳税人的不遵从密切相关,而绍兴地区商人的减税和免税运动更是此起彼伏。因税收负担沉重,酒商频繁以各种理由向政府请愿,要求减免税额。在社会舆论的压力下,政府虽然也免除部分商品的税收,但围绕土酒和茶叶的免征还是产生持久的对抗。所利得税和印花税是本地直接税的主要构成部分,但征管政策的落实遇到很大阻力。为减少征收手续的苛扰,政府对营利事业所利得税进行简化稽征的改革,但政策在税理与现实之间不断摇摆,这极大地损害税收的公平性。对于政府的简化稽征而言,纳税商人团体无疑是一把“双刃剑”。他一方面协助税局查核账册,另一方面也团结商人进行请愿和抗争。此外,印花税政策也出现因时适变和执行困难的现象。印花税票的销售包括税局自售、机关代售、商号领销三种方法。通过订立合同,绍兴中国银行以委托代理的形式销售印花税票,且每年的管理模式、权利义务均有发生改变。发货票是诸多贴花凭证的一种,商号规避开票很容易造成税收流失。然而受长期以来商业习惯的客观限制,政府不得不对商人消极避税的行为进行妥协。总的来说,民国晚期绍兴地区的国税征管存在许多问题,从中可以管窥国家税收治理的失灵。在中央集权体制下,基层税局很难发挥自主能动性,同时还要面对社会特权组织的渗透和冲击。一旦中央权威有所放松,组织便有失控的风险,基层税局的行政效率和征收信誉势必出现断崖式的下跌。不可否认,国家税征管制度的建设取得很大的成绩,但这种制度并不能快速而有效地解决基层征管存在的各种问题。因政策缺乏试错的条件,且中央决策目标与现实环境渐行渐远,上层制度设计与基层实践很容易出现脱节。税收负担不均和产业救济匮乏,更是加深纳税人对政府征管的不信任。随着违章治理的逐渐失效,纳税人遵从的政治压力愈加难以支撑。政府单纯以财政目的进行征税,明显忽视税收对社会经济的调节作用。基层税局的高效征管是建立在牺牲公平的基础之上,而政治环境的动乱与恶化使它很难长久持续下去。
二、北京拟设经济运行联席会议制度（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北京拟设经济运行联席会议制度（论文提纲范文）
（1）民国时期云南省教育会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由 |
| (一)考察云南教育会对民国云南教育近代化的作用 |
| (二)云南省教育会研究对当今教育团体的运行具有借鉴作用 |
| 二、选题意义 |
| (一)云南省教育会研究是对教育史研究的扩充 |
| (二)云南省教育会对当代教育团体在运作与功能上具有借鉴意义 |
| 三、文献综述 |
| (一)中国近代教育会现状 |
| (二)云南省教育会研究现状 |
| 四、概念界定 |
| (一)教育会 |
| (二)教育近代化 |
| 五、研究方法与研究思路 |
| (一)研究方法 |
| (二)研究思路 |
| 第一章 云南省教育会产生的历史条件 |
| 第一节 云南省教育会产生外在背景 |
| 一、清末推行新式教育的需要 |
| 二、结社传统与结社热潮的影响 |
| 第二节 云南省教育会产生的内部条件 |
| 一、云南近代教育的发展需要 |
| 二、云南新士绅阶层与新知识分子群体的推动 |
| 第二章 云南省教育会的总体情况 |
| 第一节 云南省教育会发展概况 |
| 一、兴学补政:云南教育总会组建时期(1909-1912) |
| 二、研究教育:云南省教育会发展时期(1913-1927) |
| 三、改造重组:云南省教育会停滞时期(1927-1931) |
| 四、亲民教育:云南省教育会重振时期(1931-1949) |
| 第二节 云南省教育会的成员情况、组织结构与经费情况 |
| 一、云南省教育会的成员情况 |
| 二、云南省教育会的组织结构 |
| 三、云南省教育会的经费情况 |
| 第三节 云南省教育会的性质 |
| 第三章 云南省教育会的主要活动 |
| 第一节 发展教育 |
| 一、开设学校,推广教育 |
| 二、发展学术,研究教育 |
| 三、办理学务,辅助教育 |
| 第二节 其他活动 |
| 一、参与政治 |
| 二、开展社会活动 |
| 第四章 云南省教育会的特点及历史作用 |
| 第一节 云南省教育会的特点 |
| 一、组织规模有限 |
| 二、活动以教育活动为主 |
| 三、注重教育实践 |
| 第二节 云南省教育会的历史作用 |
| 一、推进云南近代教育发展 |
| 二、促进云南近代文化发展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和研究成果 |
| 致谢 |
（2）形塑国民：近代江苏通俗教育实践研究（1905-1929）（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缘起 |
| 二、概念界定 |
| 三、学术史回顾 |
| 四、研究思路与方法 |
| 五、创新与不足 |
| 第一章 近代江苏通俗教育的兴衰 |
| 第一节 清末江苏通俗教育的兴起 |
| 一、通俗教育纳入中央教育管理 |
| 二、通俗教育列入江苏教育设施范畴 |
| 三、江苏通俗教育实践的肇始 |
| 第二节 民初通俗教育的建制与发展 |
| 一、中央通俗教育行政机构的创立 |
| 二、江苏通俗教育行政机构的建立 |
| 三、江苏通俗教育实践的发展 |
| 第三节 20世纪20年代江苏通俗教育的衰落 |
| 一、江苏通俗教育的式微 |
| 二、江苏平民教育如火如荼 |
| 三、江苏民众教育统而代之 |
| 小结 |
| 第二章 近代江苏教育团体的通俗教育实践 |
| 第一节 展“鼓吹之力”的上海通俗教育研究会 |
| 一、伍达与上海通俗教育研究会 |
| 二、上海通俗教育研究会的擘画 |
| 三、上海通俗教育研究会的影响 |
| 第二节 上海通俗教育研究会的实践运作 |
| 一、研究会“征集意见” |
| 二、各方意见与认识分歧 |
| 三、研究会的“意见之回应” |
| 第三节 江苏省教育会的通俗教育实践 |
| 一、地方通俗教育事务中的角色 |
| 二、具体而微的通俗教育实践 |
| 三、教育会的终结及其影响 |
| 第四节 江苏省教育会附设通俗教育研究会 |
| 一、成立研究会的缘起 |
| 二、研究会的年会决议案 |
| 三、研究会的终结及影响 |
| 小结 |
| 第三章 近代江苏通俗报刊与国民的观念塑造 |
| 第一节 江苏通俗报刊、报人与读者 |
| 一、清末江苏地区通俗报刊的兴办 |
| 二、民国江苏地区通俗报刊的分化 |
| 三、近代江苏地区通俗报人及其使命 |
| 四、读者预期及现实分歧 |
| 第二节 江苏通俗报刊与国家观念的培植 |
| 一、“欲爱身家,先爱国家” |
| 二、“爱国的实事”在“尽本分” |
| 三、国家观念与民众阅读习惯 |
| 第三节 “蝇能传疫”:江苏通俗报刊对卫生观念的普及 |
| 一、“蝇头小事”: 清末民众对于苍蝇的认知 |
| 二、“国民公敌”: 民国时期“蝇能传疫”观念的流传 |
| 三、通俗报刊向苍蝇“宣战” |
| 四、对普及“蝇能传疫”观念的评价 |
| 小结 |
| 第四章 近代江苏学校式通俗教育与国民常识的启蒙 |
| 第一节 清末江苏简易识字学塾与国民常识启蒙 |
| 一、简易识字学塾的创办背景 |
| 二、简易识字学塾的开办及运作 |
| 三、简易识字课本的国民常识书写 |
| 四、简易识字学塾国民常识启蒙成效 |
| 第二节 民初通俗教育学校与国民常识传播 |
| 一、董景安与通俗教育学校的创办 |
| 二、普及国民常识的“奇书” |
| 三、通俗教育学校的发展及其成效 |
| 第三节 江苏通俗夜校与国民常识传授 |
| 一、江苏通俗夜校的创办 |
| 二、江苏通俗夜校的实践 |
| 三、江苏通俗夜校的成效 |
| 小结 |
| 第五章 近代江苏通俗教育馆与国民常识的普及 |
| 第一节 江苏通俗教育馆的创建与推广 |
| 一、江苏通俗教育馆的筹备及其定位 |
| 二、江苏各级通俗教育馆的成立 |
| 三、昙花一现的通俗教育馆联合会 |
| 第二节 通俗教育馆的讲演与国民常识普及 |
| 一、普及常识的讲演人才筹备 |
| 二、通俗教育馆的馆内常识演示 |
| 三、巡回讲演中的常识普及活动 |
| 四、讲演中的国民常识选取标准 |
| 第三节 通俗教育馆的展览与国民常识普及 |
| 一、展览设置的缘起 |
| 二、展览普及国民常识 |
| 三、展览的娱乐性 |
| 第四节 通俗教育馆的社会影响及其困境 |
| 一、通俗教育馆的社会影响 |
| 二、通俗教育馆面临的困境 |
| 小结 |
| 第六章 近代江苏通俗教育实践的总体评价 |
| 第一节 江苏通俗教育实践的特征 |
| 一、开全国通俗教育风气之先 |
| 二、聚焦底层民众的启蒙之旅 |
| 三、依凭媒介的广泛传播路径 |
| 四、通俗教育实践推进的渐进性 |
| 第二节 江苏通俗教育实践的影响 |
| 一、建构民众的国家观念 |
| 二、启蒙民众的国民意识 |
| 三、普及民众的科学常识 |
| 第三节 江苏通俗教育实践的局限及原因 |
| 一、通俗教育实践的局限性 |
| 二、影响通俗教育实践成效的因素 |
| 小结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的学术成果 |
| 致谢 |
（3）成都市武侯区领导干部经济责任审计结果运用存在的问题及对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与意义 |
| 1.1.1 选题背景及依据 |
| 1.1.2 选题目的、意义 |
| 1.2 国内外研究综述 |
| 1.2.1 国内经济责任审计及结果运用研究综述 |
| 1.2.2 国外绩效审计的研究理论综述 |
| 1.2.3 国内外文献评述 |
| 1.3 研究内容、方法、技术路线及创新与不足 |
| 1.3.1 研究内容 |
| 1.3.2 研究方法 |
| 1.3.3 研究技术路线 |
| 1.3.4 可能的创新与不足 |
| 第二章 理论概述 |
| 2.1 经济责任审计相关概念 |
| 2.1.1 经济责任审计的涵义 |
| 2.1.2 经济责任审计的历史沿革 |
| 2.1.3 经济责任审计的目标 |
| 2.2 经济责任审计结果运用理论基础 |
| 2.2.1 公共受托经济责任理论 |
| 2.2.2 国家治理理论 |
| 2.3 经济责任审计结果运用的原则及特点 |
| 2.3.1 经济责任审计结果运用的原则 |
| 2.3.2 经济责任审计结果运用的特点 |
| 2.4 新《规定》对经济责任审计结果运用的新要求 |
| 2.4.1 对建立健全经济责任审计结果运用制度提出明确要求 |
| 2.4.2 对审计机关及相关主管部门运用经济责任审计结果进行了规范 |
| 2.4.3 对被审计单位根据审计结果如何进行整改作出了规定 |
| 第三章 成都市武侯区领导干部经济责任审计结果运用现状 |
| 3.1 成都市武侯区开展经济责任审计的总体情况 |
| 3.1.1 审计机关情况介绍 |
| 3.1.2 经济责任审计开展的总体情况(2015年—2019年) |
| 3.1.3 经济责任审计的主要做法 |
| 3.2 成都市武侯区领导干部经济责任审计结果运用的总体情况 |
| 3.2.1 经济责任审计结果运用的方式 |
| 3.2.2 经济责任审计结果运用的流程 |
| 3.2.3 经济责任审计结果运用的成效 |
| 第四章 成都市武侯区领导干部经济责任审计结果运用存在的问题及原因分析 |
| 4.1 对成都市武侯区领导干部经济责任审计结果运用存在问题的调查与访谈 |
| 4.1.1 调查与访谈的目的 |
| 4.1.2 调查与访谈对象的选取 |
| 4.1.3 调查问卷与访谈的问题设计(详见附录1、2) |
| 4.1.4 调查与访谈结果的统计和分析 |
| 4.2 武侯区领导干部经济责任审计结果运用相关案例 |
| 4.2.1 街道办事处领导干部经济责任审计结果运用案例 |
| 4.2.2 区级部门领导干部经济责任审计结果运用案例 |
| 4.2.3 案例分析 |
| 4.3 成都市武侯区领导干部经济责任审计结果运用存在的问题 |
| 4.3.1 审计结果运用率不高 |
| 4.3.2 审计结果运用刚性约束力不够 |
| 4.3.3 审计结果与干部职务晋升关联不紧密 |
| 4.3.4 审计结果运用透明度不高 |
| 4.4 成都市武侯区领导干部经济责任审计结果运用存在问题的原因分析 |
| 4.4.1 对审计结果运用的理解存在偏差 |
| 4.4.2 审计结果运用制度规定不完善 |
| 4.4.3 各职能部门协调机制不成熟 |
| 4.4.4 后续整改跟踪督促不到位 |
| 4.4.5 审计结果质量不稳定 |
| 第五章 成都市武侯区领导干部经济责任审计结果运用的具体对策 |
| 5.1 对策的理论分析框架 |
| 5.1.1 运用公共受托经济责任理论分析对策 |
| 5.1.2 运用国家治理理论分析对策 |
| 5.1.3 运用新《规定》分析对策 |
| 5.2 进一步健全审计结果运用制度 |
| 5.2.1 制定出台经济责任审计结果运用办法 |
| 5.2.2 完善符合基层领导干部经济责任审计的评价指标体系 |
| 5.2.3 建立经济责任审计结果运用总结评价制度 |
| 5.2.4 完善现有审计整改制度和建立审计整改问责制度 |
| 5.3 加强经济责任审计工作的组织实施 |
| 5.3.1 以“任中审计”和“先审后离”代替“先离后审” |
| 5.3.2 细化经济责任审计工作计划和审计内容 |
| 5.3.3 调整优化经济责任审计重点 |
| 5.3.4 提升审计人员业务工作能力 |
| 5.4 创新经济责任审计结果运用方式 |
| 5.4.1 健全和完善经济责任审计联席会议制度 |
| 5.4.2 强化相关部门的全域信息共享机制 |
| 5.4.3 扩大经济责任审计结果运用范围 |
| 5.4.4 建立经济责任审计结果公告制度 |
| 第六章 结论 |
| 致谢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4）基于乡村振兴背景的山东省农村集体经济审计模式创新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引言 |
| 1.1 研究背景 |
| 1.2 研究目的和意义 |
| 1.2.1 研究目的 |
| 1.2.2 研究意义 |
| 1.3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1.3.1 国外研究现状 |
| 1.3.2 国内研究现状 |
| 1.3.3 研究现状述评 |
| 1.4 研究方法与技术路线 |
| 1.4.1 研究方法 |
| 1.4.2 技术路线 |
| 1.5 主要研究内容 |
| 1.6 创新与不足之处 |
| 1.6.1 创新之处 |
| 1.6.2 不足之处 |
| 2 概念界定和理论基础 |
| 2.1 概念界定 |
| 2.1.1 农村集体经济 |
| 2.1.2 农村集体经济审计 |
| 2.1.3 农村集体经济审计模式 |
| 2.2 理论基础 |
| 2.2.1 委托代理理论 |
| 2.2.2 免疫系统理论 |
| 2.2.3 制度变迁理论 |
| 3 山东省农村集体经济审计模式现状调查与分析 |
| 3.1 调查问卷设计与实施 |
| 3.1.1 调查问卷设计 |
| 3.1.2 调查问卷实施情况 |
| 3.2 样本的描述性统计分析 |
| 3.2.1 样本行政区域分布情况分析 |
| 3.2.2 样本受访者的基本情况分析 |
| 3.3 山东省农村集体经济审计组织模式现状分析 |
| 3.3.1 农村经济经营管理部门主管审计模式 |
| 3.3.2 乡镇政府单设审计机构审计模式 |
| 3.3.3 会计师事务所审计模式 |
| 3.3.4 国家审计机关主管审计模式 |
| 3.4 山东省农村集体经济审计行为模式现状分析 |
| 3.4.1 农村集体经济审计内容 |
| 3.4.2 农村集体经济审计方法 |
| 3.4.3 农村集体经济审计过程 |
| 3.4.4 农村集体经济审计结果处理 |
| 3.4.5 农村集体经济审计外部法律环境 |
| 3.4.6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内部控制制度 |
| 4 农村集体经济审计模式满意度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 |
| 4.1 农村集体经济审计模式满意度影响因素研究假设 |
| 4.1.1 个人特征与农村集体经济审计模式满意度 |
| 4.1.2 审计主体特征与农村集体经济审计模式满意度 |
| 4.1.3 审计准备阶段特征与农村集体经济审计模式满意度 |
| 4.1.4 审计实施阶段特征与农村集体经济审计模式满意度 |
| 4.1.5 审计终结阶段特征与农村集体经济审计模式满意度 |
| 4.1.6 审计依据特征与农村集体经济审计模式满意度 |
| 4.1.7 内部控制制度特征与农村集体经济审计模式满意度 |
| 4.2 农村集体经济审计模式满意度影响因素实证研究设计 |
| 4.2.1 数据来源与样本基本特征 |
| 4.2.2 变量选择与说明 |
| 4.2.3 模型选择与构建 |
| 4.3 变量描述性分析 |
| 4.3.1 农村集体经济审计模式满意度描述性分析 |
| 4.3.2 农村集体经济审计模式满意度影响因素描述性分析 |
| 4.4 农村集体经济审计模式满意度影响因素实证模型检验 |
| 4.4.1 平行性检验 |
| 4.4.2 模型拟合优度检验 |
| 4.5 农村集体经济审计模式满意度影响因素实证结果分析 |
| 4.5.1 农村集体经济审计模式满意度影响因素回归结果 |
| 4.5.2 各影响因素对农村集体经济审计模式满意度的影响 |
| 4.5.3 农村集体经济审计模式满意度影响因素聚类分析 |
| 5 山东省农村集体经济审计模式创新设计及保障机制 |
| 5.1 农村集体经济审计模式创新基本原则 |
| 5.1.1 坚持提高审计独立性的原则 |
| 5.1.2 坚持政府主导与市场参与相结合原则 |
| 5.1.3 坚持权衡成本效益的原则 |
| 5.2 山东省农村集体经济审计模式优化 |
| 5.2.1 “全覆盖综合审计”模式构想 |
| 5.2.2 全覆盖综合审计模式领导体制设计 |
| 5.2.3 全覆盖综合审计模式组织机构设计 |
| 5.2.4 全覆盖综合审计模式运行机制设计 |
| 5.3 山东省农村集体经济审计模式创新可行性分析论证 |
| 5.3.1 全覆盖综合审计模式设计成本 |
| 5.3.2 全覆盖综合审计模式实施成本 |
| 5.3.3 全覆盖综合审计模式预期摩擦成本 |
| 5.4 山东省农村集体经济审计模式创新保障机制 |
| 5.4.1 明确定位审计目标,正确把握审计需求 |
| 5.4.2 提高审计独立性水平,减少审计范围受限程度 |
| 5.4.3 构建审计资源支持机制,保证审计工作顺利开展 |
| 5.4.4 增强审计依据保障,合理制定审计计划 |
| 5.4.5 完善审计结果公开机制,强化审计问责追究制度 |
| 5.4.6 健全有效内部控制制度,降低内部控制制度风险水平 |
| 6 研究结论和展望 |
| 6.1 研究结论 |
| 6.2 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致谢 |
| 攻读硕士学位期间取得的学术成果 |
（5）河南省职业教育校企合作政策变迁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背景和意义 |
| 1、研究背景 |
| 2、研究意义 |
| (二)文献综述 |
| 1、国外研究现状 |
| 2、国内研究现状 |
| 3、研究述评 |
| (三)核心概念界定 |
| 1、职业教育 |
| 2、校企合作 |
| 3、政策变迁 |
| (四)理论工具 |
| 1、支持联盟框架的主要观点 |
| 2、支持联盟框架的模型 |
| (五)研究思路和研究方法 |
| 1、研究思路 |
| 2、研究方法 |
| (六)创新与不足 |
| 1、创新之处 |
| 2、不足之处 |
| 二、河南省职业教育校企合作政策变迁的分析 |
| (一)河南省职业教育校企合作政策和支持联盟框架相关性分析 |
| 1、适切性解释:政策变迁历程符合支持联盟框架的假设条件 |
| 2、匹配性说明:政策变迁的变量关系匹配支持联盟框架的变量关系 |
| 3、内嵌性构建:政策变迁的模型嵌入支持联盟框架的模型 |
| (二)河南省职业教育校企合作政策变迁的历程 |
| 1、政策起步期(1949-1991年):计划经济时期 |
| 2、政策探索期(1992-2013年):市场经济高速发展时期 |
| 3、政策发展期(2014年-至今):市场经济质量发展时期 |
| (三)支持联盟框架下河南省职业教育校企合作政策变迁的分析 |
| 1、政策变迁的动因分析 |
| 2、政策变迁的内容分析 |
| 3、政策变迁的效果分析 |
| (四)支持联盟框架视角下河南省职业教育校企合作政策变迁阻力 |
| 1、政策变迁的动力主体单一 |
| 2、政策变迁的形式大于实质 |
| 3、政策变迁面临“走样”风险 |
| 三、河南省职业教育校企合作政策变迁受阻的原因 |
| (一)政策变迁的内驱动力不足 |
| 1、外生于子系统的事件主导变迁 |
| 2、政策内部子系统之间互动性差 |
| 3、政策内部掮客作用发挥不充分 |
| (二)政策变迁的内容滞后 |
| 1、河南省级政策与国家政策趋同 |
| 2、政策变迁的内容路径依赖性强 |
| 3、政策变迁的内容过于宏观指导 |
| (三)政策变迁操作性差 |
| 1、不同政策子系统之间的政策信仰调和难度大 |
| 2、各地市政策发展不均衡削弱变迁的整合力度 |
| 3、府际部门间跨部门合作存在资源配置的壁垒 |
| 四、推进河南省职业教育校企合作政策变迁的策略 |
| (一)提高政策变迁的主动性 |
| 1、关注河南省外部环境变化提高政策变迁灵敏度 |
| 2、拓展政策诉求渠道增强内部子系统之间互动性 |
| 3、保障掮客行业协会中立地位确保掮客发挥作用 |
| (二)提高政策变迁的内容创新性 |
| 1、鼓励各地市开展政策试点探索适合河南的独创性政策 |
| 2、学习先进省区政策制定策略提高政策制定者创新意识 |
| 3、加强联盟内部子系统间政策学习提高政策微观指导性 |
| (三)增强政策变迁的操作执行性 |
| 1、协调各联盟间政策信仰构建科学的政策体系 |
| 2、督促各地市制定配套政策增强变迁的整合力 |
| 3、推进府际部门间建立有效协调机制打破壁垒 |
| 结论与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致谢 |
（6）H区新的社会阶层统战工作问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引言 |
| 一、选题的背景及意义 |
| (一)选题背景 |
| (二)选题意义 |
| 二、国内外相关研究文献综述 |
| (一)对新的社会阶层的研究 |
| (二)对新的社会阶层统战工作的研究 |
| (三)对统一战线发展历程的研究 |
| 三、研究的基本思路和方法 |
| (一)研究的基本思路 |
| (二)研究的方法工具 |
| 四、创新之处 |
| 第一章 新的社会阶层统战工作的内涵和理论基础 |
| 一、新的社会阶层的内涵 |
| (一)新的社会阶层的概念及范围 |
| (二)新的社会阶层的主要特征 |
| (三)新的社会阶层群体构成分布 |
| 二、新的社会基层统战工作的理论支撑 |
| (一)统一战线理论 |
| (二)治理理论 |
| 第二章 H区新的社会阶层统战工作的特点及挑战 |
| 一、H区新的社会阶层的基本特点 |
| (一)内部结构复杂多变 |
| (二)能力水平参差不齐 |
| (三)阶层意识相对淡薄 |
| (四)经济实力较弱 |
| 二、H区新的社会阶层发展变动带来的挑战 |
| (一)行为趋利性带来的挑战 |
| (二)结构不稳定性带来的挑战 |
| (三)组织薄弱性带来的挑战 |
| 第三章 H区新的社会阶层工作现状、措施及成效 |
| 一、H区新的社会阶层人员调查现状 |
| (一)私营企业和外资企业的管理人员和技术人员 |
| (二)社会组织从业人员 |
| (三)新媒体从业人员 |
| (四)自由职业人员 |
| 二、H区新的社会阶层统战工作措施 |
| (一)充分发挥各主体作用 |
| (二)创建工作载体平台 |
| (三)激发工作队伍活力 |
| 三、H区统战工作取得的成效 |
| (一)初步形成总体布局 |
| (二)营造了浓厚氛围 |
| (三)构建了工作制度体系 |
| (四)促进了社会组织健康有序发展 |
| 第四章 H区新的社会阶层统战工作存在的问题及原因分析 |
| 一、H区新的社会阶层统战工作存在的问题 |
| (一)配套机制不完善 |
| (二)工作覆盖面过窄 |
| (三)社会知名度不高 |
| (四)团体作用发挥不明显 |
| 二、H区新的社会阶层统战工作存在问题的原因分析 |
| (一)工作机制缺失,措施不到位 |
| (二)亮点不突出,品牌效应尚未形成 |
| (三)宣传不到位,工作难以有效组织 |
| (四)团体组织培育不足,服务支持力度弱 |
| 第五章 H区新的社会阶层统战工作优化策略建议 |
| 一、建立健全H区新的社会阶层统战工作机制 |
| (一)推动调查研究 |
| (二)健全工作机制 |
| (三)把握关键环节 |
| 二、积极打造H区新的社会阶层统战工作品牌 |
| (一)创建实践创新基地 |
| (二)抓好服务管理 |
| (三)发挥职能优势 |
| 三、加强H区新的社会阶层统战宣传工作 |
| (一)利用传统统战方式开展宣传 |
| (二)丰富新的社会阶层宣传渠道 |
| (三)做好新的社会阶层教育培训 |
| 四、激发H区新的社会阶层投身经济发展建设活力 |
| (一)加大统战工作重视程度 |
| (二)建强统战工作队伍 |
| 五、牢牢坚持H区新的社会阶层统战工作的主要原则 |
| (一)坚持党的领导 |
| (二)坚持分层推进 |
| (三)坚持方式创新 |
| (四)加强分级分类指导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附件 H区新的社会阶层人士调查问卷 |
（7）黄郛与上海特别市政府（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由及意义 |
| 二、研究现状 |
| 三、本文研究思路 |
| 第一章 黄郛生平寻根由 |
| 第一节 投身于革命事业 |
| 一、求学生涯 |
| 二、参加辛亥革命与二次革命 |
| 三、流亡生涯与护国运动 |
| 第二节 成名于北洋官场 |
| 一、华盛顿会议与外交总长 |
| 二、两任教育总长与代国务总理 |
| 第三节 再转入国民革命 |
| 一、响应北伐 |
| 二、蒋介石阵营要角 |
| 小结 |
| 第二章 上海特别市的形成 |
| 第一节 “华界”的出现 |
| 一、一市三界 |
| 二、华界市政的兴起 |
| 第二节 淞沪合并 |
| 一、吴淞自开埠 |
| 二、两个都督府 |
| 三、淞沪商埠 |
| 第三节 上海特别市的确立 |
| 一、上海特别市市民政府 |
| 二、上海特别市政府的酝酿 |
| 小结 |
| 第三章 黄郛主政上海的政府架构与人事 |
| 第一节 扩充淞沪商埠督办公署设置 |
| 一、六处一局到一处十局 |
| 二、多级总揽制 |
| 第二节 人事安排 |
| 第三节 协调党、政、军关系 |
| 一、调和与市党部的矛盾 |
| 二、“竭力避免与他种机关为难” |
| 小结 |
| 第四章 难解的政治框架与收回租界的矛盾 |
| 第一节 特别市政府条例 |
| 一、上海政治分会草案 |
| 二、南京政治会议决议 |
| 三、整理上海办法 |
| 四、背离了孙中山的民主建国精神 |
| 第二节 租界市政权力的来源问题 |
| 一、从租地人会议到纳税人会议 |
| 二、华人参政运动的兴起 |
| 三、租界地位与中国国家主权 |
| 第三节 收回租界的难产 |
| 一、收回还是交还? |
| 二、设立特别区? |
| 三、推进“大上海计划”? |
| 小结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致谢 |
（8）新中国成立初期湖南省长沙专区农村基层政权建设研究（1949-1954）（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0.1 选题缘由与研究价值 |
| 0.2 国内外研究综述 |
| 0.3 研究内容与研究方法 |
| 0.4 相关概念界定 |
| 第1章 长沙专区社会历史背景 |
| 1.1 长沙专区的人文历史和建制沿革 |
| 1.2 中国历代基层政权的历史变迁 |
| 1.3 晚清及北洋政府时期“自治化”实践 |
| 1.4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由“自治化”向“行政化”过渡 |
| 1.5 “国家政权内卷化” |
| 第2章 中共基层政权建设的理论来源与实践探索 |
| 2.1 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共基层建政的理论来源 |
| 2.2 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共基层建政的实践探索 |
| 2.3 “行政化”路径下“党治国家”模式的确定 |
| 第3章 长沙专区的解放与面临的复杂形势 |
| 3.1 长沙专区的解放 |
| 3.2 长沙专区各县人民政府的成立 |
| 3.3 长沙专区新生人民政权面临的复杂形势 |
| 第4章 长沙专区成立初期基层干部队伍建设 |
| 4.1 中共长沙地委领导机构的组建与南下 |
| 4.2 中共南下长沙地委与地下党的会师 |
| 4.3 长沙专区基层干部选拔 |
| 4.4 基层干部的培训与整风 |
| 第5章 长沙专区基层党组织的建设与党的权威重塑 |
| 5.1 长沙专区基层党组织现状 |
| 5.2 审查党员:保持组织纯洁性 |
| 5.3 公开建党:公开党的组织与发展基层党组织 |
| 5.4 整党建党:健全党委制度与整风整党 |
| 第6章 以“接管运动”为中心的基层建政 |
| 6.1 以“城乡兼顾”为工作中心的确定 |
| 6.2 以“接管运动”为中心的基层政权的初创 |
| 6.3 区、乡政权的接管和区政府、党委的成立 |
| 6.4 保甲制度的暂时保留 |
| 第7章 “剿匪”及“清匪”运动 |
| 7.1 匪患的形成原因与目标指向 |
| 7.2 剿匪运动的历程 |
| 7.3 主力地方化和地方人民武装的建立 |
| 7.4 全面发动群众,进行清匪斗争 |
| 7.5 镇压反革命 |
| 第8章 “支前征粮” |
| 8.1 征粮运动的必要性 |
| 8.2 “夏借”工作的开展 |
| 8.3 “秋征”工作的开展 |
| 8.4 党政群组织的初建与对民众的初步动员 |
| 8.5 阶级斗争下的“加征大户”和“查挤黑田” |
| 8.6 征粮运动与基层政权的建设 |
| 第9章 “双减反霸” |
| 9.1 “双减反霸”运动的缘起 |
| 9.2 “双减反霸”运动历程 |
| 9.3 双减反霸与党群团组织的初建 |
| 9.4 保甲制度的废除与乡政权的初建 |
| 第10章 以土地改革为中心的群众建政 |
| 10.1 土改的必要性 |
| 10.2 土地改革的准备工作 |
| 10.3 .土地改革对民众的动员与改造 |
| 10.4 土地改革与乡村社会改造 |
| 第11章 以人民普选为中心的民主建政和乡基层政权的确立 |
| 11.1 乡基层政权的逐步确立 |
| 11.2 民主建政工作的开展 |
| 11.3 《宪法》的颁布与乡(镇)基层政权的正式确立 |
| 第12章 长沙专区基层政权建政特点与历史影响 |
| 12.1 建政特点 |
| 12.2 历史影响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9）六艺之教：马一浮与复性书院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致谢 |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研究意义 |
| 1.2 研究现状 |
| 1.3 研究思路 |
| 2 马一浮的学术历程与近代国学走向 |
| 2.1 马一浮的学术历程 |
| 2.2 近代国学走向与马一浮的国学观 |
| 3 从“国学讲座”到“复性书院” |
| 3.1 浙大“国学讲座” |
| 3.2 倡议创办复性书院 |
| 4 经术与义理: 复性书院规制与宗旨 |
| 4.1 复性书院规制与学生征选 |
| 4.2 马一浮与贺昌群、熊十力关于复性书院的论争 |
| 4.3 书院的经费问题 |
| 5 六艺之教:复性书院讲学研究 |
| 5.1 复性书院师资与教学 |
| 5.2 《吹万集》与六艺之教 |
| 6 文脉一线之传: 复性书院刻书研究 |
| 6.1 马一浮罢讲及书院转向刻书 |
| 6.2 专事刻书后的经费问题——接收食米事 |
| 6.3 抗战胜利后复性书院之走向 |
| 7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作者简历 |
（10）民国晚期绍兴地区国税征管体制研究（1945-1949）（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节 对象与问题 |
| 第二节 研究现状 |
| 第三节 资料与框架 |
| 第一章 基层税局的组织与人事 |
| 第一节 绍兴分局的重建过程与组织调整 |
| 一 战后基层税务机构的重建 |
| 二 国税合并以后的组织变化 |
| 第二节 绍兴分局职员的任免与管理 |
| 一 任职的来源与途径 |
| 二 职员的铨叙与审查 |
| 三 职员的任期与更调 |
| 第三节 绍兴分局税收稽征的效率 |
| 一 货物税分局的征纳额度与行政费用 |
| 二 直接税分局的征纳额度与行政费用 |
| 三 国税稽征局成立后的收支困境 |
| 小结 |
| 第二章 货物税的稽征与改良 |
| 第一节 税源的整顿与控制 |
| 一 中央与地方对箔税的争夺 |
| 二 卷烟的登记与控制 |
| 三 土酒酿缸的编查 |
| 第二节 稽征方法与手续的改进 |
| 一 征解的制度安排 |
| 二 税务督察方法的实行 |
| 三 已税货物分运的办理 |
| 四 酒税分期匀缴的实施争议 |
| 第三节 完税照证的管理 |
| 一 照证的填发与缴验 |
| 二 票照管理的问题及治理 |
| 小结 |
| 第三章 货物税的流失与治理 |
| 第一节 货物税的拖欠与偷漏 |
| 一 土酒欠税的扩大及追缴 |
| 二 锡箔的走私与查缉 |
| 第二节 货物查验与违章处理 |
| 一 查验的实施及困境 |
| 二 纳税人的违章与处理 |
| 第三节 税收减免中官商纷争 |
| 一 税额的调整与核减 |
| 二 免税的实施与角力 |
| 小结 |
| 第四章 直接税的征管及因应 |
| 第一节 征收所利得税的利益博弈 |
| 一 1946年简化稽征的困境 |
| 二 查账过程的商会参与 |
| 三 估缴制的实施及弊病 |
| 第二节 印花税票的代销与规避 |
| 一 中国银行绍兴支行代销印花税票 |
| 二 商号规避发票贴花问题的治理 |
| 小结 |
| 结论 |
| 一 “均权”体制下基层权力的流失 |
| 二 制度建设与征管实践的脱节 |
| 三 官商博弈下纳税人的不遵从 |
| 四 税收功能与征管绩效的下降 |
| 参考文献 |
四、北京拟设经济运行联席会议制度（论文参考文献）
- [1]民国时期云南省教育会研究[D]. 蔡晨欣. 云南师范大学, 2021(08)
- [2]形塑国民：近代江苏通俗教育实践研究（1905-1929）[D]. 马春霞. 扬州大学, 2021(02)
- [3]成都市武侯区领导干部经济责任审计结果运用存在的问题及对策研究[D]. 刘庆瑶. 电子科技大学, 2020(04)
- [4]基于乡村振兴背景的山东省农村集体经济审计模式创新研究[D]. 宋志明. 山东农业大学, 2020(10)
- [5]河南省职业教育校企合作政策变迁研究[D]. 樊晓佩. 郑州大学, 2020(03)
- [6]H区新的社会阶层统战工作问题研究[D]. 魏莹. 河南大学, 2020(02)
- [7]黄郛与上海特别市政府[D]. 张超. 上海师范大学, 2020(07)
- [8]新中国成立初期湖南省长沙专区农村基层政权建设研究（1949-1954）[D]. 孙延青. 湘潭大学, 2019(12)
- [9]六艺之教：马一浮与复性书院研究[D]. 朱薛友. 浙江大学, 2019(01)
- [10]民国晚期绍兴地区国税征管体制研究（1945-1949）[D]. 刘伟彦. 厦门大学,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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