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近代桂西商品经济不发达原因初探（论文文献综述）
唐厚权[1]（2021）在《百年来桂东北民族村寨产业变迁研究 ——以村民从业选择为视角》文中研究说明本文在整合桂东北民族村寨调查资料的基础上,聚焦桂东北民族村寨20世纪前、1900-1949年、1949-1978年、1979-2000年这四个重大历史时期,分析桂东北民族村寨从业选择的演变趋势,从而理顺从业选择与乡村产业转型的关系。根据区域自然地理特征,将桂东北民族村寨划分为山区民族村寨和坝区民族村寨。在20世纪前,山区民族村寨以“刀耕火种”的粗放型农业经营方式为主,辅以杉、松、竹木、茶等林木种植,培育林副产品,形成了农林兼具的产业结构。坝区民族村寨立足稻米为主的粮食生产,手工业和商业仅有零星发展,形成了以传统农业为主导的产业结构。这两种类型的产业结构为桂东北民族村寨的产业变迁奠定了基础。进入20世纪后,国际国内市场的力量促使村民从业分途。山区民族村寨和坝区民族村寨从业选择朝着三个方向转变:一是出现林农、粮农、糖农等专业型农户、手工专业户和商贩;二是村民身兼多职,在市场导向下组织生产;三是地主、富农和商人合股投资手工业和矿业。民族村寨村民从业选择的三重转变,激发了民族村寨产业结构的三重初变。产业三重初变,具体表现为桂东北民族村寨农业商品化和市场化趋势加强,以林产品加工,食品加工和纺织为中心的特色手工业获得发展,农村地区商贸经济繁荣。尽管山区民族村寨和坝区民族村寨都历经产业初变,但是坝区民族村寨转型力度强于山区民族村寨。新中国成立以来,桂东北民族村寨通过土地改革、三大改造和人民公社化运动,最终形成了以“一大二公”为特点的集体化经济体制。村民成为人民公社的一员,其从业选择完全受到人民公社的管理和调配。从业选择由此激变为从业改造,并连锁引发产业激变,突出表现在农村经济集体化和村民参与社会主义工业化。1978年以后,随着改革开放的逐步深入,以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不断完善,市场经济活力得到充分迸发,打破了限制村民自由从业的枷锁。桂东北民族村寨村民从业多元化和自由化,村民务农、外出务工、从事“非农”职业以及回乡创业构成了村民的从业选择。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和发展,促使村民从业选择带动村寨产业转型。村民脱离传统农业,逐渐从事旅游业,村寨由传统农业向旅游业转型;扎根于本土的村民,从事现代生态农业,村寨由传统农业转向现代生态农业;村民从农村流向城市,从事各种“非农”职业,村寨由传统农村经济转向城镇化;村民“离土不离乡”,村民进入乡镇企业谋生,村寨由传统农业转向乡镇企业。回望百年来桂东北民族村寨产业变迁之路,可以归纳为四条发展路径,即从传统农业走向旅游业;从传统农业走向现代生态农业;从传统农业转向城镇化;从传统农业走向现代工业。这四条路径是由历史上劳动力大规模的流动、市场对劳动力的合理配置以及劳动生产力的解放所驱动而形成的。同时,百年来民族村寨产业转型任务艰巨,劳动力专业化水平低、劳动力市场流通不活跃以及劳动生产力的萎靡仍然制约着产业转型。笔者认为,传统时代农业或农林兼具的产业结构,在很长时期占有相当大的比重,构成了桂东北地区传统产业结构的基础。20世纪以来,产业结构发生三重变迁,分别体现在农业商品化和市场化,农村特色手工业发展和农村商贸经济逐渐兴旺。50年代到70年代末的集体化运动,展现了制度安排对农村劳动力的管控,延缓了劳动分工和产业转型,产业激变为农村经济集体化和村民参与社会主义工业化。1978年以后,桂东北民族村寨传统农业或农林兼具的产业结构分别向现代产业转型,传统农村经济向现代城市经济转型。百年来桂东北民族村寨产业变迁的历史进程,揭示了传统产业虽在当代仍然延续,但随着村民从业选择的改变,呈现出渐次衰败的状态,而现代产业则踏着时代浪潮,迎头赶上,呈现出繁荣兴旺的状态。
李永娜[2]（2020）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少数民族的国家认同研究（1949-1956）》文中研究表明作为国家的一种软实力,国家认同能把整个国家共同体中的单个个体团结起来,对于维系多民族国家的统一,保障多民族国家的稳定,促进国家的繁荣昌盛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为中国的进步和发展创造了最重要的政治前提,宣告了中国人民当家作主的时代已经到来。1949年到1956年是各民族人民对新中国产生国家认同的重要时期,在这个时期内,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实施了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一系列政策措施,获得了广大人民真诚地支持和拥护。政治民主、社会稳定、经济得以恢复并发展的新中国获得了广大民众的高度认同,全面深入地探究这一时期少数民族国家认同建设的经验,既有助于深化和丰富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和国家理论,又能为增强国民的国家认同感以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重要的启示。在中华民族的历史上,王朝统治时期的国家认同是“大一统”特色的古典国家认同;发展到近代社会,中华民族意识由自在状态向自觉状态转变,中华民族意识逐渐觉醒,中国的国家认同逐渐向现代意义上的国家认同转变,这与中国共产党的民族政策密不可分,中国共产党在革命实践中整合了中华民族的整体利益,增强了中国各个民族之间的凝聚力。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现代意义上的国家得以建立,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统一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少数民族对新中国的国家认同意识在异常艰难的国内外环境下开始萌芽、生长与发展。新中国成立后,党和政府面临着十分复杂严峻的国内外形势。国际上,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企图通过实行强硬的对华政策,即政治上孤立、经济上封锁、军事上威胁的政策,从根本上搞垮新中国。在国内,民族问题和阶级问题相互交错,纷繁复杂,少数民族地区更是面临着民族分裂势力猖狂,政治参与冷漠、文化认同狭隘模糊等问题,为此需要从国家整体层面审视少数民族地区的地理特殊性、文化特异性、政治归属性和利益整合性,为少数民族国家认同的建构提供可能性。在错综复杂的现实情况下,中国共产党推进了剿匪反霸工作,稳定民族地区社会秩序;进行了民主建政工作,建立了全国统一的各级政权机构,创造性地实施了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保障了各民族的平等权利;积极疏通了民族关系,在一定程度上消除了民族隔阂;培养了大批少数民族干部,更好地实现了少数民族人民的当家作主。各少数民族的平等权利得到了应有的保障,少数民族群众的积极性得到了充分地发挥,为少数民族的国家认同提供了政治保障。与此同时,党和政府还在少数民族地区实施了一系列经济政策,“慎重稳进”地实行土地改革,改良农具和农牧业生产技术,推进少数民族地区的工业建设,开展了少数民族地区的贸易工作,制定了针对少数民族地区的财政和税收优惠照顾政策,为少数民族人民的国家认同夯实了经济基础。除此之外,党和政府还积极推动少数民族地区的文化建设以满足少数民族群体的主观需求和现实需要,加强了主流意识形态建设,针对各种错误思想开展针锋相对的批判,广泛开展了民族团结教育,积极营造国家认同的舆论氛围,保障少数民族群众宗教信仰自由,为少数民族的国家认同架设了坚实的文化支撑。总的来看,新中国成立初期,党和政府在进行政治建设、经济建设、文化建设的过程中培育并筑牢了广大少数民族群众对国家的归属感、自豪感和忠诚感,使少数民族群众对新中国有了较为清晰的认知、产生了对新中国强烈的认同情感。这种成就的取得与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定不移走社会主义道路、坚持民族平等团结的原则、毫不动摇维护民族团结与祖国统一、坚持各民族共同繁荣、千方百计帮助少数民族促进经济的发展、大力发展民族地区文化教育事业、实现少数民族群众思想道德素质、科学文化素质的全面提高等经验密不可分。新中国成立初期少数民族的国家认同建设波澜壮阔,回顾这一时期党和国家的民族工作面临的种种挑战、采取的有力举措,并总结其取得的宝贵经验,为我们今天做好新时代民族工作、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了有益的借鉴。少数民族国家认同的建设必须准确把握我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基本国情,坚持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必须正确认识我国民族问题的长期性、复杂性,坚持和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以各族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为奋斗目标,加快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的发展;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构建各民族共有精神家园;高举中华民族大团结的旗帜,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并用法制来保障民族团结。
马国英[3]（2019）在《近代农业商品化研究进展》文中研究说明近代中国农业商品化程度提高,铁路的修建和商业资本的发展加快了农产品商品化历程,表现在农产品商品量和商品率提高,流通范围扩大。但是,农产品商品化发展是不平衡、不充分的,仍在很大程度上保留了自然经济的成分。商业资本渗透到农业中,商业资本和地租以不同的方式结合和拓展,对农村社会和农民生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文章从近代农业商品化的发展趋势、表现形式、农业与商业资本的关系等方面入手,对农业商品化研究现状进行分析。
卢炳舞[4]（2019）在《新中国成立初期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在广西的实践研究》文中指出
蓝晓飞[5]（2018）在《新中国成立以来桂西地区特色资源扶贫开发与民族经济融合 ——以野生葡萄开发为视角》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野生葡萄是桂西岩溶石漠化山区珍贵的特色资源,而特色资源是构成商业需求的重要因素,市场互补性强,在经济合作中具有难以替代性,发展特色资源成为该地区脱贫致富的重要途径。西部欠发达地区贫困农村的发展是西部乃至中国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重要内容。新中国成立后,社会秩序逐步稳定下来,各民族交往也渐趋活跃,但由于桂西地区在地理位置上远离政治经济中心,加之受恶劣自然环境如石漠化灾害等影响,桂西山区人民一直处于贫困和半贫困状态,治理石漠化、改善生产环境与发展生产势在必行。边疆开发涉及社会发展,国家稳定需靠经济实边。党和国家始终高度重视扶贫开发事业,为加快桂西地区脱贫致富的步伐,结合山区独特的地理环境,借助政府有力的臂膀,大规模推广野生葡萄特色资源的种植,由“输血式”扶贫变“造血式”扶贫,逐渐摆脱贫穷桎梏的枷锁,经济实边。80年代后,野生葡萄在桂西地区的种植规模不断扩大,产量不断提升,机器加工水平逐步提高,野生葡萄酒亦发展成为当地远销海内外的特色产品,是各民族之间经济文化交流的重要媒介,民族经济融合进入到一个新的阶段。过去学术界大多从自然科学的角度进行研究且成果颇丰,而把野生葡萄作为一种特色资源放在边疆民族地区扶贫开发的角度和民族经济融合视域进行探讨的很少。资源是经济发展的客观物质基础,如何在现代化视角下探讨开发和利用特色自然资源,对边疆地区建设规划、经济繁荣和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更对国家的长治久安意义深远。基于此,本文在田野调查的基础上,结合相关方志、档案、民间文献、报纸和政府文件等资料,综合传统史学方法、实证法、个案分析法,进行交叉学科研究,立足目前国家扶贫战略,以桂西贫困山区野生葡萄这一特色资源为出发点,在现代化视角下对其种植、加工与销售情况进行一个历史时段的考察,从中探析政府力量、民间力量与市场力量在地方产业培育中的作用,寻求地方特色资源与民族经济融合的轨迹与规律,为当今地方产业未来的发展和民族经济的开发提供理论上的思考和实践上的探索证明,诠释民族经济融合作为历史发展重要动力的重要意义,为当前精准扶贫服务。文章共分为八个部分:第一部分为绪论,主要阐述此次选题的缘由、目的及意义,基本概念界定以及当前学术界对野生葡萄特色资源扶贫与促进民族经济融合的历史现状,从而发现问题与趋向,并提出文章的创新之处及存在的困难等。第二部分简要描述野生葡萄的特色所在及新中国成立以前野生葡萄资源的开发情况,加强正反论证,为从整体上把握野生葡萄资源的历史发展进程提供依据。第三部分通过表格、图表分析新中国成立以来野生葡萄的种植情况及发生新变化的原因和特征,从中论述野生葡萄种植产业对民族经济融合的促进作用。第四部分通过个体手工加工和企业机器加工的过程,详细展现了民族经济融合的过程。第五部分通过政府力量、民间力量和市场力量透析野生葡萄酒贸易与民族经济融合之间的推力互动关系。第六部分对野生葡萄资源在桂西地区扶贫开发的积极作用、存在问题进行因素分析。第七部分对野生葡萄的生产、加工和销售等环节进行反思,并提出相对应的建议。最后总结,揭示区域社会经济发展变化的规律。
唐湘雨[6]（2017）在《20世纪30-40年代广西工业化问题述论》文中研究指明探索落后地区工业化是当今学术界一个有意义的话题。出于对这一问题的思考、关注与探索,笔者选择了民国时期中国一个相对落后的地区——广西为个案,来探讨民国时期,特别是20世纪30-40年代,广西工业化是在什么样的社会环境下进行的?广西工业化的内部动力与外部助力是什么,及其对广西工业化的影响是什么?广西工业化取得了哪些进步或成就,存在哪些不足?以此来探索落后地区工业化的发展路径。在正文第一部分主要是探讨20世纪30年代以前广西的社会概况。从“混乱的政局”、“衰败的经济”和“落后的习俗”三个方面探讨了新桂系主政前广西社会的基本形状,旨在说明广西工业化是在社会动荡、经济落后与民俗保守的状态下展开的,这些都不利于广西的工业化;但是,改变贫困落后的面貌,既是广西民众普遍的心愿,也是地方实力派新桂系治理广西的需要,这是广西工业化有利的条件。新桂系主政初期,曾发动“广西经济发展出路问题”的讨论活动,虽然这一活动最后没有达成出题者所愿,但是在启迪心智,动员广西人参与经济建设方面是起了一定作用的。而在此之后出现的历史上第二次全国范围内的“以工立国”还是“以农立国”之论争中,像第一次“以工立国”还是“以农立国”之争一样,虽然也未能达成共识,但是这次论争还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广西对于工业化道路的选择。广西工业化是在内部动力的推动与外部助力的促进下开展的。20世纪30-40年代广西工业化的内部动力,来自商人的投资、手工业的转型与地方政府的主导作用。文章分析了这一时期广西境内的本土商人与外来商人在广西工业化中所处的地位与所发挥的作用。由于广西本土商人力量过于弱小,外来的粤港商人在广西工业化中扮演着重要角色。文章考察了以广西最出名的土布业与瓷器业,探讨这一时期广西手工业走上工业化可能性。结果发现,在自然状态下,广西的土布业并未踏上工业化之路,而陶瓷业在广西省政府的扶持下,融资扩建,购买新式生产设备,采用新技术,建立近代工厂管理制度,完成了它的华丽转型,踏上了工业化的道路,说明传统手工业具有走上工业化道路的内在动力。以军人为核心的新桂系领袖们不自觉地充当广西工业化的核心力量,尽管在工业化问题上,他们曾忧虑、徘徊,甚至还曾有一些工作失误,但是他们在40年代后坚定地选择工业化道路,并为广西工业化做了大量的工作。在这三种力量中,广西地方政府是广西工业化的主要动力。落后地区的工业化进程,离不开外部的助力,20世纪30-40年代广西的工业化得到北平社会调查所、中华工业总联合会和中国工程师学会的大力帮助。在开展大规模工业建设期间,广西地方当局非常注意向省外专家讨教,“取他人之长,补己之短”,以便有利于广西地方建设事业。同时因“新广西”建设所取得的成绩引起境外人士的关注,他们也纷纷要求到广西参观。除了若干个人访问外,相关团体前来考察的也不少,如北平社会研究所广西经济调查组、中华工业总联合会两广实业考察团、中国工程师学会广西考察团等。广西省政府利用专家学者来桂考察的机会,虚心听取并接受来访者的意见与建议。这些外来人员与团体不仅陈述了在考察中获得的对广西工业建设的观感,而且对广西工业的发展提出了许多中肯的建议,对广西工业化进程产生了比较大的影响。20世纪30-40年代广西之所以出现工业化的发展势头,这是因为此时遇到了十分有利的“历史契机”,其中这一时期广西交通运输事业的近代化转型为工业化创造了良好的环境,文章主要探讨广西的水运、陆运、空运以及铁路运输如何实现近代化转型,以及这四大运输如何支持广西工业化。在这四种交通方式中,铁路的作用最为明显,它的出现不仅仅是推动了广西工业的发展,同时也推动了广西工业中心城市的形成。另外,在空运与铁路运输的兴办过程中,明显地可以看到,广西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间存在着某种博弈关系。而战时工厂内迁更为广西工业化带来了新的活力。抗日战争爆发后,全国各地工厂大量内迁广西,这一时期内迁工厂带来大量资金、技术人才和新动力设备,使广西工业化迈上一个新的台阶,不仅出现了规模客观的大工业,而且改变了广西的工业布局,以桂林、柳州为代表的新兴工业城市由此兴起。文章对于民国以来广西历年的财税状况进行追溯,并对20世纪30年代新桂系政府为筹措资金而进行的财税改革情形进行深入地分析。通过前后比较,可以清楚地看到,新的财税体系为工业化提供了资金保证,有力地支撑着广西工业化。在正文第五个部分主要是对20世纪30-40年代广西工业化发展的历程做一个简短的概述。抗战以前工业化的起步,首先从矿业的近代转型开始,近代化的矿业为广西工业化奠定了初步基础,抗战前广西的军用、民用工业发展也初现端倪。抗战时期则是广西工业化的快速发展阶段,外省工厂的迁入,给经济技术落后、工业不发达的广西注入了新血液与活力,也极大地刺激了各类工厂的兴办。1938年后省内外工商业者纷纷在桂林、柳州、梧州等地和一些交通方便、特产丰盈的城镇投资建厂,出现广西省前所未有的工业建设热潮。当时的桂林,市区四周工厂烟囱林立,机声隆隆,战时工业盛极一时。桂林、柳州一带成为大后方工业产品供给的“基地”。20世纪30-40年代广西工业化的高峰则是广西企业公司的建立,文章以广西企业公司为例,分析并探讨了广西工业化的高峰时期,广西企业公司发展的概况,广西企业公司与广西工业化的关系,以及广西企业公司存在的价值。广西工业化在艰难曲折的发展过程中所取得的成就,在日军入侵广西时破坏殆尽,到抗日战争结束时,广西工业化水平几乎回到了民国初建时期的水平。广西地方政府在战后重建过程中,对广西工业化进行了反思,广西地方政府在战后曾有一个较为庞大的工业复员计划,由于缺钱少粮,这一计划几乎没能实现。1947年出版的《广西工业建设之路》,对广西未来的工业化之路进行设置与规划,其中含有某些合理的因素,成为广西工业化最后的绝唱。在正文的最后一个部分,通过对广西与周边省份湖南、四川、广东、云南、贵州西南六省的人口因素、自然禀赋、财政收入等因素的对比分析,发现广西不是天然的“地瘠民贫”,问题的关键是要找到“夹匙失万”中的钥匙。通过对湖南、四川、广东、广西、云南、贵州等西南六省在不同历史时期工业化水平的比较,我们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广西工业化的历程是中国工业史上的奇迹,它比许多同类型的省区都做得好,并取得辉煌成绩,尽管其成果最后被日本侵略者的炮火所摧毁。诚然,20世纪30-40年代广西工业化过程中,广西地方政府领导对工业化认识与行为两个方面均存在不足,虽然其某些失误属于“有情可原”,但是为了将来更好的工作,“有情可原”的失误要认真总结,“无情可原”的不足更需要认真总结。从20世纪30-40年代广西工业化的历程及其工业化过程的诸问题来看,落后地区工业化的路径应该是:坚强有力的地方政府是实现工业化的基本条件;筹措资金是实现工业化的关键因素;善于借助外部力量是实现工业化的重要条件;抓住有利时机,发展自己是实现工业化的又一重要条件;激发内在动力是实现工业化的根本条件。20世纪30-40年代广西工业化的历程是艰难而曲折的,其成功的经验与失败的教训都值得我们认真地总结与反思。只有认真吸取历史的经验教训,我们才可能在将来的工作中取得更大的成功。
韦浥春[7]（2017）在《广西少数民族传统村落公共空间形态研究》文中认为作为少数民族人口最多的自治区,广西拥有复杂的自然地理环境与多样的民族文化。历史时期,中央王朝的统治、中原战乱动荡、以汉族为主的外来移民的迁入、本地壮族、侗族等土着民族与汉族的同化和争斗、土司制度的变迁、土地开发、商业西渐、文化的交流与传播等现象,综合作用于广西地区的社会发展与文化特征的形成,村落与建筑文化也因此在历史变迁中表现出高度的丰富性与混杂性,成为岭南文化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更是文化全球化趋势下宝贵的民族文化资源。本文综合运用民族学、历史学、人文地理学等多学科的理论与视角,选择最集中反映社会制度、传统文化与生活方式的传统村落公共空间作为切入点,全面、系统地描绘广西少数民族传统村落公共空间的形态特征与深层结构,挖掘地域、民族文化内涵、影响因素与作用机制,并对保护与发展传统村落公共空间,传承与弘扬地域文化与民族性格进行探讨。为了避免单一的研究方法在深度、广度与侧重点上的局限性,研究基于全面、详尽的田野调查与文献整理,采用“类型学、空间句法、历史地理诠释”多法互证的综合分析方法,多维、立体地呈现广西少数民族传统村落公共空间的多样化与地域、民族文化的多元包容。研究首先从自然地理、历史沿革、民族发展、文化特征等方面,探讨广西民族文化、传统村落的形成原因与时空分布特征和规律。其次,在广泛搜集文献资料,深入详实的调查踏勘基础上,借鉴类型学与空间句法,定性、定量地描述广西传统村落公共空间的形态、特征及其深层组构,构建广西传统村落公共空间的数据信息库。同时,对传统村落公共空间多样性形成具有决定性作用的“民族性”与“地域性”因素进行互动关联性研究,比较同一民族不同地域、同一地域不同民族、少数民族与汉族之间,传统村落公共空间的异同,归纳广西少数民族传统村落公共空间的个性、共性与特性。进一步挖掘村落公共空间形态与地域环境、民族文化的内在秩序与逻辑,推演归纳空间形态背后蕴藏的地域、民族内涵与多重影响因子的综合作用机制。最后,结合广西少数民族传统村落保护与开发实例,反思后效,提出更有针对性、更为具体的传统村落公共空间保护与营建的原则与策略,探讨地域与民族文化在传统村落保护开发、新农村建设、新建公共建筑中的适应性传承与现代性转译。
朱海强[8]（2014）在《马克思主义城乡融合理论与西部中小城市带动城乡一体化研究 ——以广西玉林市为例》文中指出实现城乡一体化发展,是破解“三农问题”、保持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的客观要求,也是实现两个“百年目标”的根本要求。进入新世纪,我国市场化、国际化、工业化、城市化和信息化进程明显加快,但农业增效难、农民增收难、农村社会进步慢的问题未能得到有效的解决,城乡差距、工农差距、地区差距扩大趋势尚未扭转。其深层次原因在于城乡二元结构没有完全突破,城镇化严重滞后,城乡分割的政策、制度还没有得到根本性纠正,城乡一体化发展格局尚未形成。在占我国全部人口四分之一、国土占全国面积百分之七十的广大西部地区由于历史和现实原因,城乡一体化发展的任务十分艰巨。尤其是广大西部民族地区,由于自然条件相对较差、经济文化较为落后、发展基础薄弱、体制机制创新不足,实现城乡一体化发展的任务更加艰巨。西部民族地区能否顺利实现城乡统筹发展,形成城乡一体化发展的新格局,直接影响该地区的发展与稳定,直接决定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的能否实现。本文以马克思主义城乡融合理论为指导,通过系统梳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和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关于城乡融合思想的发展,立足于西部民族地区的实际,以近年来广西壮族自治区城乡一体化的成功实践“玉林模式”为个案,比较分析“玉林模式”与“成都模式”的异同,总结玉林模式的成功经验与基本规律,为进一步推进西部民族地区城乡一体化发展提供切实可行的对策建议。全文共分为7部分,除绪论和结论外,正文共有5章,其主要内容如下:第一章站在理论的高度,对马克思主义城乡融合理论进行了详细的梳理,包括马克思主义经典作者的理论与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城乡融合理论。第二章从普遍意义出发探讨西部民族地区城乡一体化发展的紧迫性与特殊性。全章首先探讨了“城乡一体化”在我国提出的时代背景;继而分析西部民族地区城乡一体化发展的紧迫性和特殊性,并结合玉林的具体情况,说明玉林面临着与西部广大地区同样的发展困境。第三章从长时段的角度探讨当代玉林城乡关系演变发展的历史与现实。本章首先从百年前的近代追溯了当代玉林城乡关系的演变发展的历史源流;其次介绍了建国之后玉林社会主义工业化建设时期玉林城市经济与城乡关系的发展情况,;第三是讨论了改革开放以来玉林先后经历了“玉林经济体制改革”到“农民办市”再到“县域经济发展”,最后是“玉林模式”的形成。第四章从理论与实证两个维度上探索了“玉林模式”作为西部民族地区“小城市带动大农村发展”的成功模式所具有的内涵、特点、实效,以及与以“大城市带动大农村发展”的“成都模式”之间的异同点。第五章从理论的高度对“玉林模式”之于西部民族地区城乡一体化发展总结了五个方面的借鉴意义。
赵欣[9]（2013）在《近代西江流域商品经济与市场网络的形成》文中提出西江流域经广西、广东两省,但大部分在广西省境内,沟通了两地间的经济贸易往来,沿岸的许多市镇,如梧州、桂林、柳州、南宁、百色等地随着沿江贸易经济的不断发展而逐渐形成了一个以西江为运输线,以这些中心市镇为节点,以整个流域为覆盖面的市场网络。近代以来,在外因和内因共同作用下,西江流域的商品经济走向了一个鼎盛时期。市场网络的形成基于商品经济的发展,因此,近代西江流域的市场网络得到了发育和成长。西江流域市场网络的形成,与其自然地理环境、水陆交通状况有密切的关系,西江纵横交错的水域为市场网络的联系提供了便利的条件。随着西方列强的入侵,西江流域被迫开放,客观上促进了该流域商品经济的发展；新桂系时期,以李宗仁、白崇禧和黄旭初为首的政府当局采取了一系列巩固统治的措施,客观上有利于西江流域经济的发展；另外,比较着名的粤商入桂,带来了先进的经营理念、贸易机会和技术。在此基础上,西江流域中心市镇的商品经济得到极大的发展,这部分运用了商品流通学和区域经济学的相关原理,对西江流域市场网络的结构进行了论述,将近代西江流域市场网络分为三个经济带——东部经济带、中部经济带和西部经济带,其中,地处上游的百色,中游的桂林、柳州、南宁,以及下游的梧州构成了整个市场网络的中心城市,形成了一个多核的流域经济结构。另外,还有遍布流域内各个地方的具有地方特色的圩市,构成了网络里的基层市场,这些圩市是邻近各村镇的经济中心,主要作用是满足周边农民的日常需求。本文的重点在于对近代西江流域市场网络运行的研究,这部分运用了增长极的集散效应理论,作为增长极的中心城市对周边低级市场有经济辐射效应,反之,低级市场对中心市场也有物流、信息流、人流以及资金流的集聚效应。在这种运行模式下,整个市场网络达到互通有无、协调发展的状态。最后,文章对近代西江流域市场网络的特点和意义进行了总结概括,分析了该市场网络的缺陷和不足。
黄雁玲[10]（2013）在《壮族传统家庭伦理及其现代演变研究》文中指出壮族是我国少数民族中人口最多的一个民族,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家庭伦理传统。随着社会的发展,壮族传统家庭伦理也发生了极大变化。研究壮族传统家庭伦理及其现代演变,对于丰富我国家庭伦理思想,弘扬壮族传统家庭美德,促进民族地区和边疆地区的稳定和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壮族传统家庭伦理的形成有其自然、经济、社会、政治、文化等条件。封闭恶劣的自然生态环境、稻作农业为主的农耕自然经济、民主宽松的社会政治环境是壮族传统家庭伦理赖以生存的土壤,此外,本民族的传统思想观念以及儒家传统家庭伦理也对其形成产生了重要影响。壮族传统家庭伦理具有丰富的内涵,涵盖了恋爱、婚姻、亲子等方面的伦理关系。壮族传统家庭伦理无论是内涵上还是表现形式上都有着自己鲜明的特征。内涵上的特征主要表现为：婚姻自主获得一定程度的理解和确认、男女平等在婚姻制度中得到一定程度的体现、民主平等在家庭关系中得到一定程度的认可、贞操观相对开放和宽容。壮族传统家庭伦理的表现形式丰富多彩,并呈现出自发性、淳朴性、交融性等特点。然而,19世纪40年代鸦片战争后,壮族社会发生了重大变革,传统家庭伦理也受到了猛烈的冲击,开始了其现代演变的历程。近代以来壮族社会在经济生活、社会政治和文化等方面都发生了重大变革,推动了壮族传统家庭伦理现代演变。从内涵上看,壮族传统家庭伦理的现代演变主要表现在：择偶标准趋向多元与开放、自主婚姻成为主流、民主平等原则在家庭关系中得到进一步强化、晚婚晚育和少生优生的现代生育伦理普遍确立,等等。预测壮族家庭伦理的发展将呈现出传统与现代的有机结合、趋同性与独特性并存、个性自由与责任的完美结合等演变趋势。当前,壮族家庭伦理整体上是好的,但也存在一些问题,一方面,自由恋爱、自主婚姻已成为壮族社会大多数人的共识；尊老爱幼、勤俭持家等传统美德继续发扬光大；男女平等观念已深入到家庭生活中；……。另一方面,壮族家庭伦理中也存在一些消极腐朽的因素,夫妻关系的情与理失调；亲子关系中存在长幼地位颠倒等问题；孝敬老人、自由恋爱等某些家庭美德在一些地方丧失；等等。这种现状的形成,除了市场经济的多方面影响和西方思想文化、家庭变迁的影响外,壮族地区相对落后的经济文化状况也是其重要因素。要进一步推进壮族家庭伦理现代化,必须处理好两个关键问题,一是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关系问题；二是时代性与民族性的关系问题。同时,通过家庭教育、学校教育、社会舆论导向等途径以及情理结合、典型的正向激励等方法进行家庭伦理建设,才能真正实现壮族传统家庭伦理向现代家庭伦理的转向。
二、近代桂西商品经济不发达原因初探（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近代桂西商品经济不发达原因初探（论文提纲范文）
（1）百年来桂东北民族村寨产业变迁研究 ——以村民从业选择为视角（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现实及理论意义 |
| 二、学术史回顾 |
| (一)百年来职业结构研究 |
| (二)百年来产业转型和发展 |
| (三)对目前研究动态的述评 |
| (四)本文的创新 |
| 三、概念界定 |
| (一)时间界定 |
| (二)空间界定 |
| (三)从业选择和乡村产业转型 |
| 四、资料来源 |
| (一)调查资料 |
| (二)文史资料 |
| (三)地方志 |
| (四)年鉴 |
| (五)档案 |
| 五、研究思路和研究方法 |
| (一)研究思路 |
| (二)研究方法 |
| 第一章 20 世纪前桂东北民族村寨劳动力从业选择与产业类型 |
| 一、山区民族村寨的劳动力从业选择与产业类型 |
| 二、坝区民族村寨的劳动力从业选择与产业类型 |
| 第二章 1900-1949 年桂东北民族村寨劳动力从业多元化与产业初变 |
| 一、1900-1949 年桂东北民族村寨劳动力从业多元化 |
| (一)市场型专业户 |
| (二)以市场为导向组织生产的兼业性农民 |
| (三)合股投资企业 |
| 二、1900-1949 年桂东北各民族村寨产业三重变迁 |
| (一)农业商品化和市场化 |
| (二)特色手工业获得发展 |
| (三)农村地区商贸经济的发展 |
| 第三章 1949-1978 年桂东北民族村寨劳动力从业改造与产业激变 |
| 一、1949-1978 年桂东北民族村寨劳动力从业改造 |
| (一)土地改革时期劳动力从业改造 |
| (二)三大改造时期劳动力从业改造 |
| (三)人民公社化时期劳动力从业改造 |
| 二、1949-1978 年桂东北民族村寨产业激变 |
| (一)农村经济集体化 |
| (二)农民参与社会主义工业化 |
| 第四章 1978-2000 年桂东北民族村寨劳动力从业选择与产业转型 |
| 一、1978-2000 年桂东北民族村寨劳动力从业自由化和多元化 |
| (一)桂东北民族村寨劳动力务农 |
| (二)桂东北民族村寨劳动力外出务工 |
| (三)桂东北民族村寨劳动力从业“非农”化 |
| (四)桂东北民族村寨劳动力回村创业 |
| 二、1978-2000 年桂东北民族村寨产业转型 |
| (一)桂东北民族村寨产业转型为旅游业 |
| (二)桂东北民族村寨产业升级为生态农业 |
| (三)桂东北民族村寨产业转型为乡镇企业 |
| (四)桂东北民族村寨产业转型为城镇化 |
| 第五章 回望历史:桂东北民族村寨劳动力从业选择与产业转型的启示 |
| 一、百年来桂东北民族村寨产业转型的路径 |
| 二、以从业选择透视百年产业转型历程的驱动因素 |
| (一)劳动力大规模流动推动产业发展 |
| (二)劳动力合理配置推动产业发展 |
| (三)劳动生产力的解放推动产业发展 |
| 三、以从业选择透视百年产业转型历程的制约因素 |
| (一)劳动力专业化水平低效制约产业转型 |
| (二)劳动力市场流通不活跃制约产业转型 |
| (三)劳动生产力的萎靡制约产业转型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2）新中国成立初期少数民族的国家认同研究（1949-1956）（论文提纲范文）
| 致谢 |
| 摘要 |
| Abstract |
| 1 引言 |
| 1.1 研究缘起和意义 |
| 1.1.1 研究缘起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研究综述 |
| 1.2.1 国外研究现状 |
| 1.2.2 国内研究现状 |
| 1.2.3 简要述评 |
| 1.3 理论基础 |
| 1.3.1 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 |
| 1.3.2 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 |
| 1.3.3 社会认同理论 |
| 1.3.4 国家认同理论 |
| 1.4 研究思路和方法 |
| 1.4.1 研究思路 |
| 1.4.2 研究方法 |
| 2 少数民族国家认同的历史渊源 |
| 2.1 王朝统治时期的华夷之辨 |
| 2.2 大一统特色的古典国家认同 |
| 2.3 近代以来中华民族意识的觉醒 |
| 3 少数民族国家认同的现实条件 |
| 3.1 少数民族国家认同面临的复杂形势 |
| 3.1.1 国内外敌对势力的破坏 |
| 3.1.2 各民族之间的历史隔阂 |
| 3.1.3 经济社会发展的不平衡 |
| 3.2 阻碍少数民族国家认同的不利因素 |
| 3.2.2 文化心态单一 |
| 3.2.3 政治参与冷漠 |
| 3.2.4 领土意识模糊 |
| 3.3 推动少数民族国家认同的有利因素 |
| 3.3.1 各民族共同开拓的辽阔疆域 |
| 3.3.2 各民族共同创造的灿烂文化 |
| 3.3.3 各民族共同缔造的新中国 |
| 4. 少数民族国家认同的政治保障 |
| 4.1 剿匪斗争的开展 |
| 4.1.1 匪患的危害 |
| 4.1.2 匪患的肃清 |
| 4.2 国家政权机构的建立 |
| 4.2.1 各级人民代表大会 |
| 4.2.2 各级人民政府 |
| 4.2.3 各级民族工作机构 |
| 4.3 民族关系的疏通 |
| 4.3.1 中央民族访问团到民族地区访问 |
| 4.3.2 少数民族参观团到内地参观 |
| 4.4 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确立 |
| 4.4.1 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早期探索 |
| 4.4.2 各民族区域自治地方的成立 |
| 4.5 少数民族干部的培养 |
| 4.5.1 培养原则 |
| 4.5.2 培养途径 |
| 5. 少数民族国家认同的经济基础 |
| 5.1 发展少数民族地区的农牧业生产 |
| 5.1.1 “慎重稳进”地实行土地改革 |
| 5.1.2 农牧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
| 5.1.3 多方面扶助农牧业生产 |
| 5.2 推进少数民族地区工业建设 |
| 5.2.1 基础设施的兴建 |
| 5.2.2 工业企业的建立 |
| 5.3 开展少数民族地区的贸易工作 |
| 5.3.1 贸易经营机构的设置 |
| 5.3.2 农牧土特产品的购销 |
| 5.3.3 民族特需商品的经营 |
| 5.4 实施少数民族地区财税优惠政策 |
| 5.4.1 财政优惠政策 |
| 5.4.2 税收优惠政策 |
| 6. 少数民族国家认同的文化支撑 |
| 6.1 推进国家主流意识形态建设 |
| 6.1.1 确立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 |
| 6.1.2 推动社会主义道德建设 |
| 6.1.3 营造各族人民国家认同的舆论氛围 |
| 6.2 发展少数民族文化教育事业 |
| 6.2.1 发展和提升少数民族教育事业 |
| 6.2.2 传承和繁荣少数民族文化事业 |
| 6.3 加强民族团结教育 |
| 6.3.1 深入开展民族团结宣传教育活动 |
| 6.3.2 妥善处置影响民族团结的各类问题 |
| 6.4 保障少数民族群众宗教信仰自由 |
| 6.4.1 实施宗教信仰自由政策 |
| 6.4.2 推动宗教制度民主改革 |
| 6.4.3 团结少数民族宗教界人士 |
| 7. 少数民族国家认同的经验与启示 |
| 7.1 基本经验 |
| 7.2 现实启示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作者简历及在学研究成果 |
| 学位论文数据集 |
（3）近代农业商品化研究进展（论文提纲范文）
| 一、商品化的发展趋势 |
| (一)商品化水平 |
| (二)商品化的驱动因素 |
| (三)商品化带来的影响 |
| 二、商品化的表现形式 |
| (一)农业种植结构的变化 |
| (二)农产品市场的拓展 |
| (三)形成专业化农业区域 |
| (四)农民与市场的联系加强 |
| 三、资本的作用 |
| (一)资本的流向 |
| (二)外国资本 |
| 四、结论 |
（5）新中国成立以来桂西地区特色资源扶贫开发与民族经济融合 ——以野生葡萄开发为视角（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 选题缘由、目的及意义 |
| (二) 当前研究现状简述 |
| (三) 基本概念界定 |
| (四) 创新之处与研究方法 |
| (五) 存在困难 |
| 一、桂西地区野生葡萄资源开发概述 |
| (一) 野生葡萄资源的特色所在 |
| 1. 生长环境独特 |
| 2. 用途广泛 |
| 3. 产品少而稀,市场潜力大 |
| (二) 新中国成立以前野生葡萄资源开发受限及其原因 |
| 二、新中国成立以来桂西地区野生葡萄的扶贫种植与民族经济融合 |
| (一) 新中国成立以来桂西地区野生葡萄种植的新变化 |
| 1. 种植面积不断扩大,产量逐步提升,促进经济发展与民族融合 |
| 2. 品种不断更新,种植方式科学化 |
| 3. 集约化种植形式,多样化经营方式 |
| (二) 新中国成立以来桂西地区野生葡萄扶贫种植变化的原因 |
| 1. 市场力量驱动 |
| 2. 政府力量推动 |
| (三) 新中国成立以来桂西地区野生葡萄扶贫种植的特征 |
| 三、新中国成立以来机器加工促进扶贫与民族经济融合 |
| (一) 桂西地区野生葡萄的加工情况 |
| 1. 个体手工加工 |
| 2. 企业机器加工 |
| (二) 桂西地区野生葡萄机器加工产业的发展,促进民族经济融合 |
| 1. 机器加工形成民族经济融合新业态 |
| 2. 野生葡萄酒厂造就民族经济融合新载体 |
| 3. 机器加工生产理念传播强化民族经济融合 |
| 四、新中国成立以来野生葡萄酒贸易扶贫与民族经济融合 |
| (一) 政府积极发展贸易为民族经济融合提供动力 |
| 1. 商业与扶贫政策的支持 |
| 2. 营销企业的作用 |
| (二) 利润刺激加快了民族经济融合的步伐 |
| (三) 日益增长的商业力量促使民族经济融合逐步深化 |
| 1. 经济辐射力增强 |
| 2. 市场网络逐步形成 |
| 五、历史评析 |
| (一) 积极作用 |
| 1. 因地制宜发展特色产业,增加农民收入,摆脱贫困的枷锁 |
| 2. 以点带面,改变桂西贫困山区农村种植结构 |
| 3. 经济实边,兴边富民,民族融合 |
| (二) 存在的问题及原因 |
| 1. 生产技术、设备与人才力量不足,扶贫阻力大 |
| 2. 管理不善,商业推动力弱,产业扶贫发展疲软 |
| 六、反思与建议 |
| (一) 创建产业扶贫保障机制,建立大物流环境,扶优抑劣 |
| (二) 科技兴农,增强产业扶贫的带动力 |
| (三) 创新模式,调整产业结构,实现产业扶贫 |
| (四) 招商引资,招兵买马,走联合发展路子,产业扶贫注入新活力 |
| (五) 渗透文化竞争力,培育民族品牌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考察日志 |
| 攻读硕士期间发表的文章 |
| 致谢 |
（6）20世纪30-40年代广西工业化问题述论（论文提纲范文）
| 内容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的缘起 |
| 二、学术研究回顾 |
| 三、“工业”、“工业化”、“工业建设”三个概念的界定 |
| 四、创新点与存在的不足 |
| 第一章 20世纪30-40年代广西工业化的历史前提 |
| 第一节 20世纪30年代以前广西社会概况 |
| 一、混乱的政局 |
| 二、衰败的经济 |
| 三、落后的习俗 |
| 第二节 关于“广西经济出路”的两次论争 |
| 一、“广西经济出路”大讨论 |
| 二、20世纪30年代中期的“以农立国”与“以工立国”之论争 |
| 三、两次论争的回顾与思考 |
| 小结 |
| 第二章 20世纪30-40年代广西工业化的内部动力 |
| 第一节 商人的参与 |
| 一、广西商业、商人与商会 |
| 二、粤港客商与广西的商业 |
| 三、两广商人与广西工业化 |
| 第二节 广西的手工业与广西工业化 |
| 一、20世纪30年代广西手工业发展概况 |
| 二、传统的手工业与近代工业的关系 |
| 第三节 地方政府的主导 |
| 一、工业化目标从徘徊到确定 |
| 二、广西工业建设的管理机构 |
| 三、工业政策、工业法规的变迁 |
| 四、具体的工业决策行为及其评价 |
| 小结 |
| 第三章 20世纪30-40年代广西工业化的外部助力 |
| 第一节 北平社会调查所与广西工业化 |
| 一、北平社会调查所在广西的经济调查 |
| 二、北平社会调查所与广西工业化 |
| 第二节 中华工业总联合会对广西实业的考察及其影响 |
| 一、两广实业考察团组团的由来 |
| 二、两广实业考察团与广西地方政府在广西工业化问题上的互动 |
| 第三节 中国工程师学会与广西工业化 |
| 一、广西考察团与南宁年会 |
| 二、桂林年会与桂林展览会 |
| 三、两次年会对广西工业化的贡献 |
| 小结 |
| 第四章 20世纪30-40年代广西工业化的历史契机 |
| 第一节 交通近代化转型为工业化创造良好环境 |
| 一、水路运输的近代化转型 |
| 二、公路运输快速发展 |
| 三、航空运输后来居上 |
| 四、铁路运输大器晚成 |
| 第二节 战时工厂内迁为工业化带来新活力 |
| 一、抗战时期工厂内迁到广西的基本情况 |
| 二、工厂内迁与广西的工业化 |
| 第三节 财税金融体制改革为工业化提供了资金保证 |
| 一、近代以来广西财税体系的变迁 |
| 二、20世纪30-40年代广西财税体系的改革 |
| 三、广西新财税体系对工矿事业发展的支持 |
| 小结 |
| 第五章 20世纪30-40年代广西工业化发展概况 |
| 第一节 抗战以前广西工业化的起步 |
| 一、矿冶业的近代转型与初步发展 |
| 二、广西近代工业的崛起 |
| 第二节 抗战时期工业化的快速发展 |
| 一、外省工业的迁入 |
| 二、广西工业快速发展 |
| 三、抗战时期民营工业的迅速发展 |
| 第三节 广西工业化的高峰——广西企业公司 |
| 一、广西企业公司概况 |
| 二、广西企业公司与广西工业化 |
| 三、广西企业公司的价值 |
| 第四节 日军入侵广西对广西工业的破坏 |
| 一、日军对广西一般工业的破坏情形 |
| 二、日军对广西水电事业的破坏情形 |
| 三、日军对广西矿业破坏的情形 |
| 第五节 战后重建与广西地方政府对工业化的反思 |
| 一、战后广西工业重建计划概况 |
| 二、广西地方政府对工业化的反思 |
| 小结 |
| 第六章 比较视野下的广西工业化所取得的成绩与不足 |
| 第一节 比较视野下的广西工业化所取得的成绩 |
| 一、广西与周边五省工业化的基础条件比较 |
| 二、广西与周边五省工业化的程度比较 |
| 第二节 20世纪30-40年代广西工业化的不足方面 |
| 一、对工业化问题认识的不足 |
| 二、对工业化实施的行为不足 |
| 小结 |
| 结语 |
| 一、对于20世纪30-40年代广西工业化历程的认识 |
| 二、对于20世纪30-40年代广西工业化诸问题的反思 |
| 三、从广西的经验教训看落后地区工业化的路径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新桂系时期有关广西工业建设的重要文件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论文 |
| 致谢 |
（7）广西少数民族传统村落公共空间形态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1.1 全球化与民族文化 |
| 1.1.2 新型城镇化、新农村建设与乡村复兴 |
| 1.2 选题意义 |
| 1.2.1 公共空间是村落文化与精神的载体 |
| 1.2.2 补充与丰富岭南聚落空间文化研究 |
| 1.3 基本概念 |
| 1.3.1 传统村落 |
| 1.3.2 公共空间 |
| 1.3.3 空间形态 |
| 1.4 研究范围界定 |
| 1.4.1 研究地域 |
| 1.4.2 族群范围 |
| 1.4.3 研究对象 |
| 1.5 国内外相关研究综述 |
| 1.5.1 村落的相关研究 |
| 1.5.2 公共空间的相关研究 |
| 1.5.3 广西地区的相关研究概况 |
| 1.5.4 综合评述 |
| 1.6 研究内容、方法与意义 |
| 1.6.1 研究内容 |
| 1.6.2 研究方法 |
| 1.6.3 研究意义 |
| 1.7 研究框架 |
| 第二章 广西少数民族传统村落的生成与演变 |
| 2.1 广西少数民族传统村落生成的自然环境 |
| 2.1.1 地形地貌 |
| 2.1.2 气候特征 |
| 2.2 广西少数民族传统村落的历史演进 |
| 2.2.1 史前-先秦：原始聚落的生成与民族文化的发展 |
| 2.2.2 秦汉时期：封建统治、西瓯骆越的形成与汉族的迁入 |
| 2.2.3 宋元时期：土司制度与壮、侗族的形成与苗、瑶、回族的迁入 |
| 2.2.4 明清时期：仫佬、毛南族的形成与水、京、彝、仡佬族的迁入 |
| 2.2.5 近代：广西多民族格局的形成 |
| 2.3 广西各民族文化特征的形成 |
| 2.3.1 土着民族的基本文化特征 |
| 2.3.2 汉族移民的基本文化特征 |
| 2.4 广西少数民族聚居区空间分布演变特征与影响因素 |
| 2.4.1 空间分布演变特征 |
| 2.4.2 空间分布演变的影响因素 |
| 2.5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广西少数民族传统村落公共空间形态调查分析 |
| 3.1 调查分析方法 |
| 3.2 自然环境特征 |
| 3.2.1 傍水而居 |
| 3.2.2 依山而建 |
| 3.2.3 农地利用格局 |
| 3.3 空间形态特征 |
| 3.3.1 整体形态 |
| 3.3.2 村落规模 |
| 3.3.3 平面形态 |
| 3.3.4 界面特征 |
| 3.3.5 空间结构与组织方式 |
| 3.3.6 空间尺度 |
| 3.4 活动与场所特征 |
| 3.4.1 生产生活 |
| 3.4.2 节庆民俗 |
| 3.4.3 红白喜事 |
| 3.5 广西少数民族传统村落公共空间调查小结 |
| 3.6 广西少数民族传统村落公共空间实例分析 |
| 3.6.1 案例调查 |
| 3.6.2 空间句法概述 |
| 3.6.3 空间句法对空间形态与公共生活互动关联的验证 |
| 3.7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广西少数民族传统村落公共空间比较研究 |
| 4.1 同一民族不同地域环境下的传统村落公共空间比较研究 |
| 4.1.1 壮族传统村落公共空间调查与比较 |
| 4.1.2 壮族传统村落公共空间的句法释义 |
| 4.1.3 不同地域壮族传统村落公共空间的特征分析 |
| 4.1.4 不同地域壮族传统村落公共空间形态的影响机制 |
| 4.1.5 其他少数民族传统村落公共空间的地域性特征 |
| 4.2 相同地域环境下不同民族传统村落公共空间比较研究 |
| 4.2.1 桂西北少数民族传统村落公共空间调查与比较 |
| 4.2.2 桂西北少数民族传统村落公共空间的句法释义 |
| 4.2.3 桂西北少数民族传统村落公共空间的特征分析 |
| 4.2.4 桂西北少数民族传统村落公共空间形态的影响机制 |
| 4.3 少数民族传统落与汉族村落公共空间形态 |
| 4.3.1 少数民族的“汉化” |
| 4.3.2 汉族的“少数民族化” |
| 4.4 广西少数民族传统村落公共空间特征与内涵 |
| 4.4.1 共性：自然而为，纯朴务实 |
| 4.4.2 个性：多元个性，和而不同 |
| 4.4.3 特性：多源并存，文化交融 |
| 4.5 地域性、民族性的关联互动——多因子综合作用机制 |
| 4.6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广西少数民族传统村落公共空间保护与发展策略 |
| 5.1 广西少数民族传统村落的现状 |
| 5.1.1 物态空间方面 |
| 5.1.2 意态空间方面 |
| 5.2 广西少数民族传统村落当代发展的问题与契机 |
| 5.2.1 面临的问题 |
| 5.2.2 发展的契机 |
| 5.3 传统村落公共空间保护与发展的原则与策略 |
| 5.3.1 保护的内容与范围 |
| 5.3.2 保护的原则 |
| 5.3.3 空间保护与发展策略 |
| 5.3.4 地域、民族文化传承策略 |
| 5.3.5 传统公共空间文化的发展 |
| 5.4 广西少数民族传统村落与公共空间保护发展实例 |
| 5.4.1 程阳八寨——旅游开发的困惑 |
| 5.4.2 旧州街——传统街市的兴衰 |
| 5.4.3 弄立村——从空间匮乏到结构完善 |
| 5.4.4 古民寨——夯土村落保护与发展新探索 |
| 5.5 本章小结 |
| 结语 |
| 1 结论 |
| 2 主要创新点 |
| 3 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一：广西少数民族传统村落调查统计表 |
| 附录二：广西各民族节庆与公共空间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 附件 |
（8）马克思主义城乡融合理论与西部中小城市带动城乡一体化研究 ——以广西玉林市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来源及意义 |
| 二、研究对象的概念界定 |
| (一) 城乡融合 |
| (二) 城乡统筹 |
| (三) 城乡一体化 |
| 三、国内外相关研究状况 |
| 四、研究方法与创新之处 |
| 第一章 马克思主义城乡融合理论的梳理 |
| 一、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城乡融合”思想 |
| (一) 马克思、恩格斯的“城乡融合思想” |
| (二) 列宁的城乡融合思想 |
| 二、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城乡融合理论的发展 |
| (一) 毛泽东的城乡融合思想 |
| (二) 邓小平的城乡融合思想 |
| (三) 江泽民的城乡融合思想 |
| (四) 十六大以来党的城乡融合思想发展 |
| 第二章 西部民族地区城乡一体化发展的紧迫性和特殊性 |
| 一、“城乡一体化”在我国提出的时代背景 |
| (一)两个转变——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从粗放型向集约型 |
| (二) “三农”问题的凸显 |
| (三) 农民收入增长缓慢,农民负担较为沉重 |
| (四) 农业发展面临新的挑战 |
| (五) 农村发展滞后,与城市的差距拉大 |
| 二、西部民族地区城乡一体化发展的特殊性 |
| (一) 地理环境的恶劣 |
| (二) 生产生活方式相对滞后 |
| (三) 基础设施落后,公共服务水平低 |
| (四) 封闭性自给经济导致先天基础不足 |
| (五) 制度机制创新任务艰巨 |
| 三、西部民族地区城乡一体化发展的紧迫性 |
| (一) 关系着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的实现 |
| (二) 事关我国现代化建设的能否顺利推进 |
| (三) 是改变少数民族地区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必然选择 |
| 第三章 近现代以来玉林城乡关系变迁的长时段考察:从历史到现实 |
| 一、近代玉林城乡关系变迁的历史考察:1840-1949年 |
| (一) 近代玉林城乡的空间架构:村——镇——城 |
| (二) 近代玉林的城市人口 |
| (三) 近代玉林地区圩镇的崛起 |
| 二、改革开放之前玉林城乡发展:1949 -1978年 |
| (一) 建国初期玉林城乡行政建制的变化 |
| (二) 计划经济时期的玉林城乡人口的起伏变化 |
| (三) 计划经济时期的玉林城乡人民的生活水平 |
| 三、改革开放以来玉林城乡关系的新发展:1978-2012年 |
| (一) 1978-1992的玉林城乡体制改革 |
| (二) 1992-2002的“农民办城市” |
| (三) 2002-2009年玉林城乡关系的变革 |
| (四) 2009至今“玉林模式”的形成与完善 |
| 第四章 西部民族地区城乡一体化发展的“玉林模式”分析 |
| 一、“玉林模式”的内涵 |
| 二、“玉林模式”的基本特点 |
| 三、“玉林模式”与“成都模式”的比较分析 |
| 第五章 “玉林模式”对西部民族地区城乡一体化发展的借鉴意义 |
| 一、以中小城市的发展带动广大农村,推进城镇化建设进程 |
| 二、以工扶农,带动农业结构升级和农村人口转移 |
| 三、以商促农,逐步实现城乡经济两旺 |
| 四、加强城乡各方面的对接联动,推进城乡一体化发展 |
| 五、加强制度创新,破解城乡一体化发展难题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读博期间发表论文情况 |
| 后记 |
（9）近代西江流域商品经济与市场网络的形成（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 选题背景与意义 |
| (二) 文献综述 |
| (三) 论文研究范围的界定 |
| (四) 研究方法及创新之处 |
| 一、近代西江流域的区域经济条件 |
| (一) 西江流域自然地理条件 |
| (二) 西江流域人口条件 |
| (三) 西江流域社会经济条件——水陆交通 |
| 二、近代西江流域商品经济发展的动力 |
| (一) 商埠开放与经济贸易的发展 |
| (二) 经济发展原动力——“人心” |
| (三) 桂省政府的作用 |
| 三、近代西江流域市场网络的空间结构及其运行机制 |
| (一) 市场网络的增长极——中心市镇 |
| (二) 增长极的集聚效应 |
| (三) 增长极的扩散效应 |
| 四、近代西江流域市场网络的特点 |
| (一) 市场网络的多增长极发展模式呈现出梯度差异 |
| (二) 市场网络体系发育不均衡 |
| 五、近代西江流域市场网络形成与发展的意义 |
| (一) 增强西江流域的区位优势 |
| (二) 促进该流域城市的近代化进程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攻读硕士学位期间发表的论文 |
| 后记 |
（10）壮族传统家庭伦理及其现代演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导论 |
| 1.1 研究缘起及意义 |
| 1.1.1 问题缘起 |
| 1.1.2 研究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
| 1.2 文献综述 |
| 1.2.1 与壮族家庭伦理相关的壮族研究成果 |
| 1.2.2 与壮族家庭伦理相关的少数民族伦理道德研究成果 |
| 1.2.3 目前研究存在的不足 |
| 1.3 研究的思路与方法 |
| 1.3.1 基本思路 |
| 1.3.2 研究方法 |
| 2 壮族传统家庭伦理的形成 |
| 2.1 壮族及其传统家庭伦理 |
| 2.1.1 壮族族源、族称 |
| 2.1.2 壮族传统家庭伦理 |
| 2.2 壮族传统家庭伦理的自然生态基础 |
| 2.2.1 岭南独特的生态环境 |
| 2.2.2 自然生态对壮族传统家庭伦理的影响 |
| 2.3 壮族传统家庭伦理产生的经济环境 |
| 2.3.1 稻作农业为主的农耕自然经济 |
| 2.3.2 稻作农业对壮族传统家庭伦理的影响 |
| 2.4 壮族传统家庭伦理产生的人文社会环境 |
| 2.4.1 民主的村民自治制度：都老制 |
| 2.4.2 宽松的人文社会背景：“以夷制夷”政策 |
| 2.4.3 民主、宽松的社会环境对壮族传统家庭伦理的影响 |
| 2.5 壮族传统家庭伦理产生的思想文化背景 |
| 2.5.1 壮族传统家庭伦理的思想基础 |
| 2.5.2 壮族传统家庭伦理的渊源 |
| 3 壮族传统家庭伦理的基本内容 |
| 3.1 恋爱伦理 |
| 3.1.1 求爱伦理 |
| 3.1.2 恋爱中要求遵循的基本伦理原则 |
| 3.1.3 婚前性伦理 |
| 3.2 婚姻伦理 |
| 3.2.1 通婚伦理 |
| 3.2.2 结婚伦理 |
| 3.2.3 夫妻关系伦理 |
| 3.2.4 离婚与再婚伦理 |
| 3.3 亲子伦理 |
| 3.3.1 孝敬父母 |
| 3.3.2 慈爱子女 |
| 3.4 其他家庭关系伦理 |
| 3.4.1 祖孙伦理 |
| 3.4.2 兄弟姐妹伦理 |
| 3.4.3 姻亲伦理 |
| 3.4.4 邻里伦理 |
| 4 壮族传统家庭伦理特质探析 |
| 4.1 壮族社会结构和文化特质及其对传统家庭伦理的影响 |
| 4.1.1 壮族的社会结构及其对传统家庭伦理的影响 |
| 4.1.2 壮族的文化特质及其对传统家庭伦理的影响 |
| 4.2 壮族传统家庭伦理的内涵特质 |
| 4.2.1 婚姻自主获得一定程度的理解和确认 |
| 4.2.2 男女平等在婚姻制度中得到一定程度的体现 |
| 4.2.3 民主平等在家庭关系中得到一定程度的认可 |
| 4.2.4 相对开放和宽容的贞操观 |
| 4.3 壮族传统家庭伦理的表现形式及其特征 |
| 4.3.1 壮族传统家庭伦理的表现形式 |
| 4.3.2 壮族传统家庭伦理表现形式上的特征 |
| 5 壮族家庭伦理从传统到现代的演变 |
| 5.1 壮族传统家庭伦理发生现代演变的基本动力 |
| 5.1.1 近代以来壮族经济生活状况变迁 |
| 5.1.2 近代以来壮族社会政治状况变迁 |
| 5.1.3 近代以来壮族文化变迁 |
| 5.2 壮族传统家庭伦理的现代化演变 |
| 5.2.1 择偶标准趋向多元与开放 |
| 5.2.2 自由恋爱、自主结婚成为主流 |
| 5.2.3 民主平等原则在家庭关系中进一步强化 |
| 5.2.4 晚婚晚育、少生优生的现代生育伦理普遍确立 |
| 5.2.5 主体意识进一步增强 |
| 5.2.6 理性化程度逐渐提高 |
| 5.3 壮族家庭伦理的演变趋势 |
| 5.3.1 传统与现代的有机结合 |
| 5.3.2 趋同性与独特性并存 |
| 5.3.3 个性自由与责任的完美结合 |
| 5.3.4 性化程度进一步提升 |
| 5.3.5 开放化程度进一步提高 |
| 6 壮族家庭伦理的现状与现代化建设 |
| 6.1 壮族家庭伦理现代化的理性审视 |
| 6.1.1 壮族家庭伦理的现状 |
| 6.1.2 壮族家庭伦理现状形成的原因分析 |
| 6.2 进一步推进壮族家庭伦理现代化的基本思路 |
| 6.2.1 需要处理好的关键问题 |
| 6.2.2 途径和方法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主要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四、近代桂西商品经济不发达原因初探（论文参考文献）
- [1]百年来桂东北民族村寨产业变迁研究 ——以村民从业选择为视角[D]. 唐厚权. 广西师范大学, 2021(12)
- [2]新中国成立初期少数民族的国家认同研究（1949-1956）[D]. 李永娜. 北京科技大学, 2020(06)
- [3]近代农业商品化研究进展[J]. 马国英. 古今农业, 2019(04)
- [4]新中国成立初期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在广西的实践研究[D]. 卢炳舞. 中国石油大学(华东), 2019
- [5]新中国成立以来桂西地区特色资源扶贫开发与民族经济融合 ——以野生葡萄开发为视角[D]. 蓝晓飞. 广西师范大学, 2018(01)
- [6]20世纪30-40年代广西工业化问题述论[D]. 唐湘雨. 华中师范大学, 2017(12)
- [7]广西少数民族传统村落公共空间形态研究[D]. 韦浥春. 华南理工大学, 2017(07)
- [8]马克思主义城乡融合理论与西部中小城市带动城乡一体化研究 ——以广西玉林市为例[D]. 朱海强. 广西师范大学, 2014(05)
- [9]近代西江流域商品经济与市场网络的形成[D]. 赵欣. 广西师范大学, 2013(S1)
- [10]壮族传统家庭伦理及其现代演变研究[D]. 黄雁玲. 中南大学, 2013(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