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邓小平在真理标准讨论中的作用（论文文献综述）
苏彬[1]（2021）在《改革开放以来无神论宣传教育历程与经验研究》文中研究说明马克思主义无神论是我国主流意识形态的重要组成部分,宣传马克思主义无神论是党在宣传战线上的重要任务之一,党中央历来对此高度重视。无神论宣传教育在近年来取得丰硕成果,但在现实中,仍有少数党员“不信马列信鬼神”,宣传无神论仍面临缺乏学科支撑、频频遭受污名的境遇。因此,对改革开放以来无神论宣传教育的历程及经验启示进行梳理和总结,对于推进马克思主义无神论学科建设,廓清对无神论宣传教育的成见,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都具有重要意义。通过大量文献研究可以发现,改革开放以来的无神论宣传教育可分为五个时期:改革开放初期,无神论宣传教育清除了“左”的错误,根据毛泽东“研究宗教,批判神学”的批示精神,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推进马克思主义宗教学学科建设,为无神论宣传教育确立了理论前提,构筑了学科基础;改革开放全面展开时期,党中央对新时期无神论宣传教育作出总体部署。但在学术界关于“宗教是人民的鸦片”争论之后,无神论宣传教育逐渐失去学科支撑而走向式微,导致有神论的影响失去了制衡力量而持续扩大;上世纪90年代,针对社会转型和神秘主义影响所带来的伪科学、封建迷信蔓延,一批专家学者联起手来大力宣传无神论,协助中央取缔“法轮功”邪教组织,使无神论宣传教育在世纪之交站在新的起点之上;新世纪之初,面临“宗教热”的蔓延和境外宗教渗透的加剧,中央有关部门就无神论宣传教育和抵御境外宗教渗透作出部署,中国社会科学院成立了无神论的实体研究机构,为无神论宣传教育长远发展打下了坚实基础;党的十八大以来,面对宗教极端主义的崛起和有关无神论宣传教育的争议,党中央坚决遏制宗教极端思想蔓延,提出“坚持马克思主义无神论是大原则”等新论断,开辟了无神论宣传教育理论创新和实践发展的全新局面。通过总结这段历程可以发现,无神论宣传教育在不同历史时期总能根据当时的形势,调整工作重心,勇担时代责任,应对风险挑战,在与有神论进行长期思想斗争的过程中表现出此消彼长的发展态势。在新时代进一步推进无神论宣传教育,中央的清醒和重视是基本前提,学者的责任和担当是有力推动,地方和部门的贯彻落实是重要依托,群众的发动和参与是坚实基础。
汪大贺[2]（2020）在《新时期小说的知识分子叙事（1977-1993）》文中研究指明1977——1993年,是中国社会发生深刻变化的历史转型时期,也是文学中知识分子叙事的繁盛期。“文革”结束后,政治话语赋予了知识分子“人民”身份,也激发了知识分子的主体意识。知识分子力图重新确立人的主体地位,人性、人的尊严和价值成为启蒙话语和文学观念的核心内容。从对极左政治的批判和反思开始,知识分子试图寻求独立的介入立场和思想话语。人道主义和文学主体性讨论的发生,体现了知识分子力图挣脱政治依附性,寻求自身价值话语的艰难探索。但历史并没有给知识分子主体话语的发展以充分的空间,在市场经济的影响下,知识分子的社会地位逐渐边缘化,理想人性的探寻被商品社会的现实所击碎,文学中的知识分子精神也逐渐跌落。总体来看,这一时期的知识分子在多重因素的制约和影响下,社会地位呈现出“边缘——中心——边缘”的位移,知识分子话语表现为从重建主体的普遍共识到多元分化的过程。以人性、主体性为核心的价值理性追寻逐渐让位于以经济为中心的工具理性,崇高和理想淹没于日常,生命深处的价值探寻被过度释放的欲望叙事所遮蔽,知识分子的主体精神泯然于众。本文以1977——1993年小说中的知识分子叙事为研究对象,从社会历史、思想文化和具体文本多重视角出发,探讨现代化转型期的政治、经济、思想文化、意识形态与知识分子的身份属性、文化/文学观念之间的关系,剖析知识分子精神变迁的制度性、结构性力量,并从理论探索和文本表现两个层面,呈现出知识分子主体重建与失落的历史脉络。本文分为上下两编。上编为身份和话语论,主要对知识分子社会主体身份的形成和主体理论话语建构的历史进行剖析。“文革”结束后对知识分子政策调整,是知识分子主体地位形成的根本因素,也是知识分子题材热形成的直接原因。新时期知识分子小说的创作观念、表现内容和人物形象,都与政治话语的设定高度呼应。但知识分子也没有完全图解政治,人道主义和文学主体性论争体现了知识分子寻求自身价值话语的努力。知识分子首先突破了“人道主义”的理论禁区,力图把西方启蒙运动以来的普遍人性、共同人性和共同美整合进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框架,为社会主义语境中的人道主义开辟了道路。但由于意识形态因素的影响,人道主义的讨论被迫中止,但知识分子追求主体性的脚步并没有停止。随后发生的文学主体性讨论,是把人道主义问题美学化的一次话语实践。知识分子试图以“美的自由王国”来规避主体话语探索的风险,并以文学主体性来承载人的主体性,以继续实践知识分子的启蒙理想。从1980年代中期至1990年代初期,随着社会结构的变化和市场经济的发展,知识分子的思想分化和群体分化日益凸显。王蒙“躲避崇高”论的抛出,点燃了知识分子积攒已久的情绪,引发了人文精神大讨论。讨论中,知识分子的立场分化极为明显:人文精神提倡者,也是知识分子主体精神的坚守者,依然倡导终极价值、人的尊严和权力,并试图以反物化的启蒙来维系市场经济下知识分子的精英立场和主体地位;而反对者则以历史经验主义的乐观和后现代的反宏大叙事立论,批评人文精神提倡者主体梦想的虚妄和“知识——权力”的潜在意识。躲避崇高、消解神圣、逃避理想既是他们反对主体性的话语武器,也是知识分子群体理想主义和主体想象分化、破灭的典型体现。这次讨论是知识分子在20世纪最后一次为主体性展开的讨论,以此为标志,中国知识分子及其文学的中心地位成为时代的背影,淹没在汹涌而来的市场经济大潮中。下编为观念和形象论。这一时期的知识分子叙事经历了主体重建和跌落的“三部曲”。在第一个转型期,即“文革”结束至80年代中期,知识分子以神圣受难者形象回归文学现场。伤痕文学、反思文学以苦难历史的审美化、神圣化叙述,确证知识分子启蒙话语和启蒙身份的合法性,文学中的知识分子叙事完成了主体重建的第一步;随后,知识分子叙事以人性解放和个性张扬为主旨,个人主义、自由意志、爱情伦理、性的书写和生命意识得以复苏和高扬,文学中的人性话语日渐丰富和深入,形成了主体性实践探索的高潮;而在第二个社会转型期,即80年代中后期至90年代初,在市场经济的冲击下,知识分子群体和思想产生了分化。日常生活审美化和大众文化冲击了知识分子的主体想象,在先锋文学、新写实小说中的知识分子叙事中,理想主义和昂扬斗志消退,过度释放的欲望展现了人性之恶,知识分子在传统文化和西方思想的冲突中呈现出精神上无所寄托的漂浮状态。同时,知识分子此前热切渴望的现代化成为社会现实,但经济发展与精神跌落的巨大反差,使知识分子产生了现代化的焦虑。文学中知识分子叙事的观念和形象发生了明显的变化,主体性泯然于众,知识分子的启蒙立场和理性精神日渐跌落。
刘后德[3]（2020）在《1979年：中国历史学的再出发》文中指出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历史学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发展阶段。它取得了有目共睹的成就,但也逐渐出现了一些偏差,在“文革”中更是遭遇严重挫折。新时期中国历史学的再定向再出发,是从否定“文革”开始的。它起自政治批判,成于学术反思。它针对“文革”,但绝不限于“文革”。这种专业层面的更深入阶段的拨乱反正在1979年表现得极为典型。在这一年,伴随着全社会思想解放的氛围,历史学呈现出与“文革”时期彻底决裂的姿态。将颠倒的历史再颠倒过来,一度成为当时整个中国史学界的主流追求。这一追求在中国历史学的理论探讨层面、古代史研究部分和近代史研究领域都有着鲜明的体现。而它在1979年表现得特别集中,并在1979年度走向高潮。那时的中国历史学存在一种明显倾向,即针对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研究模式,特别是“文革”时期畸形的研究状况,针锋相对地开展再认识、再纠正。这一趋向深刻影响了之后的史学研究面貌。人们首先就统摄整个研究局面的理论部分进行有针对性的纠偏匡谬。从理论根源和实践经验两方面重新理解和认识“阶级观点”,从而放弃“以阶级斗争为纲”这一根本塑造当时史学面貌的指导思想,是1979年的中国历史学界所获得的最大理论共识。此时,笼统的阶级观点得到重新审视:一切以阶级划分和阶级斗争理论作为史学研究出发点和落脚点的极端做法也得到纠正;历史的全部内容绝不仅仅只有阶级之间的冲突,也不是所有的阶级斗争都可以纳入“革命”的范畴;阶级斗争作为人类社会历史发展根本动力或唯一动力的尊崇地位受到挑战,诸如生产力、生产斗争或矛盾斗争的合力等历史发展要素的重要性得到人们越来越多的强调;阶级考察之外的广阔历史空间开始进入人们的视野,阶级批判之余的丰富历史遗产也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学者们不再简单一律地套用阶级分析作为研究模具,而是积极倡导用历史的、辩证的观点来把握阶级和阶级斗争的存在。以往用阶级观点打量一切,言必称“阶级”的不正常状况大为改观。还有,深入反思教条主义、公式主义的危害,也是1979年史学界所获得的重要理论成果。一切唯本本是从,照搬简易公式的惯常做法遭到批评。在理论阐释与史料求真的结合方面,脱离史实进行虚、假论述的做法受到抵制。它们逐渐被诸如“论从史出”或“史论结合”等主张所平衡。还有一些因固守个别论断、预设某种前提而未曾从根本打破僵局的问题研究也开始得到触动。以上变化归结到一点就是,面对任何问题,人们都转而尝试通过实事求是地具体分析得出自己的独立认识。此时,史学与政治的关系也开始在反省中得到重新定位。人们一致反对炮制“影射史学”以作政治工具的行为,并且通过重新诠释“古为今用”的内涵,以尝试进一步明确史学之于政治的价值功用及合理边界,尊重学术探索的独特规律,纠正违背学术自由的做法,从而扞卫历史学应有的生存空间和独立的价值尊严。1979年,中国古代史研究领域也出现了针对以往的认识局面进行剧烈调整的整体倾向。首当其冲的是,作为“五朵金花”之一的农民战争史所存在的研究偏向受到检讨。农民战争所蕴含之消极作用的集中凸显,成为1979年中国历史学在专题研究领域所经受的最大冲击。在这牵一发而动全身的问题上,“阶级观点”受到研究实践的重新检验。人们注意到,农民战争在社会生产和秩序稳定等方面存在不容回避的破坏作用。曾经化约为中国古代历史的真正内容或全部内容的农民战争,其价值地位因这种阻碍历史进步的消极因素存在而受到削弱。与此同时,农民本身难以抗拒愚昧落后的封建思想,在经由阶级和历史的局限性分析中遭到集中剖析。进而,农民及其领袖不能摆脱具有负面作用的皇权主义、平均主义等思想,预示了农民战争的最终结果只能是催生出又一个大同小异的封建政权。随着农民战争在变革封建制度方面的革命性作用遭到质疑,其价值作用至多不超出改朝换代的范围,甚至客观上有着维护和延续封建统治的认识开始出现。由于人们拒绝沿用简单张贴阶级标签的做法,以及随之而来的道德评判泛化倾向被遏制,中国古代历史中一些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的代表性人物得到重新评价。作为封建帝王的秦始皇残暴专制等负面因素被集中展露;作为思想文化领域代表性人物的孔子,其礼制、教育等方面的积极价值重新凸显;作为农民起义领袖的李自成,难以摆脱天命思想束缚,即使最后取胜也必然成为封建皇帝,而不可能具有无产阶级领袖那样的进步特征和成就,这样一种宿命般的历史结局在讨论中被强调。此外,在中国社会形态及发展阶段的划分问题上,由于人们对固定一种学说、服从一种认识的垄断局面多有不满,古史分期领域遂有诸说并起,从而颠覆了之前郭沫若等人所主张的战国封建说一家独尊之局面。由此,“魏晋封建说”、“西周封建说”、“秦统一封建说”等不同论见纷纷出现。把颠倒的历史再颠倒过来这一思潮,在1979年的中国近代史研究领域表现的最为充分。中国近代历史发展关键节点上的典型认知呈现出“过山车”般的翻转。比如,曾经作为反帝反封建的爱国运动典型的义和团运动受到集中质疑。该运动被认定为具有盲目排外、愚昧迷信等特点,甚至存在受清廷利用而“奉旨造反”的过程和行为,其对内反封建的革命性质和对外的反帝作用及价值都出现较大争议。再者,针对以往卖国之定性,在现代化建设的时代背景下,洋务运动作为近代工业化肇始的标志性作用开始得到积极肯定。在企业管理、规模化机器制造、引进利用外资技术等方面,洋务运动所带来的进步影响;抗击外部势力经济侵略和军事侵略,构筑自身近代化的经济和国防基础,所具有的现实意义和长远价值;拉开大规模学习西方先进文明的序幕,形成开放、理性的进取精神,以及在整体上开启近代中国资本主义化进程的重要意义,都得到有力阐释。对洋务运动的评价,从单纯依托目的初衷或阶级进行定性分析,开始向重视客观效果的考察方面倾斜。还有,对于被批软弱妥协且“阻挡人民革命”的戊戌变法运动,学者在现代性视野下重新将其定义为,一场由资产阶级发起的,旨在通过制度革新以挽救家国危亡的进步运动。其爱国主义价值,借鉴先进制度进行资本主义改革的宝贵尝试,以及改革过程中所推动实现的启蒙解放等,都开始得到更多学者的认同。该运动的改良主义定性开始动摇,资产阶级维新派对抗封建顽固派,以及推行资本主义制度,维护社会整体利益的进步作用越发得到肯定。1979年,是中国历史学进行再调整的关键年份,是“文革”时期史学向改革开放史学过渡的转捩点。它以反思姿态挺立于两种史学研究样式转换的紧要关头,通过一系列史学认识的再纠正实现了浴火重生。显而易见,研究样态的根本转变需要借助史实的订正,研究方法及理论指导的校准,但更仰赖于观念层面的透彻省悟。在追求学术独立和求实精神方面的启蒙重塑,是这一特殊年份留于后世的最醒目价值。与此同时,就学科本身而言,经过1979年前后学界在思想观念、理论方法、价值立场等方面的及时调整,历史学得以迅速转入新的发展阶段。1979年的中国历史学,为之后研究内容从较为单一的政治史向着结合社会史、文化史等领域延伸,以及研究范式和研究重心从革命史向现代化叙事转变,奠定了基础。同时,它还孕育了几种研究趋向。比如重建史实真相,考求真实;再次确认坚持唯物史观指导下的宏观研究,偏重线索规律的合理化梳理;或者吸收借鉴西方理论方法重建历史叙事等。它们都在反思以往研究弊端的基础上呈现出多元竞发的态势。细致的文献梳理,结合对“文革”前后及当时中国历史学研究取向的综合对比,以期最大限度地呈现当时史学研究领域深刻调整的思想史价值,以及为新时期史学研究健康发展奠定重要基础的学术史意义。选取1979年这一独特的年份作为研究对象,可以充分彰显其年代史学层面的蕴涵;史学界通过积极拨乱反正以响应国家改革开放的号召,体现出中国历史学在参与历史中创造历史的传统致用色彩;以“颠倒”求“反正”,尽可能地释放出了解放思想的能量,但与此同时也产生了从一个极端倒向另一极端的危险。因此,反思学术研究的偏向,仅仅通过“翻烙饼”的方式进行显然是不够的。准确拿捏1979年中国历史学承上启下的衔接作用,充分衡估这一时期史学研究所具有的转折过渡意义,有着很高的研究价值。尤其是在清除畸形的“文革史学”那样的研究生态,为此后学术转型奠定基本格局方面,很有必要进行专门探讨。如果说1949年,崭新的中国历史学依靠政治得以确立,那么1979年,就是中国历史学在反求诸己的背景下实现学科化重生、专业化再造的又一次开始。从学术发展的长远角度看,它不啻于共和国史学的“第二次开国”。
孙钰茹[4]（2020）在《胡耀邦党的作风建设思想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党的作风建设是党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党的作风关系党的形象,关系人心向背,关系党的生死存亡。作风建设对于中国共产党的重要性是从建党之初就确立下来的。从井冈山斗争时期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延安整风运动、“三反”、“四清”、“五反”,到步入新世纪开展的整党、“三讲”教育、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再到十八大以来开展的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三严三实”专题教育、“两学一做”学习教育,“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都是立足于党的作风建设,紧跟时代的发展,及时用创新理论武装头脑。同时也可以看出,作风建设不会一蹴而就,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如今我们党内依旧存在着许多问题影响着党的形象,削弱了人民群众对党的信任。正是如此,党的作风不仅是指导全党工作方向的重要因素,更是衡量党的工作质量和效果的风向标。在新时代,党的作风建设不再局限于三大优良作风,更涉及到了党员干部思想,工作,生活,学习以及领导作风等方面,不仅要继续坚持理论联系实际,批评自我批评,密切联系群众,更要注意端正思想,坚定理想信念,认真学习,反对贪污腐败等等,这些都对党员干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首先,本文对胡耀邦党的作风建设思想形成的条件进行探究,具体从理论渊源,文化底蕴,历史依据和实践基础四个方面进行解析。其次,从思想作风,工作作风,生活作风,学风和领导作风五个方面,对胡耀邦作风建设思想内容进行论述。最后,着眼于新时代党的作风建设实际,阐发胡耀邦作风建设思想对当前的当代价值。胡耀邦作风建设思想有助于教育引导党员干部遵循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有助于教育引导党员干部锤炼实干担当的政治品格,有助于教育引导党员干部保持清正廉洁的公仆本色,有助于教育引导党员干部涵养勤学敏思的人生情趣,有助于教育引导党员干部践行党的群众路线。
张树军[5]（2018）在《邓小平与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1978年12月18日至22日召开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实现了党和国家历史上的伟大转折。全会之前,11月10日至12月15日,中共中央召开了为期36天的工作会议。这本来是一次主要讨论经济工作的会议,但突破原定议题,围绕党的工作重点转移,讨论了若干重大问题,为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具有深远影响的重大决策,实现历史转折,作了充分的准备。中央工作会议能够突破原定议题,党
文世芳[6]（2017）在《中国共产党对境外发展经济经验的认识与借鉴（1976-1984）》文中研究说明改革开放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一次伟大觉醒,正是这个伟大觉醒孕育了新时期从理论到实践的伟大创造。总结历史上封闭保守的深刻教训,勇于面对中国与世界各主要国家和地区之间的巨大差距,充分认识到关起门来搞建设行不通、闭关自守实现不了工业化和现代化,虚心学习和借鉴境外发展经济经验,是这个伟大觉醒的重要内容,对探索和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动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是在中国历史文化的基础上探索而成,从改革开放之初一步一步摸索而来。探求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成功的经验、存在的问题及解决办法,可以从改革开放史中寻求历史的逻辑、问题的病灶和成功的钥匙。因此,从改革开放之初对境外发展经济经验的认识和借鉴考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形成,从开放和改革的相互关系及国际经验视角探求改革开放开启并获得成功的原因,对当前全面推进深化改革,不断发展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具有独特的重要意义。这些正是论文致力于探求的深层次问题。论文包括绪论、正文四章和小结。绪论,主要介绍论文的选题缘由、意义,研究的现状、问题,研究的资料准备、特点,研究的方法、思路,研究的目标、方向。第一章,主要讨论学习借鉴境外发展经济经验的历史背景。“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世情国情党情发生了深刻变化。考察整个社会,国民经济遭受重创,人民生活在温饱线上长期徘徊,社会各界渴望变革;考量党内状况,使命意识空前觉醒,执政危机意识日渐浓厚,全党洋溢着把“文化大革命”耽误的时间抢回来的情绪;环顾世界局势,世界政治格局寻求新的平衡,在两极格局下存在寻求多极化的内在张力,资本主义国家经过迅猛发展后进入滞胀阶段,亟需产业转移,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的崛起树立了发展榜样,调整和改革成为社会主义国家的潮流。特定的历史条件,给中国指明了方向:旧的道路难以为继,变革已是民心所向,国际形势为迎接中国融入世界大家庭、登上国际大舞台提供了历史契机。一种历史的合力,悄然引导着中国朝着改革与开放的道路走去,学习借鉴境外发展经济经验的历史条件生成。第二章,主要讨论从“文化大革命”结束到十一届三中全会期间中共逐渐扩大对外交流,冷眼向洋看世界,以世界为参照作出改革开放的伟大决策。“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中共党内和思想理论界对“文化大革命”的反思和对国家前途命运的思考已经不可抑制。中共高层从战争的阴影中走出来,对世界局势作出新的研判,认为存在长时段和平发展的可能。在对历史的反思中,中共又逐渐从“左”的迷雾中走出来,开展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讨论,工作重心开始务实地朝着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倾斜。在此基础上,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开始了学习借鉴境外发展经济经验的初步行动,党和国家领导人主动出访“触摸世界”、把握世界发展脉搏,派出大批对外考察的“侦察兵”了解世界各国发展经验和研究中国应有的对策,部署理论界召开世界经济讨论会研究国外情况。特别是派团对外考察是中共高层的重大战略举措。中央政治局从听取和讨论考察汇报开始,改革开放的思想在酝酿中逐渐生根发芽,经过1978年国务院务虚会和中央工作会议的两次大讨论,改革开放决策呼之欲出。第三章,主要讨论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共经过对盲目冒进的反思,在国民经济调整中深化对学习借鉴境外发展经济经验的认识,提出“中国式的现代化”思想的过程。经过1979年对盲目引进和吸收外资的反思,在对国民经济调整的思考、讨论以及初步实施中,中共对学习借鉴境外发展经济经验进行了总结深化,制定了更加科学更具操作性的对外引进规定、吸收外资政策、对外考察办法、国民经济计划。在学习借鉴境外发展经济经验,结合中国实际进行的改革试点和探索中,中共对建设四个现代化有了更深层的认识,在政策上、试点上、理论上都有重大的转变。在政策上,提出经济政策的三大转变,要求逐步实现经济政策和经济制度转型;在试点上,创办经济特区,使借鉴境外发展经济经验从某个领域的试点转换为更深层次的综合性改革试点;在理论上,从四个现代化转变为“中国式的现代化”,将“中国式的现代化”作为统领学习借鉴境外发展经济经验,结合中国实际,探索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道路的指导性思想。第四章,主要讨论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推进,学习借鉴境外发展经济经验,逐步由引进技术、外资和管理经验,朝着更深层次的经济体制改革理论与实践、国际组织发展经济经验以及引进国外智力发展和深化,并最终推动确立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体制改革目标的过程。结合中国实际,探索适合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目标模式,是学习借鉴境外发展经济经验的重要内容和目标。在中共高层的支持和部署下,苏东社会主义国家经济体制改革经验和理论以及联邦德国市场社会主义理论和法国经济计划化理论等,成为中国考察和学习借鉴的重点内容。布鲁斯和奥塔·锡克等东欧经济学家的来访,在中国掀起研究社会主义经济模式和改革理论的热潮。在改革开放实践的锻炼和理论探讨的熏陶中,中国新一代经济理论人才终于在1984年莫干山会议上崛起,逐渐承担起为改革建言献策的使命。在和思想理论界的良性互动中,中共终于克服各种困难,出台《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确立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体制的改革方向。这标志着“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中共对中国经济改革发展方向的探索获得巨大成功,以经济体制改革方向为重点的学习借鉴境外发展经济经验取得重大的阶段性成果。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以巴山轮会议为标志,中共学习借鉴境外发展经济经验进入新的历史阶段。小结,主要对论文作一概括性总结,集中探讨境外发展经济经验是如何被中共重视、学习和吸收,形成了什么样的原则和路径;究竟在中国的改革开放进程中发挥了哪些重要作用、产生了哪些重大影响;积累了哪些重要历史经验,对当前中国的改革发展有哪些重要启示。为确保学习借鉴境外发展经济经验取得好的效果,中共在探索之中确立和完善了自力更生为主、积极争取外援,取长补短、保持优势,多方学习、反复比较,解放思想、谨慎渐进等基本原则;形成了从境外经验的学习了解、到决策层多渠道掌握信息、到中共高层利用境外经验进行决策、到中层和基层干部掌握境外先进经验的上下贯通、良性互动的路径。学习借鉴境外发展经济经验在推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改变对境外发展经济经验的认识成为改革的先声;推动了改革开放决策出台和具体政策不断完善;促进了社会主义观和社会主义现代化理念的突破;提出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体制,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改革进入攻坚期和深水区的历史关头,分析研究改革开放初期中国共产党学习借鉴境外发展经济经验的历史,能带来深刻的启示。它告诉我们,改革应该如何优化调查研究,如何加强顶层设计,如何重视基础性工作。
高飞[7]（2017）在《思想政治教育议题设置研究》文中指出议题设置能力被称作软实力的“第二张面孔”。今天,国家之间的竞争已经从硬实力的争夺转向硬实力和软实力相结合、更加注重软实力尤其是话语权力及其集中体现的议题设置能力的争夺。思想政治教育议题设置能力的强弱,事关中国共产党能否在全媒体时代掌握舆论引导和价值引领的主动权、主导权和话语权,事关我国的意识形态安全,事关国家安全,更事关中国人民能否向全世界发出中国声音,讲好中国故事,营造发展的良好环境,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本文认为,思想政治教育议题设置是指思想政治教育主体提出、设置和纳入思想政治教育议程,从而引起人们广泛关注、集中讨论并引导思想政治教育实践发展方向和进程的话题。“关注”是思想政治教育议题设置的前提和出发点,能否形成“讨论”是思想政治教育议题设置成功与否的关键,推动思想政治教育实践活动的发展是思想政治教育议题设置的最终目标。思想政治教育议题设置的本质是一定阶级思想表达权、利益诉求权和价值引领权的“三权统一”,通过一定的思想政治教育议题设置,能够表达一定阶级的思想,反映一定阶级的利益诉求,处理好个人与集体的价值冲突,从而维护和实现一定阶级的利益。因此,思想政治教育议题设置具有阶级性、能动性、创新性、动态性以及时代性的特征。实质上,思想政治教育议题设置要解决的就是在思想政治教育开展过程中“言什么”、“怎么说”的问题。议题的本质是一种话语,思想政治教育议题的本质是思想政治教育话语的反映,思想政治教育议题设置则是对思想政治教育话语的表达、设置、传播和运用。通过思想政治教育议题设置可以突出思想政治教育的话语热点,实现思想政治教育的话语转换,彰显思想政治教育的话语权力,从而促进思想政治教育主体有效掌握思想政治教育的话语权。本文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基础,借鉴和吸收了与该文相关的其它理论,作为该文的理论依据。大众传播理论是思想政治教育议题设置重要的理论依据之一,尤其是大众传播理论中的议题设置理论、框架理论和政治传播理论为思想政治教育议题设置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借鉴。政治动员是思想政治教育重要的社会功能,思想政治教育议题设置是实现政治动员的有效方法,因此,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等经典作家的政治动员理论,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动员理论以及西方一些学者的政治动员理论也成为本文的理论依据之一。思想掌握群众是思想政治教育的本质,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等不仅对此有相当丰富的论述,中国共产党更是将思想掌握群众理论与中国革命、改革的实际结合起来,使思想掌握群众理论成为教育、影响、凝聚和引导群众的重要理论,故思想掌握群众理论也是思想政治教育议题设置重要的理论依据之一。另外,古今中外,通过一定的议题设置,阐述与传播自身或某一阶级、国家的思想和主张,实现与维护特定的利益,成为一种普遍现象。因此,本文旨在通过对古今中外议题设置实践的梳理,探索和总结议题设置的规律,为思想政治教育议题设置提供参考,这成为思想政治教育议题设置的实践依据。本文还对思想政治教育议题设置的过程和规律进行了深入探索。思想政治教育议题设置不同于一般的舆论议题设置,它不仅要吸引民众的广泛关注和讨论,使民众对相关议题的态度和意见表达出来,更需要通过对议题的设置,改变人们主观认识世界,进而达到改造客观世界的目的。这就形成了通过加强调查研究——科学凝练议题——主动设置议题——引领主导议题——落实解决议题——评估反馈议题的基本过程,这个过程充分体现了中国共产党的思想政治教育议题设置与西方舆论议题的显着区别,即它以调查研究为起点,而不是凭空捏造议题,以落实解决议题为归宿,而不是只作为达到某种目的而盖的“空中楼阁”,这也要求思想政治教育主体以需求导向、主体互动、知行统一作为思想政治教育议题设置的基本规律,从而提高思想政治教育议题设置的时效性。推进和提升思想政治教育议题设置能力是本文的“初心”,也是本文的归宿。本文认为,推进和提升思想政治教育议题设置能力要从五个方面着眼:一是要加强调查研究,二是要定期进行研判,三是要凝练重大主题,四是要主动设置议题,五是要引导实践方向。这五个方面形成了以人们在社会实践过程中遇到重大问题为思想政治教育议题设置为起点,以引导人们的社会实践活动深化为思想政治教育议题归宿的动态设置过程,在循环、往复中不断促进思想政治教育议题设置能力的提升。
张凤阳,李智[8]（2015）在《作为话语事件的真理标准问题讨论》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在1984年《光明日报》社举办的优秀理论文章评选中,《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荣膺特别奖,但获奖名单的公布及奖金的颁发与分发,引来了一场多年未见平息的着作权之争。按照政治系统分析理论,可以把撰写《实》文原稿的胡福明看作民间社会"学术话语"的供给者,而把参与修改《实》文的吴江、孙长江等人看作位居权力系统边缘,并促使"学术话语"转换为"政治修辞"的观念把关性质的"守门者"。两类角色都有其理论贡献,但他们各自的角色认知却发生了某种错位。值得庆幸的是,他们不无论战色彩的回忆文章合在一起,恰好还原了《实》文撰写、修改及发表的历史实况。据此,不仅可以对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的政治贡献度及贡献方式给出典型性的个案评估,还可以在政治过程的意义上对当代中国的权力系统运作机制作微观的剖析和解释。
王敏玉[9]（2014）在《十年来国内邓小平生平研究述评》文中提出十年来,国内学术界对邓小平生平研究进一步深化,出版了不少有份量的学术着作。围绕邓小平的青少年时期、左右江革命根据地时期、中央苏区和长征时期、太行根据地时期、解放战争时期、主政大西南时期、十年总书记期间、1975年的整顿、邓小平与真理标准的讨论、邓小平与十一届三中全会、邓小平与《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等,都有令人关注的新成果出现。在今后邓小平的研究工作中,要做到两个结合:一是把邓小平生平研究与邓小平理论研究结合起来;二是把邓小平生平研究同对他的革命精神和品格风范的研究结合起来。
王涛[10]（2014）在《1979年理论工作务虚会》文中研究指明1979年中央召开的理论工作务虚会是改革开放新时期中国理论界的一件大事,像这样的以真理标准为引言和主题的大规模的理论工作会议,在党的历史上是一个创举。会上提出和讨论的若干重大理论问题,对后来的思想理论界乃至中共高层决策都产生了重大影响。叶剑英提议召开理论工作务虚会1978年党内外围绕着真理标准问题展开了热烈讨论,经过几番较
二、邓小平在真理标准讨论中的作用（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邓小平在真理标准讨论中的作用（论文提纲范文）
（1）改革开放以来无神论宣传教育历程与经验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致谢 |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和意义 |
| 1.2 研究现状及述评 |
| 1.2.1 国内研究现状 |
| 1.2.2 国外研究现状 |
| 1.2.3 研究述评 |
| 1.3 研究方法和理论基础 |
| 1.3.1 研究方法 |
| 1.3.2 理论基础 |
| 1.4 核心概念阐释 |
| 1.4.1 无神论 |
| 1.4.2 马克思主义无神论 |
| 1.4.3 无神论宣传教育 |
| 2 改革开放初期无神论宣传教育的重启 |
| 2.1 改革开放初期无神论宣传教育的形势 |
| 2.1.1 宗教工作的拨乱反正 |
| 2.1.2 对个人崇拜问题的反思 |
| 2.2 确立无神论宣传教育的理论前提 |
| 2.2.1 坚持用马克思主义研究宗教 |
| 2.2.2 坚持用马克思主义指导无神论宣传教育 |
| 2.2.3 反对封建主义和蒙昧主义 |
| 2.3 构建无神论宣传教育的学科基础 |
| 2.3.1 恢复宗教研究机构 |
| 2.3.2 启动宗教学学科建设 |
| 3 改革开放全面展开时期无神论宣传教育的式微 |
| 3.1 改革开放全面展开时期无神论宣传教育的形势 |
| 3.1.1 在全面改革开放中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 |
| 3.1.2 在清除精神污染中对待宗教问题的“慎重”态度 |
| 3.1.3 在落实党的宗教政策中克服“左”的思想 |
| 3.2 中央对无神论宣传教育的决策部署 |
| 3.2.1 “中央19号文件”对无神论宣传教育的定位 |
| 3.2.2 “八二宪法”制定中关于“宣传无神论的自由”的争论 |
| 3.2.3 1990年全国宗教工作会议对无神论宣传教育的重申 |
| 3.3 无神论宣传教育在学术研究中的失语 |
| 3.3.1 关于“宗教是人民的鸦片”的争论 |
| 3.3.2 中国无神论学会的停摆 |
| 3.3.3 无神论在“宗教与文化”研究中的缺位 |
| 4 世纪之交“法轮功”的成势与无神论宣传教育的新起点 |
| 4.1 世纪之交无神论宣传教育的形势 |
| 4.1.1 中国的经济转轨和社会转型 |
| 4.1.2 世界范围内神秘主义的影响 |
| 4.1.3 美国和苏联对人体特异功能的研究 |
| 4.2 “无神论无人讲”与“法轮功”的成势 |
| 4.2.1 “特异功能热”的形成 |
| 4.2.2 伪科学和伪气功的发展 |
| 4.2.3 “法轮功”的组织化扩张 |
| 4.3 无神论宣传教育的新起点 |
| 4.3.1 响应新号召:批判封建迷信和伪科学 |
| 4.3.2 凝聚新力量:重建中国无神论学会 |
| 4.3.3 承担新任务:协助中央取缔“法轮功”邪教组织 |
| 4.3.4 营建新阵地:创办《科学与无神论》杂志 |
| 5 新世纪之初无神论宣传教育的新任务 |
| 5.1 新世纪之初无神论宣传教育的形势 |
| 5.1.1 “宗教热”从农村向城市蔓延 |
| 5.1.2 境外宗教渗透的加剧 |
| 5.2 无神论宣传教育的协同推进 |
| 5.2.1 中央六部委出台加强无神论宣传教育的文件 |
| 5.2.2 抵御境外宗教渗透与防范校园传教 |
| 5.2.3 成立无神论研究机构 |
| 6 十八大以来无神论宣传教育的新局面 |
| 6.1 十八大以来无神论宣传教育的形势 |
| 6.1.1 宗教极端主义的崛起 |
| 6.1.2 “党员信教”与“信徒入党”问题的争论 |
| 6.1.3 无神论宣传教育争议再起 |
| 6.2 无神论宣传教育的创新发展 |
| 6.2.1 “坚持马克思主义无神论是大原则” |
| 6.2.2 遏制宗教极端思想的影响 |
| 6.2.3 拓展无神论宣传教育的阵地 |
| 7 改革开放以来无神论宣传教育的经验启示 |
| 7.1 中央的清醒和重视是做好无神论宣传教育的基本前提 |
| 7.2 学者的责任和担当是做好无神论宣传教育的有力推动 |
| 7.3 地方和部门的贯彻落实是做好无神论宣传教育的重要依托 |
| 7.4 群众的发动和参与是做好无神论宣传教育的坚实基础 |
| 8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作者简历及在学研究成果 |
| 学位论文数据集 |
（2）新时期小说的知识分子叙事（1977-1993）（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由和意义 |
| 二、研究历史与现状 |
| 三、写作思路 |
| 上编 身份和话语的重建 |
| 第一章 知识分子政策与知识分子题材热 |
| 第一节 知识分子政策与知识分子叙事的历史回顾 |
| 第二节 政策调整与知识分子的命运转折 |
| 第三节 政策转折期的知识分子题材热 |
| 第二章 独立话语的探寻——从人道主义到文学主体性 |
| 第一节 “人”的话语确立及其论争 |
| 一、禁区的突破 |
| 二、话语的发生和讨论的焦点 |
| 三、权威话语的介入与讨论的转折 |
| 第二节 文学主体性及其论争 |
| 一、人道主义的美学化 |
| 二、文学主体性的理论建构及其论争 |
| 三、“偏移”的文论与启蒙的理想 |
| 第三章 躲避崇高——知识分子的分化和边缘化 |
| 第一节 社会转型与知识分子的分化 |
| 一、知识分子的分化 |
| 二、知识分子的思想分化 |
| 第二节 话语的分裂——重建共识与去中心化 |
| 一、反物化的启蒙话语 |
| 二、“去中心化”的立场 |
| 小结 从“人的觉醒”到“主体的跌落” |
| 下编 观念与形象的嬗变 |
| 第四章 由“苦难”而“神圣”——知识分子叙事的英雄想象 |
| 第一节 归来的英雄 |
| 第二节 升华的苦难 |
| 第五章 从“人性”到“个性”——知识分子叙事与“人的解放” |
| 第一节 从“大写的人”到“个体的人” |
| 第二节 复苏的情与欲 |
| 第三节 生命意识的书写 |
| 一、生命感性的浮现 |
| 二、生命激情的迸发 |
| 第六章 知识分子的主体萎缩与精神困顿 |
| 第一节 消退的理想 |
| 第二节 升腾的欲望 |
| 一、物欲:从困顿到迷失 |
| 二、情欲:爱与性的分离 |
| 第三节 文化的迷茫与现代化的焦虑 |
| 结语 时代·文学与知识分子的选择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取得的主要研究成果 |
| 后记 |
（3）1979年：中国历史学的再出发（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起及意义 |
| 二、研究现状 |
| 三、研究思路、方法及创新点 |
| 第一章 历史学基本理论的拨乱反正 |
| 第一节 以历史主义取代“以阶级斗争为纲” |
| 一、反思一切历史都是阶级斗争史 |
| 二、破除“暴力革命”崇拜 |
| 三、用历史的观点重新看待阶级和阶级斗争 |
| 第二节 以实事求是替代教条主义 |
| 一、从“唯上唯书”到“唯真求实” |
| 二、跳出公式套用的怪圈 |
| 三、走向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
| 第三节 重审历史学与政治的关系 |
| 一、批判“影射史学”,放弃“古为今用” |
| 二、打破史学研究的“禁区” |
| 三、史学与政治关系的再认识 |
| 小结 |
| 第二章 中国古代史研究的反思与重建 |
| 第一节 对既有农民战争史模式的挑战 |
| 一、检讨农民战争阻碍历史发展的一面 |
| 二、农民阶级思想落后性剖析 |
| 三、农民战争是封建制度的掘墓人还是修理工? |
| 第二节 历史人物再评价 |
| 一、重评秦始皇 |
| 二、为孔子正名 |
| 三、李自成再评价 |
| 第三节 打破古史分期讨论定于一尊的局面 |
| 一、魏晋封建说“卷土重来” |
| 二、西周封建说“重新开张” |
| 三、其他诸说“群雄并起” |
| 小结 |
| 第三章 中国近代史叙事的突破与转型 |
| 第一节 现代化视野下义和团运动的再评价 |
| 一、凸显迷信落后特征 |
| 二、强调盲目排外问题 |
| 三、质疑义和团运动反封建性质 |
| 第二节 改革开放背景下洋务运动历史地位的再衡估 |
| 一、肯定洋务企业奠定中国民族资本的基础 |
| 二、积极评价洋务运动对列强侵略的抵制 |
| 三、认识洋务运动开启近代化历程的贡献 |
| 第三节 古今之变视角下戊戌变法历史意义的刷新 |
| 一、正视戊戌变法的救亡活动 |
| 二、全面认识戊戌变法时期的制度革新 |
| 三、注意发掘戊戌变法的启蒙价值 |
| 小结 |
| 结语: 新时期史学的反思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4）胡耀邦党的作风建设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引言 |
| 一、选题研究背景与研究意义 |
| 二、学术界现有相关研究述评 |
| 三、选题研究内容与创新之处 |
| 四、选题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 |
| 第一章 胡耀邦党的作风建设思想形成和发展的条件 |
| 一、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党的作风建设思想是其形成的理论渊源 |
| 二、中国传统文化中官德修养思想是其形成的文化土壤 |
| 三、中国共产党加强作风建设的历史经验是其形成的历史依据 |
| 四、“文革”后拨乱反正恢复党的优良作风的探索是其形成的实践基础 |
| 第二章 胡耀邦党的作风建设思想的主要内容 |
| 一、不唯书、不唯上、只唯实的思想作风 |
| 二、反对形式主义、务实担当的工作作风 |
| 三、不讲排场、廉洁奉公的生活作风 |
| 四、永不懈怠、谦虚好学的学风 |
| 五、不搞特权、密切联系群众的领导作风 |
| 第三章 胡耀邦作风建设思想对加强和改进新时代党的作风建设的现实启示 |
| 一、有助于切实遵循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 |
| 二、有助于踏实锤炼实干担当的政治品格 |
| 三、有助于时刻保持清正廉洁的公仆本色 |
| 四、有助于持续涵养勤学敏思的人生情趣 |
| 五、有助于深刻践行群众路线的工作作风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5）邓小平与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论文提纲范文）
| 一、奠定思想基础 |
| 二、确立会议主题 |
| 三、倡导改革开放 |
| 四、确定指导方针 |
（6）中国共产党对境外发展经济经验的认识与借鉴（1976-1984）（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缘起与选题意义 |
| (一) 研究缘起 |
| (二) 选题意义 |
| 二、概念界定与研究资料 |
| (一) 概念界定 |
| (二) 研究资料 |
| 三、研究现状与存在问题 |
| (一) 研究的基本状况概述 |
| (二) 研究的主要内容及观点 |
| (三) 研究中存在的问题与不足 |
| 四、研究方法 |
| (一) 历史分析法 |
| (二) 文献分析法 |
| (三) 比较分析法 |
| 五、重点、难点与创新点 |
| (一) 研究重点 |
| (二) 研究难点 |
| (三) 研究创新点 |
| 第一章 学习借鉴境外发展经济经验的背景 |
| 第一节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的经济社会状况 |
| 一、国民经济遭受重创 |
| 二、人民生活长期得不到改善 |
| 三、社会各界渴望变革 |
| 第二节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的中共党内思想状况 |
| 一、执政使命意识逐渐觉醒 |
| 二、执政危机意识日益浓厚 |
| 三、把耽误的时间抢回来 |
| 第三节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的世界形势 |
| 一、世界政治格局寻求新的平衡 |
| 二、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和科技的高速发展 |
| 三、产业转移与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的崛起 |
| 四、苏东社会主义国家普遍推行改革 |
| 第二章 对外交流考察与改革开放决策的作出 |
| 第一节 历史大转折前的思想“解冻”和发展探索 |
| 一、世界局势的新研判 |
| 二、思想解放潮流涌动 |
| 三、工作重点逐渐转移 |
| 第二节 学习借鉴境外发展经济经验的初步行动 |
| 一、邓小平对学习借鉴境外发展经济经验的支持 |
| 二、召开世界经济讨论会研究境外经验 |
| 三、领导人主动出访“触摸世界” |
| 四、有计划地组织对外考察“探路” |
| 第三节 中共高层对境外发展经济经验的内部讨论 |
| 一、中央政治局听取讨论考察汇报 |
| 二、国务院务虚会讨论如何加快现代化建设速度 |
| 三、中央工作会议讨论境外快速发展经济经验 |
| 第三章 借鉴境外发展经济经验的总结深化与“中国式的现代化”的提出 |
| 第一节 对学习借鉴境外发展经济经验的反思 |
| 一、陈云、薛暮桥等对盲目引进的批评 |
| 二、中共高层讨论和部署经济调整 |
| 三、控制引进规模和制定引进政策 |
| 四、财政经济委员会组织大规模经济问题调研 |
| 第二节 学习借鉴境外发展经济经验的深化和落实 |
| 一、对外考察专业性、针对性加强 |
| 二、境外访问团和专家的来访与“传经” |
| 三、参与和召开国际会议 |
| 四、成立中国企业管理协会和举办企业管理研究班 |
| 第三节 西方经济学说的引入 |
| 一、西方经济学说引入的主要路径 |
| 二、三次大型西方经济学讲座(讲习班) |
| 三、西方经济学引入的重要作用和深远意义 |
| 第四节 “中国式的现代化”的提出 |
| 一、经济政策的转变和建立经济特区 |
| 二、两份《初步意见》的制定和经济体制改革方向的探讨 |
| 三、邓小平提出“中国式的现代化” |
| 第四章 借鉴境外经济体制改革经验与经济体制改革决定的出台 |
| 第一节 学习借鉴重点转移到经济体制改革理论与实践 |
| 一、苏东经济体制改革经验的考察 |
| 二、苏东经济体制改革理论的引入 |
| 三、苏东经济体制改革经验的探讨和研究 |
| 四、联邦德国社会市场经济体制等西方经验的学习借鉴 |
| 第二节 学习和借鉴重要国际组织的经验 |
| 一、联合国提供的考察与培训 |
| 二、世界银行对中国的两份考察报告 |
| 第三节 引进国外智力决定的出台和初步成效 |
| 一、引进国外智力的历史经验与新的探索 |
| 二、邓小平关于引进国外智力的讲话和引进国外智力政策出台 |
| 三、引进国外智力政策的初步落实和成效 |
| 第四节 “有计划的商品经济”改革目标的确立和借鉴境外发展经济经验进入新阶段 |
| 一、改革中的问题和境外因素的影响 |
| 二、邓小平视察南方与商品经济意见再次提出 |
| 三、1984年莫干山会议与新一代经济理论人才崛起 |
| 四、《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的出台 |
| 五、巴山轮会议标志借鉴境外经验进入新阶段 |
| 小结 |
| 一、中共学习借鉴境外发展经济经验的原则和路径 |
| 二、中共学习借鉴境外发展经济经验的作用和影响 |
| 三、中共学习借鉴境外发展经济经验的经验和启示 |
| 参考文献 |
| 附件1 中国领导人出访一览表(1976. 10—1984. 12) |
| 附件2 1978年引进22项工程项目表 |
| 附件3 赵人伟等就经济改革问题向布鲁斯的提问 |
| 附件4 一个大学在政治经济学教学中提出的一些问题(资本主义部分) |
| 在学期间发表论文 |
| 后记 |
（7）思想政治教育议题设置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创新点 |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思想政治教育议题设置研究导论 |
| 第一节 思想政治教育议题设置研究的意义 |
| 一、理论意义 |
| 二、实践意义 |
| 第二节 思想政治教育议题设置研究现状的述评 |
| 一、思想政治教育议题设置研究的缘起 |
| 二、思想政治教育议题设置研究的现状 |
| 第三节 思想政治教育议题设置研究的思路及方法 |
| 一、研究思路 |
| 二、研究方法 |
| 第二章 思想政治教育议题设置的价值 |
| 第一节 掌握思想政治教育主动权 |
| 一、突出思想政治教育话语热点 |
| 二、实现思想政治教育话语转换 |
| 三、彰显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权力 |
| 第二节 增强思想政治教育主导性 |
| 一、主导思想政治教育实践发展 |
| 二、主导意识形态领域价值交锋 |
| 三、主导社会多元文化有机融合 |
| 第三节 提高思想政治教育引导力 |
| 一、引导社会思潮 |
| 二、批驳错误议题 |
| 三、凝聚社会共识 |
| 第三章 思想政治教育议题设置的依据 |
| 第一节 理论依据 |
| 一、大众传播理论 |
| 二、政治动员理论 |
| 三、思想掌握群众理论 |
| 第二节 实践依据 |
| 一、中国古代议题设置实践 |
| 二、西方社会议题设置实践 |
| 三、中国共产党议题设置实践 |
| 第四章 思想政治教育议题设置的本质意蕴 |
| 第一节 思想政治教育议题设置的内涵 |
| 一、议题与思想政治教育议题 |
| 二、思想政治教育议题设置 |
| 第二节 思想政治教育议题设置的本质 |
| 一、思想表达权 |
| 二、利益诉求权 |
| 三、价值引领权 |
| 第三节 思想政治教育议题设置的特征 |
| 一、阶级性 |
| 二、能动性 |
| 三、动态性 |
| 四、创新性 |
| 五、时代性 |
| 第五章 思想政治教育议题设置的过程规律 |
| 第一节 思想政治教育议题设置的过程 |
| 一、开展调查研究 |
| 二、科学凝练议题 |
| 三、主动设置议题 |
| 四、引领主导议题 |
| 五、落实解决议题 |
| 六、评估反馈议题 |
| 第二节 思想政治教育议题设置的规律 |
| 一、需求导向规律 |
| 二、主体互动规律 |
| 三、知行统一规律 |
| 第六章 思想政治教育议题设置的有效推进 |
| 第一节 加强调查研究 |
| 一、聚焦重大问题 |
| 二、关注热点问题 |
| 三、紧扣利益问题 |
| 第二节 定期进行研判 |
| 一、加强信息收集 |
| 二、完善研判机制 |
| 三、着重科学分析 |
| 第三节 凝练重大主题 |
| 一、分析社会需求 |
| 二、把握重大交锋 |
| 三、善于积极谋划 |
| 第四节 有效设置议题 |
| 一、议题设置恰当 |
| 二、议题话语生动 |
| 三、议题时机合适 |
| 第五节 引导实践方向 |
| 一、引导交往实践 |
| 二、引导改革实践 |
| 三、引导发展实践 |
| 参考文献 |
| 读博期间发表的科研成果 |
| 致谢 |
（9）十年来国内邓小平生平研究述评（论文提纲范文）
| 一、研究概况 |
| (一)有关邓小平生平研究的着作出版情况 |
| (二)对邓小平伟大功绩的主要评价 |
| 二、十年来邓小平生平研究主要成果 |
| (一)青少年时期 |
| (二)左右江革命根据地时期 |
| (三)中央苏区和长征时期 |
| (四)太行根据地时期 |
| (五)解放战争时期 |
| (六)主政大西南和初到中央 |
| (七)十年总书记期间 |
| (八)1975 年的整顿 |
| (九)邓小平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 |
| (十)邓小平与十一届三中全会 |
| (十一)邓小平与《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
| 三、简要结语 |
（10）1979年理论工作务虚会（论文提纲范文）
| 叶剑英提议召开理论工作务虚会 |
| 会议讨论的思想理论问题 |
| 邓小平《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讲话 |
| 理论工作务虚会的评价 |
四、邓小平在真理标准讨论中的作用（论文参考文献）
- [1]改革开放以来无神论宣传教育历程与经验研究[D]. 苏彬. 北京科技大学, 2021(02)
- [2]新时期小说的知识分子叙事（1977-1993）[D]. 汪大贺. 吉林大学, 2020(04)
- [3]1979年：中国历史学的再出发[D]. 刘后德. 山东大学, 2020(10)
- [4]胡耀邦党的作风建设思想研究[D]. 孙钰茹. 中共吉林省委党校(吉林省行政学院), 2020(12)
- [5]邓小平与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J]. 张树军. 百年潮, 2018(12)
- [6]中国共产党对境外发展经济经验的认识与借鉴（1976-1984）[D]. 文世芳. 中共中央党校, 2017(06)
- [7]思想政治教育议题设置研究[D]. 高飞. 武汉大学, 2017(06)
- [8]作为话语事件的真理标准问题讨论[J]. 张凤阳,李智. 学海, 2015(03)
- [9]十年来国内邓小平生平研究述评[J]. 王敏玉. 党的文献, 2014(S1)
- [10]1979年理论工作务虚会[J]. 王涛. 党史文苑, 2014(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