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产业化进程中亟需澄清的问题（论文文献综述）
韩美琳[1]（2021）在《高质量发展背景下中国经济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研究 ——基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视角》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产业结构转型升级”,这是我国备受关注、持续多年、任重道远的经济话题。近些年,关于“产业转型升级”和“产业结构调整”的文章虽然很多,大多都是从产业经济学视角,应用西方经济学理论,阐释产业结构演进的过程和规律。也有部分学者应用马克思的社会资本再生产和列宁的生产资料生产优先增长理论,解析产业结构变迁,但从政治经济学视角对其进行全面而系统分析并不多见。本文则以“高质量发展背景下中国经济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为题,运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相关原理进行系统研究,不仅有助于加深对“高质量发展”,以及“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等相关概念的认识和理解,更是对研究“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理论的应用和补充。我国“产业结构转型升级”这一话题,是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爆发之后引出的。此前的通常提法都是“产业结构的合理化、高度化”或“产业结构调整”。几种不同的提法虽然在含义上彼此相似,但“产业结构转型升级”被提上日程却意味着结构性矛盾已经相当突出,解决问题的期盼也十分紧迫。世界金融危机对我国的冲击使中国经济的短板暴露无遗。资源的掠夺式开发、生态环境的严重破坏、大量的过剩产能,说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迫在眉睫。因此,中共十九大报告在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新发展理念基础上,又提出了“高质量发展”的新要求。目前,我国的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是当前和今后确定发展思路、制定经济政策、实施宏观调控的根本要求。实现“高质量发展”:一要经济增长稳定、区域城乡发展均衡、以创新为动力、人与自然和谐、发展成果惠及全体人民;二要产业布局优化、结构合理,不断实现转型升级,并显着提升产业发展的效益;三要具有一流竞争力、质量的可靠性与品牌影响力,以及先进的管理理念与方法。“高质量发展”与“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关系是统一的。一方面,“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动力,是“高质量发展”过程中必不可少的至关重要一环,能够加速“高质量发展”进程;另一方面,“高质量发展”对“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具有促进作用,“高质量发展”势必会倒逼产业结构进行转换。“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要把重点放在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上,把实体经济做强做优”。（1）可见,“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是经济工作的牛鼻子,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关键。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相关原理是理解和指导我国“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理论依据。马克思的社会资本再生产理论阐释的社会生产两大部类之间、部类内部不同生产部门（行业）之间,必须保持相互协调的比例关系。这种相互协调的比例关系一旦遭到破坏,产业结构就会出现失衡,供需关系扭曲,我国经济出现的大量过剩产能,就是违背社会资本再生产原理的结果。马克思资本有机构成学说,是诠释“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钥匙。科技进步条件下,资本积累不断追加,必然导致资本有机构成呈现不断提高的趋势。资本有机构成提高过程,就是“产业结构转型升级”过程。资本有机构成提高总是以技术的进步、创新为前提;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意味着产业资本的配置方式必然会由原来的劳动密集型,逐步向更高层次的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转变,这既是资本构成向高度化演变的必然趋势,也是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一个固有特征。马克思的产业竞争理论,阐释了竞争机制是市场经济运行的基本机制,对资源的优化配置起决定性作用。竞争结果优胜劣汰,不仅不是资源的浪费,而是资源优化配置的实现途径。产业竞争理论启示我们,转变政府职能必须正确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是有效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关键。“着力解决市场体系不完善、政府干预过多和监管不到位问题”,（2）是推动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决定性条件。习近平总书记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原理和“高质量发展”学说,为推动我国“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提供了实现途径和原则。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在全面分析国内经济阶段性特征的基础上调整经济结构、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治本良方;是培育增长新动力、形成先发新优势、实现创新引领发展的必然要求;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经济发展和经济工作的主线。“高质量发展”是统领“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目标和原则。必须坚持质量第一、效益优先,促进“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实现质的飞跃。纵观我国产业结构演进历程,经过几个阶段的调整、优化,转型升级取得了一定成效,但对应“高质量发展”要求而言任重道远。现存的结构性问题是:比例关系失调,结构层次不高;供需结构扭曲,产销矛盾突出;技术含量较低,创新能力不强;产品附加值偏低,资源能源消耗过高;受区域屏障制约,产业联动效应太小。究其问题成因可从七个方面概括:一是经济发展政策存在导向偏误;二是国际市场需求萎缩;三是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制度环境不佳;四是企业获利能力偏低,生产方式过于粗放;五是经济运行机制和管理体制尚不健全;六是要素价格上涨,比较优势丧失;七是新发展理念贯彻落实上不够到位。存在的问题成因说明,以往片面追求经济增长速度、只注重数量不注重质量、忽视效率和效益的发展方式和理念,有悖于马克思主义协调发展、创新发展、绿色发展、高质量发展的原理和要求。因此,痛定思痛,认真总结历史经验和教训,才能提出解决问题的思路和对策。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为开阔视野,本文在借鉴美、日、德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经验基础上,针对我国“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存在的问题及成因,遵循“高质量发展”的要求和理念,从五个方面提出解决问题的途径和办法。一是从宏观制度层面营造有利于“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良好环境;二是从中观产业技术层面强调加快推进产业结构的调整和优化;三是从微观企业层面呼吁提升自主创新和科技研发能力;四是从企业运营机制角度要求转变经营管理模式;五是从市场供给端发力,强调加快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本文认为,决定和影响产业结构如何变迁的因素是多方面的,因而思考“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对策也是综合性的。它不仅涉及到政府、企业、个人不同的市场主体,而且还涉及到社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推动“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不仅能够收获提高产业竞争力的积极效应,而且还要承受企业破产员工下岗的负面效应。因此,我们必须要求深化财税、金融、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等各项制度改革配套跟进,为推动“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扫清障碍。总之,只要我们坚定改革信心,把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经济发展和经济工作的主线,“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将会迈出更快步伐。
李青[2]（2021）在《现代性视角下美国非正式科学教育发展研究》文中认为非正式科学教育为人类社会现代化进程培育了具备科学素养和理性精神的现代公民,以教育的现代化彰显人的主体性和科学理性,最终指向人的现代性。但当前,我国非正式科学教育却面临制度、观念和方法等因素制约而无法对接社会转型需要。美国非正式科学教育的良性发展,为美国社会现代化转型培育了具有自主意识和理性精神的科学公民,有力地推动科学与社会的融动互进。美国社会现代化诉求是如何借助非正式科学教育渗透到民众心智中的,非正式科学教育在此过程中究竟扮演何种角色?研究以美国非正式科学教育发展历程为研究对象,试图揭示出美国社会现代性是如何体现并作用于美国非正式科学教育的发展过程。研究采用文献分析法、历史分析法、比较研究法等对美国非正式科学教育的发展历程进行系统化梳理。依托社会文化情境理论等,对美国非正式科学教育发展演进的文化、政治、经济、等社会情境进行剖析,揭示美国非正式科学教育发展演进与美国社会现代化转型的互动关系,剖析非正式科学教育是如何培育具有主体意识、科学素养和理性精神思维的科学公民来顺应社会现代化转型的。绪论部分主要交代选题的价值、相关学术动态、研究设计的依据以及研究对象的合理化界定,使研究对象明确、重点突出、思路清晰。第一章聚焦宗教神性裹挟下的非正式科学教育是如何培育虔诚信徒,培育神性社会所需的宗教价值观;第二章聚焦政治化的非正式科学教育,剖析非正式科学教育如何通过科学启蒙为新国家培育具有民族意识和政治素养的国家公民,践行为民主政治巩固民意的政治使命;第三章聚焦工业化时期非正式科学教育是如何回应社会形态跃迁和生产力解放诉求,并强调非正式科学教育塑造的技术理性及其极化对人性的异化;第四章转向对技术理性极化的利弊反思,以培育具备科学反思精神和批判意识的能动公民为目标,批判技术理性对整全人性的异化,并强调非正式科学教育需要渗透知识背后的方法、态度和价值观元素,推动公众理解科学的价值及潜在的风险;第五章则根植于后现代实践哲学下的追求个体解放和意识独立的时代诉求,强调非正式科学教育逐渐从服务宗教、政治、经济和文化意识的姿态回归到追求个体自主意识的理性精神的本真使命,强调教育的实践性、情境性和交互对话性,以主体间性思维审视传播主体和公众间的互动关系,倡导公众在交流对话中加深对科学的认知,塑造具有整全理性的科学公民。研究认为,美国非正式科学教育的发展经历了从科学大众走化向大众科学化的历程,即逐渐从外在于人的工具的现代性形态转向回归人性本体的后现代性形态。教育目的从“外在的目的”转向“本体的目的”;教育内容从“有序的科学”转向“跨界的科学”;实施模式从“单向的灌输”转向“双向的交互”,体现出一种从“依附性发展”转向“批判性发展”的态势。研究指出,美国文化传统、资本主义精神和分权自治体制是影响美国非正式科学教育发展的因素。目标与内容明晰、实施模式多元、广受社会支持和重视成效评估是其实践经验。最终在把握我国非正式科学教育面临的理念、经费、人员、制度和评估困境的基础上,提出我国非正式科学教育良性发展的路径:根植我国科学教育发展历史与现实,正确处理文化差异与非正式科学教育发展的辩证关系;营造适切非正式科学教育良性发展的生态环境,提升其制度体系完善性和民主参与的文化生态;聚焦专业性人才培养,加强非正式科学教育的专业人才培养质量;重视家庭情境中的科学知识传递,弥补家庭科学教育的缺失;关切非正式科学教育成效评价,健全其的成效测评体系。我国非正式科学教育发展需要理性反思美国经验的适切性,思考“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模式的互鉴可能;检视整体迈向“公众参与科学”阶段是否冒进;探索非正式科学教育“情境断裂”的缝合思路。
王光荣[3]（2020）在《新时代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研究》文中认为国家文化软实力是综合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系指一个国家通过政治制度的吸引力、文化价值的感召力和国家形象的亲和力等传递与表达出来的影响力。古往今来,任何一个大国的发展进程,都是硬实力与软实力综合作用的结果。文化软实力日益成为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政治认同与族群认同的重要因素,日益成为影响国家创新力和民族凝聚力的重要源泉,日益成为推动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的新的增长点,日益成为一个国家掌握国际竞争主动权的重要因素。国家文化软实力的提升,关乎我国文化在世界文化格局中的定位,关乎我国的国际形象和国际地位,关乎“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实现。面对中国与世界关系的历史性变化,立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新的历史方位,应对文化强国战略的时代机遇和软实力发展的现实挑战,如何在全球交往中形成同我国综合国力相适应的文化影响力和国际话语权,仍然是亟待解决的突出问题。这需要我们正确处理文化生产、文化传承、文化传播和文化安全的关系,汲取他国文化软实力发展经验,进而开拓国家软实力发展的实践路径;把握国家文化软实力与思想政治教育之间的内在统一性,探索以思想政治教育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的现实路径,实现思想政治教育实效与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双向建构。论文正文部分由五章构成,依循理论前提、历史溯源、现实检视、方向瞻望与实现路径的基本逻辑思路展开。第一章廓清国家文化软实力建设的基本理论,旨在为全文提供理论基础和思想前提。着眼于元理论建构,阐明国家文化软实力的思想内涵、构成要素及基本特征,确立彰显本土特质与时代特征的新时代国家文化软实力分析框架;拓展研究视野,在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及其中国化的理论成果、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西方文化传统中,探寻我国文化软实力建设的丰富思想资源;阐发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对于强大综合国力、强化国家向心力、服务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以及增强国际竞争力所具有的重要意义。第二章回溯国家文化软实力建设的历程与经验,以期为新时代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提供历史启发。回顾总结在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不同历史时期,中国共产党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的重大举措;全面把握国家文化软实力建设的历史性成就,思想道德建设取得重大成就、文化产品创作生产日益繁荣、文化事业产业快速发展、文化体制机制改革基本完成、中华文化国际影响不断增强;凝练概括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的宝贵经验,具体包括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文化领域的指导地位、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自信、坚持文化发展以人民为中心、坚持维护意识形态安全和文化安全、坚持面向世界的文化走出去战略。第三章分析新时代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面临的机遇与挑战,意在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建设的现实针对性。立足国际竞争新态势,置身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分析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面临的重要机遇,如经济社会发展的物质保障、文化强国战略的引领作用、科技创新发展的技术支撑、文化体制改革的制度保证。与此同时,对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新需要,理性审视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建设的现实境遇,客观面对目前仍然存在的与国家经济影响力不相称、与文明古国的地位不匹配、与国家的奋斗目标不适应等瓶颈问题。第四章坚持立足中国、借鉴国外、面向未来的基本原则,探寻新时代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的思路与策略。立足国情,明确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需要处理好的四对关系,即文化生产要把握好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的关系、文化传承要把握好继承与创新的关系、文化传播要把握好官方与民间的关系、文化安全要把握好开放与安全的关系;面向世界,批判借鉴其他国家文化软实力建设的有益经验,在文化交流与对话中推动实现他者经验的本土转化;面向未来,不断拓展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的实践路径,包括提升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凝聚力、提升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吸引力、提升文化产业的竞争力、提升新闻媒体的国际影响力、提升文化体制机制的活力。第五章立足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立场观点方法和思想政治教育的学科视角,阐明以思想政治教育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的可能性、必要性及实现路径;着眼于目标一致性、内容同构性、功能同向性等逻辑关联,分析思想政治教育创新发展同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之间的内在统一性基础;揭示思想政治教育对于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具有重要作用,从确保国家文化软实力建设的正确政治方向、推进队伍建设发展、加强思想政治教育自身建设、增强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国际影响力等方面作了阐述,指出思想政治教育要不断创新学科理念、拓展研究视域、开掘文化资源,在自身发展与国家文化软实力提升之间相互促进、协同发展的良性互动中,推动主流意识形态建设。
白兮[4]（2020）在《共享发展理念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意蕴研究》文中研究说明一个国家的发展理念既是对社会发展思想和发展观念的凝练概括,也是对社会发展实践与发展经验的深刻总结。共享发展理念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科学把握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发展道路及目标,系统理顺中国经济社会改革发展条件与态势的基础上,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卓越成就和宝贵经验的思想性概括。这一理念的提出,是中国共产党在发展思想、发展理念维度的重大理论创造,也是对中国社会发展道路、发展模式、发展路径的全新表达,深沉地体现出党和国家站位新时代宏大征程的理论自觉与责任担当,充分地彰显了党一心为民、服务于民的立场情怀。从理念理论的思想方位来讲,共享发展理念是中国共产党对马克思主义人民立场、理论原则和实践要旨一以贯之的承继发展和与时俱进的创造创新。因此,研究共享发展理念的马克思主义理蕴,需要以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构筑谱系为参照、以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承继发展为脉络,解释共享发展理念的理论涵义与理论特质,梳理共享发展理念的思想源流,论析共享发展理念确立形成在思想与实践双重向度的现实基础,进而阐明共享发展理念的思想精髓、理念方位与之时代意义。其一,从理论涵义的视角考察,共享发展理念呈现出社会发展性与共享性相结合的特点。在概念构成上,共享发展理念涵盖了“共享”与“发展”两项基本范畴,结合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方法,对“共享”概念的内涵可以从社会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张力中来做出界划。这就引申出了共享发展的主体是谁,对象是什么、如何实现共享以及何以在一定的社会制度环境中践行共享发展的理论问题。结合对共享发展概念构成要素的审视,又体现为发展性、人民性、共享性和民生性的理论特征,蕴涵着发展之主体、目的和方向高度统一的深挚价值旨趣,彰显了对马克思主义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思想在实践论和价值论维度的全面深化。其二,从理论溯源的脉络考察,共享发展呈现出思想承继与实践转化相统一的特征。在理论的源流及渊源上,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理论为共享发展理念的形成奠定了重要的理论基底,综观于马克思恩格斯极其宏大厚重的理论体系,其共享发展思想的丰富深化是同马克思主义理论建构完善的历史进程高度契合的。从构建共享发展思想的辩证唯物主义哲学预设,到以唯物史观和群众史观理论原则作为共享发展思想的理论支持,再到以研查剖析资本主义社会生产方式为路径,阐释论证社会共享的科学性、构筑科学社会主义的蓝图构想来丰富共享发展思想,使马克思恩格斯最终完成了系统全面、规范严谨的共享发展思想筑构与体系,这也是共享发展理念的重要理论源头。毛泽东思想的产生,更真正实现了对马克思主义共享发展思想的理论飞跃与实践转化,有力推动了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理论、社会共享理论的中国化,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享发展思想的成型确立奠定了重要的思想与实践根基。其三,从理论形成的现实基础考察,共享发展理念具有历史境遇与发展任务相关照的特征。回溯历史,中华民族的共享愿景与文化积淀厚泽涵养了共享发展理念的文化始基和思想底蕴,这体现为共享发展对中国传统民生思想的转化创新,也体现为共享发展对中国传统发展思想的扬弃思辨。联系现实,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创造和成功实践则是中国共产党确立贯彻新时代共享发展理念最为直接且最为关键的现实基础及背景。这体现在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与之实践的突破发展,提供了共享发展理念形成的理论准备,丰厚了共享发展理念的思想意蕴,也充分彰显了共享发展理念的实践指向。而新时代中国发展的新条件、新形势则深切映现了共享发展理念的现实观照和时代关切。其四,从理论的架构、内容和要旨考察,共享发展呈现出思想蕴涵与理论方位相照应的特征。大体而言,共享发展理念的精髓要旨涵括了强调人民主体的全民共享、确保共享质量的全面共享、发扬首创精神的共建共享和明确共享进路的渐进共享;在理论方位上,共享发展明确了新发展理念的思想旨归、确立了新发展理念的实践要务、彰显了新发展理念的理论使命;据此而言,共享发展理念正确科学地把握了新时代中国的国情民情与发展要义,是中国共产党在新时代的重大理论创新成果,是国家发展理念、发展思想的高度升华,开拓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的全新境界,也是对新时代中国民生实践、民生发展的深切回应。
张璐[5]（2020）在《影视明星行为失范及其治理研究》文中提出在2014年文艺工作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对文艺工作者提出了明确要求,要有好的专业素养,要有高尚的人格修为,要努力做到言为士则、行为世范。而在当下影视行业以及与之相关的演艺经纪中,影视明星显示出自相矛盾的两面性问题,一方面明星不断在银幕上塑造艺术形象,通过影视作品向公众传递正能量信号以扩大社会知名度,另一方面影视明星频繁出现失范行为。主要包括:涉毒、涉赌、偷税漏税等为代表的违法行为,以婚内出轨、绯闻不断等为代表的违反家庭美德的行为,利用抠图等技术手段代替真实表演为代表的违反职业道德的行为,及其他违反社会公共道德的行为。在“新媒体”的作用下,呈现出影视明星负面舆情频发的现状。这些失范行为与“德艺双馨”的职业道德规范要求严重相悖,而新媒体的出现,让影视行业网络舆论的“后真相”现象愈演愈烈。失范是指一个社会或群体中缺乏、偏离或违背规范的状态。行为失范的形成,多由于“理性经济人”在监管或制度约束缺位的情况下,为了追求自身利益而做出的偏离、违背规范甚至越界法律的行为。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影视行业中的“乱象”、“怪象”,与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求相悖,是新时代影视行业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具体体现。因此在关注影视产业发展的同时,更应关注影视明星行为失范对社会发展的负面影响。而研究影视明星行为失范的形成及治理对中国文化产业健康发展就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本文梳理了1949年-2019年中国影视明星管理模式的变迁,结果显示进入新时代,整个影视产业乃至文化产业在经历了繁荣、危机之后,亟需重整向规范化发展迈进。本文总结和分析了影视明星行为失范的表现类型、表现特征和呈现模式,从不同层面剖析了行为失范的社会影响。基于利益相关者理论和信息生态理论,从实证和理论分析两个视角剖析了影视明星行为失范的形成机理。基于分析结论,从行业声誉、个体声誉和舆情控制三个角度提出治理思路,并从政府层面、行业层面、个体层面提出对策建议。本文共分为八章:第一章是绪论,首先梳理了本文的研究背景及意义。将1949年至今划分成四个阶段,分析各个时期中国影视明星管理模式变迁,以此为研究背景,开展后续的研究工作。其次分别阐述了本文的研究意义、研究思路、研究方法、理论基础及创新之处。同时梳理了影视明星的相关研究、影视明星管理以及影视产业管理的相关研究,论证了本文的学术价值。第二章是影视明星行为失范的典型表征。本文从内容类型、失范行为动机和负面影响程度三方面进行类型划分。总结出新媒体视域下影视明星行为失范的表现特征及信息传播的三种模式。同时分析了影视明星行为失范对整个新媒体环境、影视行业、公众、影视明星群体产生的不同程度的负面及正面影响。本文认为从学理角度来看,各类舆情有其规律可循,相关监管部门和行业协会、影视明星及其经纪公司可及时采取应对措施,减少负面舆情对影视产业和网络生态环境的影响。第三章是影视明星行为失范的形成机理剖析。首先基于利益相关者理论及理性选择理论,实证检验影视明星行为影响因素,以此逆推影视明星的行为动机。基于信息生态学理论,结合社交媒体负面信息频现的社会现实,逐一剖析明星负面信息生态链的构成要素,分析形成机理。将影视明星主体行为动机和网络负面信息链的形成结合起来思考,探索影视明星行为失范的形成机理。根据在分析过程中发现的问题,本文的第四、五、六章将分别基于行业声誉、个体声誉、舆情控制三个视角,进行治理对策的探索。第四章是基于行业声誉视角的影视明星行为失范的治理。在影视行业中,影视明星是否能够主动纠正自己的失范行为,与行业的管理机制息息相关。影视明星主动纠错、相关部门积极有效监管、继而公众满意,是一个比较理想的危机演化结果。而到达这个状态,需要经过三群体之间的反复博弈,各个主体在每个阶段的策略选择都会直接影响影视行业危机的发生和演化。本文借鉴声誉共同体的概念和思路,引入演化博弈理论和方法,探索影视明星“犯错”后,影视明星、政府相关部门以及社会公众三方行为主体的演化规律。同时找到能够促使影视明星主动纠错、公众满意、政府积极有效监督的理想模式的关键因素,提出构建影视行业声誉机制的建议,并提出治理对策。第五章是基于个体声誉视角的影视明星行为失范的治理。声誉作为反映主体信息质量的一种信号,随着声誉机制的完善而在公众中传播,当声誉的主体是个体时,表现为个体声誉。在常态化的影视明星评价、监督和管理机制的约束下,影视明星为了维护个体声誉,就会有约束自身行为的内在驱动力,而这将对影视明星行为失范的治理起到积极作用。本文依据布迪厄场域理论构建影视明星评价指标体系,选取突变级数法合成指数,并进行实证分析。根据评价结果反观当下影视明星的行为失范现象,并提出治理对策。第六章是基于舆情控制视角的影视明星行为失范的治理。区别于其他类型的舆情传播,本文将含有网络推手的二维主体扩展到三维主体,考虑了影视明星舆情传播中一个重要的主体——粉丝,并将影响因素带入到推动指数中,进行建模并仿真。并根据分析结果提出了基于舆情控制视角的影视明星行为失范的治理对策。第七章提出了影视明星行为失范治理的对策建议。根据全文的分析结果,分别从政府层面、行业层面、个体层面提出对策建议。结论启示,影视明星行为失范的治理,不仅需要从政府层面、行业层面逐步完善政策法律法规,形成政府监管、政策指导、市场调节、媒体监督、行业自律的多管齐下的局面,更需要影视明星、社会大众等个体的积极配合,提升个体素质、注重个体行为,共同维护网络生态环境和行业发展环境。第八章是结论与展望。总结了本文的主要研究结论,并分析了研究的不足之处。从经济学、影视学、社会学、管理学角度提出未来研究展望。由于能力及时间所限,本文在理论阐述、数据收集、研究方法等方面还存在着一些局限,还有很多问题值得进一步深入研究,这些也将是作者以后的研究方向。
王祖霖[6]（2019）在《我国地方普通本科高校基层学术组织变革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基层学术组织是高等学校学术组织体系中直接从事人才培养和科学研究等学术活动的组织单元和操作单位,同时也是学科专业建设的基础平台,其组织结构、组织权力和组织文化的变革与发展不仅决定着高等学校学术职能的顺利履行、学术治理体系的不断完善和学术文化的协调发展,还深刻地影响着高等学校的学术理念、学术活力和学术氛围。地方普通本科高校在我国高等教育体系中占有多数地位,其基层学术组织的变革与发展与部委所属高校存在一定差异。基于结构、权力和文化的视角研究地方普通本科高校基层学术组织的发展现状及变革方向,对于地方普通本科高校推进内部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创新基层学术组织制度和学术管理模式,实现内涵式发展及向应用型转型发展,更好地坚持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更好地推进一流学科和一流专业建设,更好地服务地方区域经济社会发展,都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当前,我国地方普通本科高校基层学术组织的建设和发展面临着诸多困境,具体表现在结构功能失衡、学术权力缺位、组织文化冲突等方面。然而,学界关于基层学术组织的研究不是一般性的探讨高等学校基层学术组织的现状与问题,就是重点关注部属研究型高校基层学术组织的改革与创新,对地方普通本科高校基层学术组织的发展和变革的研究重视程度不够。鉴于此,文章运用类型化分析方法和多学科分析方法,针对地方普通本科高校基层学术组织发展和变革的理论和实践问题进行系统性的研究。本研究以组织变革理论、结构功能理论和学习型组织理论等作为理论基础,综合运用文献分析法、调查研究法和数据统计分析法进行研究。首先对地方普通本科高校、基层学术组织以及基层学术组织变革等相关概念进行明确界定,分析地方普通本科高校基层学术组织的结构变革、权力变革与文化变革之间的逻辑关系;然后系统分析了地方普通本科高校基层学术组织变革的动力因素;接着对地方普通本科高校基层学术组织的结构、权力和文化分别进行了调查分析。在上述基础上,分别论述了地方普通本科高校基层学术组织结构变革、权力变革和文化变革所面临的困境以及应当遵循的基本原则;最后从政府层面、高校层面以及院系层面分别提出推进地方普通本科高校基层学术组织变革的政策建议。关于地方普通本科高校基层学术组织变革的动力因素,本研究认为知识创新和知识应用的需要、人才培养和教师发展的需要、学科建设和专业建设的需要以及组织领导和组织成员的理念等构成了地方普通本科高校基层学术组织变革的内部动力因素;而政府政策导向、内外竞争压力、教育体制改革、社会发展需求以及信息技术发展等则构成了地方普通本科高校基层学术组织变革的外部动力因素。关于地方普通本科高校基层学术组织结构的现状和变革,本研究通过对地方普通本科高校院系组织机构设置情况进行统计,发现我国地方普通本科高校有学系、教研室、研究所和实验室四种常规的基层学术组织形式以及其它一些非常规的基层学术组织形式。通过调查分析发现,就学系而言,地方大学、教学研究型高校、培养研究生的院系更高比例以学系作为基层教学组织。院系教师规模越大,越倾向于设置更多的学系。工学学科院系、管理学学科院系相比其他学科属性的院系,更倾向于设置更多的学系。就教研室而言,地方学院、应用型高校、不培养研究生的院系更高比例以教研室作为基层学术组织。院系教师规模越大,越倾向于设置更多的教研室。医学学科院系、艺术学学科院系、人文社科类学科院系、工学学科院系相比其他学科属性的院系,更倾向于设置更多的教研室。就基层科研组织而言,地方大学相比地方学院,教学研究型高校相比应用型高校,培养研究生的院系相比不培养研究生的院系倾向于设置更多的基层科研组织。随着院系教师规模扩大,越倾向于设置更多的基层科研组织。工学学科院系、管理学学科院系、理学学科院系、医学学科院系更倾向于设置更多的基层科研组织。就基层学术组织层级而言,不论学校规格、学校类型、院系教育层次、院系教师规模和院系学科属性,较大多数地方普通本科高校采用三级学术组织体系,极少数地方普通本科高校采用四级学术组织体系。地方普通本科高校基层学术组织结构变革面临着职能偏差、路径依赖和科层固化的困境。因此,地方普通本科高校基层学术组织结构变革应当遵循职能契合原则、学科发展原则和层级简化原则。关于地方普通本科高校基层学术组织学术权力的现状和变革,本研究认为,基层学术权力具有专业性、民主性、自治性和相对独立性的特征,并可以划分为教师集体的学术权力和教师个体的学术权力。通过问卷调查,发现地方普通本科高校不同层级学术组织学术权力划分、基层学术组织权力主体中专职学术人员比重、学术权力主导的学术决策机制、基层学术组织的行政属性、行政权力介入基层学术组织学术事务与基层学术权力运行状况密切相关。基于调查分析和文献分析,发现地方普通本科高校基层学术组织学术权力变革面临着学术权力的关系错位、学术权力的职责模糊、学术权力的非制度化运行等问题。因此,地方普通本科高校基层学术组织学术权力变革应当遵循下移学术权力重心、明细学术权力职责和学术权力运行制度化的基本原则。关于地方普通本科高校基层学术组织文化的现状和变革,本研究认为,地方普通本科高校基层学术组织文化由教学文化、科研文化和学科文化构成。通过问卷调查,发现地方普通本科高校基层学术组织教学文化、科研文化、学科文化共同影响基层学术组织文化变革;基层学术组织精神文化变革、制度文化变革、行为文化变革与物质文化变革共同影响基层学术组织文化变革。由此确认,地方普通本科高校基层学术组织文化变革是多类型、多层次文化的系统性变革。当前,地方普通本科高校基层学术组织文化变革面临着文化变革机制缺失、文化构成要素冲突以及文化变革的碎片化等困境。因此,地方普通本科高校基层学术组织文化变革应当遵循目标原则、整合原则和系统原则。为有效破解地方普通本科高校基层学术组织结构、权力和文化变革面临的困境,顺利推进地方普通本科高校基层学术组织全方面的变革,需要分别在政府层面、高校层面和院系层面采取相应的举措。具体而言,在政府层面,需要抓住一流学科专业建设的契机,通过深化教育体制改革、学术评价机制改革等途径推进、带动、引导地方普通本科高校基层学术组织变革。在高校层面,需要基于职能推进基层学术组织结构功能创新,强化基层学术权力推进基层学术组织自治,实施文化战略引领基层学术组织文化变革。在院系层面,需要通过规范院系学术组织的设置,推动基层学术组织结构功能契合,健全院系学术委员会制度,完善基层学术组织学术治理体系,实施组织文化诊断与评估,推动基层学术组织文化系统变革。
窦金启[7]（2019）在《镜像中国 ——新时期中国影视“走出去”盘整与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在年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二十九次会议上,审议并通过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中华文化走出去工作的指导意见》,其中明确指出中国要继续加强和改进中华文化走出去工作,创新内容形式和体制机制,拓展渠道平台,创新方法手段,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可以看出,从十六大期间开始提出的文化走出去思想已经成为中华文化软实力体系建设的战略指导方针。而作为文化产业重要组成部分的影视产业,其也必然要以此为其发展依据,从而形成影视“走出去”布局。影视“走出去”其实是在文化“走出去”整体战略下形成的影视产业对外传播的体系,也是新时代背景下,对影视国际传播与交流的一种具有中国时代理论特色的理论。其既涉及硬性的影视产业“走出去”,也包含软性的影视文化“走出去”,但所有这些的最终目的都是要实现文化的对外传播,让世界更好的了解中国。以此,向国际社会展示良好而积极的国家形象。其实,在新世纪初,我国的影视行业就开始不断探索“走出去”的方式和方法。本文采用面相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逻辑顺序展开,以影视“走出去”为本体,通过对《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关于广播影视“走出去工程”的实施细则（试行）》颁布以来到现阶段,我国的影视行业的“走出去”的理论形成,影视“走出去”构成内容的盘整与分析,影视个案及产品的调查与研究和影视“走出去”对我国国家形象体系构建的影响等几方面作为论述和研究的对象,梳理和盘整出我国影视“走出去”的过程中所取得的成绩,分析得出影视产业在“走出去”过程中产生的一些问题和不足,进而提出一些可行性的改进措施及方法。影视对外传播理论的不断创新是形成影视“走出去”的根本。本文的第一章,侧重探讨文化“走出去”战略与影视“走出去”之间的关系,以及其在中华文化对外传播过程中的优势特性。通过对十七大到十九大期间关于影视“走出去”的相关政策措施和影视工作指导意见的梳理,可以得出,影视“走出去”是文化走出去的战略组成之一,是在其理论指导之下所形成的。并且在文化对外传播过程中发挥着其形象性、时效性和导向性的特征,进而对文化“走出去”产生积极的作用。本文第二、三章,以影视“走出去”的内容构成为研究对象,通过把影视“走出去”及对外影视体系中的主要构成内容—电影、电视剧、纪录片、动画片这四种艺术形态,在新世纪“走出去”过程中所取得的成果进行盘整和梳理,进而得出:我国影视产业在“走出去”过程中虽然取得了成绩,但仍然需要进一步提升发型和推广的方式和方法。影视“走出去”的另一个作用就是要配合国家外交方针及政策。本文第四章,以我国对外交流与合作的基本方针为语境,分别从大国、周边、“一带一路”、以及中非“战略合作伙伴”这四个角度,对我国影视产业在这四种对外交往策略中的重点国家的“走出去”现状进行梳理,从而得出我国在不同的国家和地区的发展所遇到的问题,同时,综合这些问题,笔者提出了关于提升我国影视产业整体“走出去”的可行性路径。无论是影视产业“走出去”,还是影视文化对外传播,其在实现经济目的的同时,最高级的目标是要实现我国国家形象的良好表达,树立积极的国家形象。所以,本文最后一部分就影视“走出去”对于国家形象构建体系的丰富和提升进行研究,并认为,影视“走出去”无论从内容还是方式上都已经成为塑造国家形象的最重要的手段之一。所以,影视产业的对外发展在提升自身的品牌意识和影响力的同时,要自觉的肩负起对中华文化软实力体系建设和国家形象塑造的责任。
曹书[8]（2019）在《资源型城市横向补偿法律机制研究》文中研究说明随着我国现代经济体系改革的日益深化,在为国民经济发展做出特殊贡献的过程中,资源型城市国家能源、资源安全保障义务与地方经济、社会发展权利间的矛盾冲突愈演愈烈,通过利益补偿机制化解该项“非对称性矛盾”已然成为区域协调发展紧迫的现实需求。为此,国家通过资源税改革及中央财政专项拨付等方式为资源型城市提供了纵向补偿,形成了补偿机制“纵多横少”的格局。但是财税体系的纵向补偿因周期性与有限性无法独力扭转资源型城市颓势,还须为资源型城市脱困振兴提供长效性横向补偿机制。2018年11月18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下发《关于建立更加有效的区域协调发展新机制的意见》,在“健全区际利益补偿机制”当中将“健全资源输出地与输入地之间利益补偿机制”予以重点强调,指出“围绕煤炭、石油及其他矿产等重要资源,坚持市场导向和政府调控相结合,加快完善资源开采、生态治理等外部成本内部化的资源价格形成机制,鼓励资源输入地通过共建园区、产业合作、飞地经济等形式支持输出地发展接续产业和替代产业,加快建立支持资源型地区经济转型长效机制。”可见,作为资源输出地的资源型城市获得作为资源输入地的非资源型城市横向利益补偿之正当性已经得到国家认可,资源型城市要避免矿竭城衰的悲剧,必须构建切实可行的横向补偿机制,引导非资源型城市利益回流,让资源红利反哺当地。但在当前,资源型城市横向补偿问题仍停留在战略与指导思想层面,其具体机制的构建问题亟待学界破题。横向补偿研究的滞后主要表现于补偿主体、补偿客体、补偿权利义务关系、补偿原则、补偿标准、具体补偿方式等要素尚未制度化、权利化与法律化,一套科学合理的横向补偿法律机制能够为资源型城市的横向补偿提供理论基础与权利依据,以权利结构为指引设计横向补偿技术性措施,并在确权入法中引导和鼓励作为资源输出地的资源型城市与作为资源输入地的非资源型城市间建立约束性横向补偿关系,落实横向补偿效应,从而推动资源型城市利益横向补偿向权利化、法律化及常态化的补偿路径倾斜。截至目前,法学界对资源型城市横向补偿法律机制的理论研究还很少,无法为操作层面提供有效支撑。本文对资源型城市横向补偿的法律机制展开研究,其目的即是为了从经济法学角度填补这个法律机制短板。因此,该项研究具备一定的理论价值、现实迫切性与实践指导意义。本文主文部分共分为六章,形成递进与总分的逻辑结构。首先以资源型城市补偿机制的演变为开端,指出横向补偿机制对资源型城市的重要意义;随后分析资源型城市横向补偿法律机制的核心构成;紧接着探讨资源型城市横向补偿法律机制的补偿技术;在前三章所述内容的基础上,对资源型城市横向补偿具体方式展开论证,包括横向补偿基金的规则设计、横向补偿PPP项目的引导与规制及对口合作的横向补偿路径三种类型。具体要点如下:第一章——“资源型城市补偿机制的演变”。本章主要讨论资源型城市与非资源型城市损益间的因果律、资源型城市纵向补偿的不足、横向补偿机制的价值与缺陷,以及横向补偿法律机制的作用。首先,界定资源型城市的基本内涵与外延。尽管人们对“资源型城市”一词早已熟知,但其具体内涵与外延却在随情势变更而不断变动,对其作出限定实有必要。同时,经济发展停滞、社会保障落后及生态环境恶化构成了我国资源型城市的发展障碍。因此,本文在深入探讨资源型城市横向补偿法律机制之前,有必要将资源型城市的基本范畴与所面临的主要问题阐述清楚;其次,明确横向补偿机制的应有之义。补偿机制在各学科及同一学科不同领域均有广泛且深入的研究与应用,并衍生出众多的研究范畴。究竟是哪一学科最早将补偿机制作为一种专业术语加以使用,现已无从考证,但近些年在法学领域对补偿机制的研究持续升温却是不争的事实。法学的初期研究领域主要在于国家合法行为对公民损失的行政补偿机制,而后开始转向生态补偿机制的各要素研究。随着研究的深入,补偿机制开始分化为政府补偿与市场补偿、纵向补偿与横向补偿等机制类型,各自的内涵与外延也在不断丰富、发展与演进。故此,在本文深入研究横向补偿法律机制之前,对横向补偿机制的限定也十分必要;再次,提出资源型城市与非资源型城市损益间的因果律,找准现有横向补偿机制的症结,为法律机制研究提供价值依据。从现实国情角度看,对资源的大量开发与过度开采,导致资源型城市的迅速崛起,为国民经济做出了巨大贡献,但因资源的有限性与不可再生性,长期开发后的资源型城市也必将面临资源储备量递减甚至枯竭,资源型城市也随之衰落,并引发了产业升级转型、下岗就业与再就业、社会保障不足、生态环境修复等一系列问题,这些问题仅靠资源型城市自身是无法承受的,也不该让其独立承担,亟待外部大量的资金、资本及其他带有活力的生产要素投入。相较而言,非资源型城市的经济社会发展程度要远高于资源型城市,这些城市在资金、资本及优质生产要素方面具有显着的比较优势,是改革发展成果的实际享有者。因此,本章揭示出资源型城市发展滞后与非资源型城市“受益板块”的高速发展之间存在显着关联性,提出“两类城市的损益之间具有因果关系”的观点,并在梳理我国资源型城市的补偿机制之后,发现横向补偿机制的症结所在,为后续法律机制的构建指明了方向。第二章——“资源型城市横向补偿法律机制的构成”。本章主要讨论横向补偿机制的权利化意义、横向补偿权存在的必要性、生成的可行性,以及横向补偿权的基本内涵、生成逻辑与权利结构等问题。首先,明确由横向补偿机制向法律机制蜕变的路径。法律机制是有关权利与义务的规范工具,法学领域业已关注法律机制在资源型城市补偿实践中的重要作用。然而,对法律机制的含义、机制向法律机制转化的路径以及权利作为法律机制核心的认识等方面仍未深入,只谈法律机制之形,不谈法律机制之魂,造成机制与法律机制混为一谈。因此,在探讨资源型城市横向补偿法律机制的具体措施之前,应率先对机制向法律机制转化路径予以界定,并对横向补偿权的内容进行深入研究,以描述出该法律机制权利化的具体形态;其次,证明横向补偿权存在的必要性与生成的可行性。资源型城市的补偿权最早出现于因资源开采引发生态环境问题所进行的补偿实践,但资源型城市能源资源安全、生态安全等多重保障义务对传统补偿权提出了挑战。考察横向补偿权存在的必要性与生成的可行性,有助于更准确的理顺新型补偿权的内在法律逻辑,指导资源型城市横向补偿具体举措的设计;再次,揭示横向补偿权的内涵、生成逻辑与权利结构。由于资源型城市的横向补偿属于现有行政区域关系的横向化,主要以横向补偿权为核心的法律机制来完成,故而将横向补偿权称为该法律机制的核心构成。此外,与传统生态补偿权不同,资源型城市横向补偿权涉及的利益相关者众多且错综复杂,因此在阐述横向补偿权基本内涵与权利结构的基础上,应在不同类型利益关系中界定权利主体与义务主体。第三章——“资源型城市横向补偿法律机制的补偿技术”。本章主要讨论横向补偿的原则、横向补偿方式的总体设计及横向补偿标准的设定三方面。首先,在进行资源型城市横向补偿时,具体的横向补偿措施与补偿标准应当依据一定的原则设定。资源型城市的横向补偿须遵循区域利益协调、社会福利增加、多元主体参与及比较优势互补四大原则。其中,区域利益协调原则为资源型城市横向补偿机制设计的基本原则,社会福利增加原则为横向补偿措施的评价原则,多元主体参与及比较优势互补则为横向补偿行为的适用原则;其次,总体设计横向补偿方式。基于前述分析,资源型城市确实存在“资金、公共事业与生产要素跨区域补偿”之客观需要,且该横向补偿客观需要具有显着的层次性。⑴资源型城市公共事业横向补偿因主要围绕民生改善,可被界定为满足生存需要的补偿,即生存性补偿方式,其在横向补偿方式体系中处于基础地位;⑵对资源型城市资源价值、生态保护、公共事业及经济可持续的资金横向补偿虽可对资源型城市系统生存与发展各方面予以全面补偿,但无法做到按需补偿,是在保障资源型城市基本生存条件的基础上为其提供发展机会的适当补偿,即兼具生存性与发展性的适当补偿方式;⑶资源型城市经济可持续需要新兴产业的培育和接续产业的选择,关键在于劳动力、土地、资本、信息、科技及企业家才能等优质生产要素的引入,非资源型城市在良性资产充裕度和优质生产要素活跃度等方面均具有显着的比较优势,这些优质生产要素的跨区域补偿属于发展性补偿方式。本文认为,基金、公私合作PPP模式及对口合作三种制度的功能性与资源型城市横向补偿的客观需要具有一致性。三种制度与具体补偿领域相结合,能够形成横向补偿基金、横向补偿PPP项目和短缺生产要素的对口合作三大横向补偿方式。三大横向补偿方式只有紧急结合,形成合力,方能全方位保障资源型城市的资源有效输出、经济可持续发展、民生改善及生态保护等多元任务的落实;再次,设定横向补偿标准。在将经济学外部性理论确定为横向补偿标准的理论依据后,本文深入探讨了横向补偿标准的量化方法、量化障碍与创新路径。第四章——“横向补偿基金的规则设计”。本章主要讨论资源型城市可持续发展中的资金不足问题、可持续发展准备金的应对思路与缺陷,以及横向补偿基金的修正路径。首先,指出补偿资金不足与补偿需求充裕的矛盾。“资金不足”是资源型城市可持续发展进程中亟待解决的首要问题。资源型城市的资源价格与价值剪刀差、生态环境的恢复与建设、产业升级与转型及民生福祉的提升均需要大量资金的注入,但资源型城市现有的地方财政收入及中央财政纵向补偿规模与上述事权并不匹配,资金缺口很大,亟需另觅补偿资金来源;其次,归纳可持续发展准备金的应对思路与缺陷。如前所述,资金缺乏是资源城市面临的共同问题,绝非某类资源型城市所独有。就此而言,中央财政专项划拨对资源枯竭型城市的补偿实质上是一种应急措施。早在首批资源枯竭型城市评选之前（2007年）,国家就着手设计能够全覆盖各类资源型城市的基础性、长效性的资金补偿筹措机制——资源型城市可持续发展准备金,并由国家发改委会同有关部门制定《资源型城市可持续发展准备金管理试行办法》,希望在2015年中央财力性转移支付结束之季由准备金制度接力,继续对资源型城市转型提供资金保障。但时至今日,资源型城市可持续发展准备金制度仍未出台,中央财政对资源枯竭型城市的补偿也已疲态尽显。那么,资源型城市可持续发展准备金在理论上如何设计的?是否在实践中已有试点?相关指引迟迟无法出台的原因为何?存在哪些缺陷?上述疑问均须作出准确解答;再次,总结横向补偿基金的修正路径。横向补偿基金具有多元的资金来源、分散的资金用途与多变的资金管理三大典型特征,将有效弥补可持续发展准备金的缺陷。横向补偿基金与可持续发展准备金既有相同点,又存在显着的差异。二者的相同点体现于资金用途的分散性,即所提取的资金均被用于资源型产业的升级、接续与转型、战略新兴产业的培育、生态环境治理、民生福祉的改善等资源型城市系统问题的解决,而非专门用于某方面问题的风险处置,这是横向补偿基金与可持续发展准备金之间形成合作关系的基础。二者的不同点在于:⑴资金来源方面。可持续发展准备金源于当地资源型企业,准备金的多寡与企业的资源开采数量正相关;横向补偿基金则由原始资金与积累资金组成。其中,原始资金来源于非资源型城市政府横向财政转移支付、非资源型地区资源使用权市场交易额的提成及经国务院批准以其他方式筹集的资金,积累资金为原始资金的投资收益,原始资金与积累资金所形成的基金由中央政府集中用于资源型城市系统建设。⑵资金使用方面。总体而言,可持续发展准备金所负担的任务过重,有些任务并非仅凭资金支持即可解决,还须其他方式配套进行。同时,可持续发展准备金对政府与市场在资源型城市可持续发展中的分工作出了明确划分,但分配给资源型企业的负担过重,政府应承担的责任过轻;横向补偿基金在使用上须明确补偿基金的专用性与适当性,并须强调“哪些问题应该由政府承担、哪些方面要由市场实现”,充分考量政府与市场能力范围的前提下实现其责权利的平衡。⑶资金管理方面。可持续发展准备金不具备增值功能,横向补偿基金则应在保证基金资产安全性、流动性的前提下,通过投融资市场实现基金资产的保值与增值。总之,正是基于可持续发展准备金与横向补偿基金的异同关系,二者方能相互补充,形成合力,共同保障资源型城市的可持续发展资金的充裕。第五章——“横向补偿PPP项目的引导与规制”。本章主要讨论PPP模式的横向补偿品质、横向补偿PPP项目的评审对象及横向补偿PPP项目的锁定期制度。首先,挖掘PPP模式的横向补偿品质。在资源型城市横向补偿中,不仅可以通过设立横向补偿基金实现对资源型城市的资金补偿,还可以由非资源型城市优质社会资本方与资源型城市政府间通过PPP项目实现资本补偿,以大幅度提升资源型城市公共基础设施的质量与公共服务的效率。“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是PPP模式的精髓,这一精髓决定PPP模式具有横向补偿的品质;其次,设计横向补偿PPP项目的评审对象。资源型城市能够运用PPP模式在与非资源型城市公私合作中实现资本的跨区域补偿,横向补偿PPP项目可以成为资源型城市横向补偿的主要方式。与一般PPP项目相比较,横向补偿PPP项目更加强调公私合作对资源型城市的补偿效果,这种补偿效果的落实须依赖横向补偿PPP项目评审对象的合理设计,主要包括适用范围及相应合作类型、实施主体、采购方式、特定融资方式及评估方式五个方面;再次,规范与重构横向补偿PPP项目的锁定期制度。作为横向补偿PPP项目的先行者,国有资本应起到样板作用。但是,横向补偿PPP行业有效市场的形成更须充分激发民营资本的参与热情,PPP制度优势才能得以发挥。同时,也应清醒的意识到,由于资源型城市营商环境的恶化、机制体系的陈旧及支付与消费观念的落后,致使非资源型城市民营资本对该区域的PPP项目必将保持更加谨慎的态度。民企的谨慎态度主要源于因股权变更限制所导致的横向补偿PPP项目投资回报周期长和资本运营效率偏低问题。作为平衡政府与民企对股权变更限制与自由的重要工具,我国PPP模式锁定期制度应发挥消除民企参与横向补偿PPP项目的顾虑,确保横向补偿PPP行业形成有效的市场环境。第六章——“对口合作的横向补偿路径”。本章主要讨论对口合作的源流与横向补偿效应、对口合作的横向补偿思路与缺陷,以及对口合作的横向补偿法制化路径。首先,梳理对口合作的源流,抽象其横向补偿效应。在横向补偿中,资源型城市与非资源型城市不仅可以通过资金、PPP项目方式对横向补偿权予以具体化,还可以结成对口关系,以对口合作机制促成二者间的横向补偿关系。对口合作源于对口支援,但并非仅限于对口支援的适用范畴,将对口合作机制引入资源型城市与非资源型城市的结对关系中,能够起到横向补偿资源型城市的效应。其次,指出对口合作的横向补偿思路及缺陷。对口合作横向补偿应然效果以“飞地经济”为理论基础,但其应然状态转化为实然状态还须配备可行性路径。当前,资源型城市与非资源型城市间对口合作主要以中央积极参与和地方主动对接为主要推动力,但存在“领导力与执行力”不足的风险;再次,设计对口合作的横向补偿法制化路径。法制化能够为资源型省市与非资源型省市政府间对口合作提供稳定的领导力与执行力。法制建设的内在逻辑品质是从实践经验出发,发现规范对象的内在规律性、存在使命与本来面目,不仅要回答“是什么”,还须回答“为什么”的问题,只有实然与应然的结合才能够理解法制建设对于资源型省市与非资源型省市协调发展战略不可替代的现实意义。对口合作横向补偿效应的法制化是其“领导力与执行力”的长效来源,但地方立法对“对口关系”方互补共赢的规范力度不足,无法胜任该法制化要求,唯有跨区域经济法制建设才能满足对口合作横向补偿效应法制化的客观需要。为此,须在地方协同立法的基础上,加强国家层面的综合性立法与专门性立法,以便真正落实资源型城市与非资源型城市间的对口合作横向补偿的实效性。
李伟芳[9]（2019）在《古罗马共和向帝制转变时期道德立法研究》文中提出由统治者不断地通过立法的途径,赋予原本诉求于伦理道德的社会现象以法律的形式和强制力,是古罗马社会历史发展中重要的发展趋势。特别是公元前二三世纪之交至公元一世纪之间,在统治阶层的推动下,古罗马道德立法的频率和出台的道德法律数量都达到了历史的高潮。而这一阶段也正是古罗马经历重大社会历史变革、由共和向帝制转变的关键时期。对这一时期的古罗马道德立法进行深入的研究,不仅能够使我们对古罗马道德传统和道德法律等具体问题有更为清晰的了解,而且还有助于我们更深入地挖掘道德立法与古罗马帝国化发展之间的内在关联,从而对共和向帝制转变这一历史发展的必然性及其具体历程的复杂性有更深刻的理解。本文作者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指导下,运用历史学的史论结合和历史比较的方法,借鉴法哲学和社会学的相关启示,利用古典史学和法学资料以及近现代研究成果,将古罗马道德立法置于其所产生发展的古罗马社会历史进程中,对其背景、原因、过程、内容、特点、结果及影响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和探讨。本文认为,共和后期以降的道德立法在挽救道德危机、恢复共和传统道德习俗（mos maiorum）的旗帜下展开,但其实质是统治阶层通过对道德规范的强制化和体制化稳固及加强对政治局势的把控和社会调控。一方面,道德立法是古罗马统治者应对共和危机的产物;另一方面,在推进道德立法的进程中,统治者加强了对个人和权力阶层的监督和控制,促进了权力的集中,加强了文化建设,形成了有利于新政体的合意与和谐,在事实上推动了共和的解体和帝制的形成与发展。本文正文共分为五章。第一章介绍了古罗马道德立法的历史背景,分别从古罗马共和道德传统、传统道德监督机制以及古罗马共和末期以降的道德危机三个方面来揭示古罗马道德立法产生的思想基础和历史条件。本章重点分析了古罗马人将国家命运归因于道德传统习俗（mos maiorum）的道德观念,这一点有助于正确理解道德因素对于古罗马政治生活的重要意义、以及古罗马社会道德立法的历史必然性。第二章旨在分析古罗马道德立法的动因。受其传统道德观念影响,古罗马人在论及道德法律、道德改革等相关问题时,往往将其单纯地归因于对统治者对道德沦丧的应对和对传统道德风习的回归。但本文认为,道德立法在古罗马的发展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本章首先从社会历史发展的角度出发,对共和后期道德危机下加强道德建设、重建社会秩序的历史需要进行了分析;然后进一步挖掘了道德立法所蕴含的政治动因;最后对古罗马统治者推动道德立法的意识形态动机进行了探讨。第三章聚焦于古罗马道德立法的主要内容和过程。从共和早期的萌芽到共和晚期至帝制初期的高度发展,受社会政治历史发展的影响,不同时期的统治者所侧重的道德立法的领域和功能也各自不同。早期统治者对家庭生活和社会生活领域的道德少有关注,而是在平贵斗争影响下在选举公正领域展开立法。共和后期以降,古罗马道德立法的范围更为广泛,内容更为丰富,但总的来说侧重点在于政治道德的领域,此外也对文化教育和文娱生活领域的道德价值观培养给予更多的注意力。帝制初期早期元首们在延续共和道德立法传统的同时,对稳定家庭社会秩序的立法给予更多的关注。第四章着重分析古罗马道德立法的特征。通过对史料的梳理和论证,特别是运用史学比较的方法,本章提出:服务于政治、以权力阶层为主体对象是古罗马道德立法进程突出的特征之一,具体表现在不同的发展阶段,道德立法政治功用的不同;此外,注重法治思想和重民轻刑的人文精神也是古罗马道德法律有别于中国古代社会法律血源性、等级性、人治和以刑法为中心的特点所在;此外,古罗马道德立法还表现出部分道德法律可操作性和适用性有限、但表征功能突出的特点。第五章主要阐述了古罗马道德立法的结果和影响。本章提出古罗马道德立法对古罗马的道德建设、法治进程和社会历史转型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道德立法有助于社会转变时期道德建设、有助于法治精神的建设,更为重要的是,道德立法间接推动了权力的集中、有助于共和与帝国体制的衔接和罗马文化影响力的加强,对于古罗马帝国化进程的推进有着重要的意义。结语部分对全文进行了总结,并且在前文对于古罗马道德立法影响和意义以及局限性的分析基础之上,重点揭示本研究对当代社会道德立法问题的启示意义,以期对当代社会的道德建设和法律建设有所借鉴。
靳媛媛[10]（2019）在《美丽中国建设的产业哲学研究》文中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进入新时代,党中央提出了经济、社会、政治、文化和生态文明建设的“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建设美丽中国已经成为新时代我国重要的战略目标。美丽中国不是单一的生态建设,而是一项系统建设经济、社会、政治、文化和生态文明的工程,它内涵着自然生态美、人的生活美和社会发展美的意蕴,是我国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和生态的整体进步。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坚定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建设美丽中国”,就指出了生产发展在美丽中国建设的基础性作用,生产发展是实现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基础和前提。进言之,产业是美丽中国建设的依托。产业从来就不是单纯的经济范畴。人类产生至今,已历经了渔猎文明、农业文明、工业文明,以及西方学者所提出的后工业文明,每一次文明的产生和跃进都与产业的发展密切相关,产业是文明进步与社会发展的重要标志。从哲学视域而言,产业是人与自然对象性活动及其产物,是现实的社会生产与生活的统一。产业反映着人对自然的利用方式,蕴含着人与人的关系、社会发展状况和社会文化风貌,具有丰富的哲学内涵,是哲学研究的重要方面。我们研究产业不仅要注重具象,同时也要超越具体问题,上升为理论,以宏观、哲思的方式提炼产业的哲学内涵和意义,如此才能真正理解把握产业的社会功能及其价值。美丽中国建设的产业哲学研究就是要从哲学的角度阐释产业为什么是美丽中国建设的依托。本文旨在证明:美丽中国建设的产业内涵是全面的,产业具有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生态意蕴;依托产业而建设的美丽中国不仅仅意味着追求物质财富,更是高质量地供给人们不断增长的对美好生活的生态环境、物质、精神文化需求的必然要求,以全方位地服务并提升我国的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文明水准。因此,以产业为依托建设美丽中国,是全面的遵循“五位一体”总体布局,是我国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之路的客观需要,是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现代化的必然要求。本研究先是阐释了美丽中国的自然生态美、人的生活美和社会发展美的基本内涵,继而在美丽中国建设的视域下从哲学的角度系统研究了产业的基本问题:第一,基于马克思主义实践本体论提出了产业本体,阐述了产业及其本质,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产业是美丽中国建设的依托。第二,从历史的逻辑认识产业。分别从自然经济、工业经济和美丽中国建设三个时期认识产业,梳理产业的发展变化过程,及其规律,提出美丽中国建设的产业发展方向。最后是美丽中国建设的实践论,从现实的产业实践出发如何建设美丽中国。文章提出产业应以人与自然的生命共同体理念、绿色发展理念和创新发展理念为指引,推进美丽中国建设。
二、产业化进程中亟需澄清的问题（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产业化进程中亟需澄清的问题（论文提纲范文）
（1）高质量发展背景下中国经济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研究 ——基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视角（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及研究意义 |
| 1.1.1 选题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国内外研究综述 |
| 1.2.1 国内研究现状 |
| 1.2.2 国外研究现状 |
| 1.3 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 |
| 1.3.1 研究思路 |
| 1.3.2 研究方法 |
| 1.4 创新点与不足 |
| 1.4.1 创新点 |
| 1.4.2 不足 |
| 第2章 研究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理论基础 |
| 2.1 相关概念内涵界定 |
| 2.1.1 高质量发展 |
| 2.1.2 产业结构调整 |
| 2.1.3 产业结构转型 |
| 2.1.4 产业结构升级 |
| 2.2 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涉及的主要内容 |
| 2.2.1 方向动力 |
| 2.2.2 政策导向 |
| 2.2.3 模式选择 |
| 2.2.4 可行路径 |
| 2.2.5 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与高质量发展的关系 |
| 2.3 研究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理论应用 |
| 2.3.1 社会资本再生产理论 |
| 2.3.2 资本有机构成学说 |
| 2.3.3 产业竞争原理 |
| 2.3.4 产业结构优化理论 |
| 2.3.5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原理 |
| 2.3.6 高质量发展学说 |
| 第3章 我国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纵览 |
| 3.1 产业结构构成状况 |
| 3.1.1 产业部门分布 |
| 3.1.2 主导产业选择 |
| 3.1.3 规模水平测度 |
| 3.2 产业结构的演进历程 |
| 3.2.1 以重工业为主导的初步工业化阶段(1952-1977) |
| 3.2.2 产业结构重型化的纠偏阶段(1978-1991) |
| 3.2.3 产业结构趋向合理的深入改革阶段(1992-2008) |
| 3.2.4 产业结构高级化的全面转型升级阶段(2009-至今) |
| 3.3 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取得的初步成效 |
| 3.3.1 三次产业比例关系有所改善 |
| 3.3.2 产业层次在缓慢提升 |
| 3.3.3 产业核心竞争力有所提高 |
| 3.3.4 服务业为主导的产业结构新格局正在形成 |
| 第4章 我国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中存在的问题及成因 |
| 4.1 问题表现 |
| 4.1.1 比例关系失调,结构层级不高 |
| 4.1.2 供需结构扭曲,产销矛盾突出 |
| 4.1.3 技术含量较低,创新能力不强 |
| 4.1.4 产品附加值偏低,资源能源消耗过高 |
| 4.1.5 受区域屏障制约,产业联动效应太小 |
| 4.2 症因探析 |
| 4.2.1 经济发展政策存在导向偏误 |
| 4.2.2 国际市场需求萎缩 |
| 4.2.3 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制度环境欠佳 |
| 4.2.4 企业获利能力偏低,生产方式过于粗放 |
| 4.2.5 经济运行机制与管理体制尚不健全 |
| 4.2.6 要素价格上涨,比较优势丧失 |
| 4.2.7 新发展理念贯彻落实不够到位 |
| 第5章 我国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国际经验借鉴 |
| 5.1 美国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做法与经验 |
| 5.1.1 制定、调整与完善产业政策 |
| 5.1.2 致力于不断推进科学技术创新 |
| 5.1.3 积极推动产业国际转移 |
| 5.1.4 提出并实施“再工业化”战略 |
| 5.2 日本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做法与经验 |
| 5.2.1 适时制定产业政策与产业发展战略 |
| 5.2.2 重点发展知识技术密集型产业 |
| 5.2.3 对外直接投资生产兼扩大内需 |
| 5.2.4 提升产业结构的信息化和服务化水平 |
| 5.3 德国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做法与经验 |
| 5.3.1 推行积极的产业政策 |
| 5.3.2 鼓励支持产业技术创新 |
| 5.3.3 培养产业发展所需人才 |
| 5.3.4 稳步推进工业4.0 战略 |
| 5.4 国外经验对中国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启示 |
| 5.4.1 完善产业政策为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保驾护航 |
| 5.4.2 加快技术创新为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提供动力 |
| 5.4.3 培养人才为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提供智力支撑 |
| 5.4.4 实施中国制造2025 战略,助力制造强国建设 |
| 第6章 我国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促进对策 |
| 6.1 营造有利于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良好环境 |
| 6.1.1 建立健全现代化产业发展体系 |
| 6.1.2 进一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
| 6.1.3 提升有利于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公共服务管理能力 |
| 6.1.4 创新产业发展思路 |
| 6.2 加快推进产业结构的调整和优化 |
| 6.2.1 提升三次产业层级质量 |
| 6.2.2 推动传统产业向中高端转变 |
| 6.2.3 大力培育和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 |
| 6.2.4 促进各产业间的融合发展 |
| 6.3 提升自主创新与科技研发能力 |
| 6.3.1 积极构建科技创新体系 |
| 6.3.2 培育健康的创新环境 |
| 6.3.3 实现自主创新与开放创新的有机结合 |
| 6.3.4 重视人才的战略作用 |
| 6.4 转变企业经营管理模式 |
| 6.4.1 提升品牌建设能力 |
| 6.4.2 以内涵型扩大再生产为主要方式 |
| 6.4.3 实行现代化企业管理机制 |
| 6.4.4 改变经营发展理念 |
| 6.5 加快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
| 6.5.1 继续推进结构性改革 |
| 6.5.2 进一步优化供给结构 |
| 6.5.3 完善要素市场配置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作者简介及在学期间所取得的科研成果 |
| 致谢 |
（2）现代性视角下美国非正式科学教育发展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缘起 |
| (一)选题缘由 |
| (二)研究意义 |
| 二、研究综述 |
| (一)非正式科学教育相关研究 |
| (二)美国非正式科学教育研究概况 |
| (三)现代性相关研究 |
| (四)文献述评 |
| 三、研究设计 |
| (一)现代性与非正式科学教育的关系 |
| (二)理论基础 |
| (三)具体方法 |
| (四)研究思路 |
| (五)研究内容 |
| 四、核心概念 |
| (一)现代性 |
| (二)非正式科学教育 |
| 第一章 “侍奉上帝”与宗教信徒培育的非正式科学教育 |
| 一、前殖民时期的美国非正式科学教育 |
| (一)前殖民阶段的美国社会发展样态 |
| (二)前殖民阶段的非正式科学教育概况 |
| 二、“侍奉上帝”时期美国非正式科学教育的发展背景 |
| (一)清教政治模式在殖民地初步践行 |
| (二)殖民地经济贸易水平逐渐增强 |
| (三)欧洲文化教育传统在北美的沿袭 |
| (四)宗教性教育政策法规的颁布实施 |
| 三、“侍奉上帝”时期美国非正式科学教育的发展样态 |
| (一)“教义问答”模式中的家庭教育 |
| (二)“社区布道”中的科学知识推广 |
| (三)本杰明·富兰克林等人的科学实践 |
| (四)“报刊出版”中的科学知识扩散 |
| 四、“侍奉上帝”时期美国非正式科学教育的特征 |
| (一)为开拓“新耶路撒冷”而教 |
| (二)教育类型与方式分散多样 |
| (三)以立法巩固教育的宗教性 |
| (四)教育的实用性倾向日渐凸显 |
| 五、“侍奉上帝”时期美国非正式科学教育的发展困境 |
| (一)宗教神性对自然人性的无情宰治 |
| (二)“杂乱拼凑”的教育师资队伍 |
| (三)“潜匿于神学体系中的科学知识” |
| (四)非正式科学教育层级化明显 |
| 第二章 “科学立国”与“国家公民”培育的非正式科学教育 |
| 一、“科学立国”时期美国非正式科学教育的发展背景 |
| (一)新生国家为自由民主而战 |
| (二)“旧科学”的落寞与“新科学”的荣盛 |
| (三)“大觉醒运动”与西进运动的发展 |
| (四)以立法形式巩固民主政治观的实践 |
| 二、“科学立国”时期美国非正式科学教育的发展样态 |
| (一)“培育民族情感”的场馆科学实践 |
| (二)“宣扬理性”的公共讲座与科学博览会 |
| (三)“知识福音”与教会性科学知识推广 |
| (四)政治主导的科学知识推广实践 |
| (五)职业科学人的热情参与 |
| (六)“公民社会塑造”与科学新闻出版 |
| 三、“科学立国”时期美国非正式科学教育的特征 |
| (一)“科学立国”成为核心价值诉求 |
| (二)“宗教性的消退”与“世俗化的觉醒” |
| (三)非正式科学教育具有国家化倾向 |
| (四)注重借鉴西欧教育的优质经验 |
| 四、“科学立国”时期美国非正式科学教育的发展困境 |
| (一)“立国之师”的质量参差不齐 |
| (二)“科学立国”存在严重的路径依赖 |
| (三)“科学立国”的实利主义倾向显现 |
| (四)“国家公民培育”面临“肤色歧视” |
| 第三章 “技术时代”与“科技理性人”培育的非正式科学教育 |
| 一、“技术时代”时期美国非正式科学教育的发展背景 |
| (一)内战对美国社会现代化进程的助推 |
| (二)“手工训练运动”的兴起与发展 |
| (三)进步主义运动与进步教育实践 |
| 二、“技术时代”时期美国非正式科学教育的发展样态 |
| (一)教会推行的“科学肖陶扩之旅” |
| (二)“政府推动”的技术知识推广 |
| (三)“报刊科学”中的科技知识传递 |
| (四)科学场馆的科学知识宣传 |
| (五)技术行会的产业技能培训 |
| (六)“新闻媒体人”的科技资讯传播 |
| 三、“技术时代”时期美国非正式科学教育的特征 |
| (一)以培育具有技术理性的产业人为目标 |
| (二)教育内容更注重生产实用性 |
| (三)非正式科学教育遵循“新闻模式” |
| (四)“新闻人的出场”与“科学人的隐退” |
| 四、“技术时代”时期美国非正式科学教育的发展困境 |
| (一)唯技术理性的价值取向盛行 |
| (二)科学新闻的“碎片化”与“主观化” |
| (三)伪科学与迷信冲击下的非正式科学教育 |
| (四)非正式科学教育出现衰退迹象 |
| 第四章 “科学危机”与“批判理性人”培育的非正式科学教育 |
| 一、“科学危机”时期美国非正式科学教育的发展背景 |
| (一)“科学危机”激化了美国社会发展矛盾 |
| (二)“莫斯科的威胁”与“华盛顿的警觉” |
| (三)公众“科学万能论”价值观的消解 |
| (四)“经济起落”与非正式科学教育的“颠簸” |
| 二、“科学危机”时期美国非正式科学教育的发展样态 |
| (一)“新闻科学”的“荧幕化”与内容“专精化” |
| (二)增强公众科学鉴别力的“电视科学” |
| (三)创设“科学原生态”的场馆科学模式 |
| (四)“共筑科学理解力”的“科学共同体” |
| (五)“从做中学”的社区化科学教育 |
| 三、“科学危机”时期美国非正式科学教育的特征 |
| (一)“理解科学”的政治取向较为明显 |
| (二)理性批判非正式科学教育的发展困境 |
| (三)“现代公众”概念的逐渐清晰化 |
| (四)科学与消费的联姻:“科学广告”盛行 |
| 四、“科学危机”时期美国非正式科学教育的发展困境 |
| (一)消费文化对公众理智精神的侵蚀 |
| (二)科学在公众视野中的形象滑落 |
| (三)迷信和虚假内容仍然充斥其中 |
| (四)公众定位从“知识缺失”转向“理解缺失” |
| 第五章 “交往社会”与“实践理性人”培育的非正式科学教育 |
| 一、“交往社会”时期美国非正式科学教育的发展背景 |
| (一)科学哲学的“生活实践转向” |
| (二)知识生产模式的后现代转型 |
| (三)社会转型对非正式科学教育提出新要求 |
| (四)美国社会持续关注科学教育事业 |
| 二、“交往社会”时期美国非正式科学教育的发展样态 |
| (一)为公众参与科研创设“公共科学领域” |
| (二)鼓励实践探索的科学场馆活动 |
| (三)推行交互对话的科学传播模式 |
| (四)“活动式”非正式科学教育的开展 |
| (五)“专业化”非正式科学教育的发展 |
| 三、“交往社会”时期美国非正式科学教育的特征 |
| (一)强调公众参与科学的机会平等 |
| (二)注重科学参与的交互性对话 |
| (三)凸显公众参与科学的情境化 |
| (四)关切非正式科学教育的成效测评 |
| 四、“交往社会”时期美国非正式科学教育的发展困境 |
| (一)“公众参与”面临过度商业化的侵蚀 |
| (二)科学人与公众的科学理解错位 |
| (三)非正式科学教育缺乏自我批判反思 |
| (四)公众参与科学的活力受限 |
| 第六章 美国非正式科学教育发展审思:历程审视、影响因素、经验与反思 |
| 一、美国非正式科学教育的发展历程审视 |
| (一)目标追求:从外在的目的转向本体的目的 |
| (二)教育内容:从有序的科学转向跨界的科学 |
| (三)实践模式:从单向的灌输转向双向的交互 |
| (四)“自我批判”:从依附性发展转向批判性发展 |
| 二、影响美国非正式科学教育发展的因素分析 |
| (一)美国文化传统对非正式科学教育的影响 |
| (二)资本主义精神对非正式科学教育的影响 |
| (三)分权自治政治对非正式科学教育的影响 |
| (四)科学自身发展对非正式科学教育的影响 |
| 三、美国非正式科学教育良性发展的实践经验 |
| (一)非正式科学教育的目标和内容清晰 |
| (二)非正式科学教育的实施模式多元化 |
| (三)非正式科学教育的社会支持力度高 |
| (四)非正式科学教育更强调成效评价 |
| 四、美国经验对我国非正式科学教育发展的启示与反思 |
| (一)我国非正式科学教育发展的现实困境 |
| (二)美国经验对我国非正式科学教育发展的启示 |
| (三)理性反思美国经验的本土化转译 |
| 美国非正式科学教育发展改革年表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致谢 |
| 在校期间的科研成果 |
（3）新时代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引言 |
| 一、研究缘起 |
| (一)应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需要 |
| (二)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需要 |
| (三)深化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发展的需要 |
| 二、研究综述 |
| 三、研究设计 |
| (一)研究思路 |
| (二)研究方法 |
| (三)创新之处 |
| 第一章 国家文化软实力建设的理论概述 |
| 一、国家文化软实力的内涵和特征 |
| (一)国家文化软实力的基本内涵 |
| (二)国家文化软实力的构成要素 |
| (三)国家文化软实力的基本特征 |
| 二、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的理论资源 |
| (一)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的文化软实力理论资源 |
| (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文化软实力理论资源 |
| (三)近代中国的文化软实力理论资源 |
| (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的理论资源 |
| (五)西方文化中的文化软实力理论资源 |
| 三、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的重要意义 |
| (一)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有利于提升综合国力 |
| (二)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有利于强化国家向心力 |
| (三)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有利于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
| (四)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有利于增强国际竞争力 |
| 第二章 我国国家文化软实力建设的成就与经验 |
| 一、我国国家文化软实力建设的历史进程 |
| (一)文化软实力的基础建设时期 |
| (二)文化软实力的改革振兴时期 |
| (三)文化软实力的繁荣发展时期 |
| 二、我国国家文化软实力建设的重大成就 |
| (一)思想道德建设取得重大成就 |
| (二)文化产品创作生产日益繁荣 |
| (三)文化事业文化产业日益发展 |
| (四)文化体制机制改革持续深入 |
| (五)中华文化的国际影响力不断增强 |
| 三、我国国家文化软实力建设的基本经验 |
| (一)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文化领域的指导地位 |
| (二)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自信 |
| (三)坚持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人民主体性 |
| (四)坚持维护意识形态安全和文化安全 |
| （五）坚持面向世界的文化走出去战略 |
| 第三章 新时代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的机遇与挑战 |
| 一、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的时代背景 |
| (一)文化软实力成为国家综合国力竞争的重要内容 |
| (二)应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需要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 |
| 二、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的重要机遇 |
| (一)经济社会发展的保障作用 |
| (二)文化强国战略的引领作用 |
| (三)科技创新发展的技术支撑 |
| (四)文化体制改革的制度保证 |
| 三、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的严峻挑战 |
| (一)我国文化软实力与国家经济影响力不相称 |
| (二)我国文化软实力与文明古国的地位不匹配 |
| (三)我国文化软实力与国家的奋斗目标不适应 |
| 第四章 新时代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的思路与策略 |
| 一、立足中国,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需把握的重要关系 |
| (一)文化生产:把握好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的关系 |
| (二)文化传承:把握好继承与创新的关系 |
| (三)文化传播:把握好官方与民间的关系 |
| (四)文化安全:把握好开放与安全的关系 |
| 二、借鉴世界,汲取他国文化软实力建设有益经验 |
| (一)美国:面向全球,提升文化世界影响 |
| (二)日本:固本开源,打造民族文化品牌 |
| (三)印度:发扬特色,坚持传统与创新并重 |
| (四)发达国家文化软实力发展路径给中国的启示 |
| 三、面向未来,不断拓展国家文化软实力的实践路径 |
| (一)提升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凝聚力 |
| (二)提升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吸引力 |
| (三)提升文化产业的竞争力 |
| (四)提升新闻媒体的国际影响力 |
| (五)提升文化体制机制的活力 |
| 第五章 发挥思想政治教育在国家文化软实力建设中的作用 |
| 一、国家文化软实力与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在统一 |
| (一)目标上的一致性 |
| (二)内容上的同构性 |
| (三)功能上的同向性 |
| 二、思想政治教育对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的重要作用 |
| (一)确保国家文化软实力建设的正确政治方向和健康发展 |
| (二)推进国家文化软实力发展的队伍建设 |
| (三)提升思想政治教育自身建设的国家文化软实力价值和意义 |
| (四)增强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的国际影响力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 在学期间公开发表论文及着作情况 |
（4）共享发展理念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意蕴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与意义 |
| 1.1.1 选题背景 |
| 1.1.2 选题意义 |
| 1.2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1.2.1 国内研究现状 |
| 1.2.2 国外研究现状 |
| 1.2.3 研究评述 |
| 1.3 研究思路和方法 |
| 1.3.1 研究思路 |
| 1.3.2 研究方法 |
| 1.4 论文的创新与不足 |
| 1.4.1 论文的创新点 |
| 1.4.2 研究的不足 |
| 第2章 共享发展理念的基本涵义 |
| 2.1 共享发展理念的主要内涵 |
| 2.1.1 共享发展理念的概念界定 |
| 2.1.2 共享发展理念的理论特征 |
| 2.1.3 共享发展理念的价值维度 |
| 2.2 共享发展理念的马克思主义方法论解析 |
| 2.2.1 共享发展理念的辩证唯物论机理 |
| 2.2.2 共享发展理念的唯物辩证法审视 |
| 第3章 共享发展理念的马克思主义源流 |
| 3.1 马克思恩格斯共享发展思想的脉络溯源 |
| 3.1.1 形成共享发展思想的辩证唯物主义哲学预设 |
| 3.1.2 阐明共享发展思想的唯物史观和群众史观内涵 |
| 3.1.3 批判资本主义社会生产论证共享发展的科学性 |
| 3.1.4 构筑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丰富共享发展思想 |
| 3.2 毛泽东对共享发展思想的理论飞跃与实践转化 |
| 3.2.1 奠定中国社会主义共享发展的制度保证和经济基础 |
| 3.2.2 确立中国社会主义共享发展为民务实的思想根基 |
| 3.2.3 铺垫中国社会主义共享发展协调民生的实践基调 |
| 第4章 共享发展理念形成的现实基础 |
| 4.1 中华民族的文化积淀与共享期盼 |
| 4.1.1 共享发展蕴含对传统民生思想的转化创新 |
| 4.1.2 共享发展体现对传统发展思想的扬弃思辨 |
| 4.2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支持与实践优势 |
| 4.2.1 “共同富裕”提供共享发展理念形成的理论准备 |
| 4.2.2 “以人为本”涵养共享发展理念的思想意蕴 |
| 4.2.3 改革开放彰显共享发展理念的实践旨归 |
| 4.3 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新需求新任务 |
| 4.3.1 社会主要矛盾转化与新的发展要求 |
| 4.3.2 “全面小康”的部署与共享发展的攻坚任务 |
| 4.3.3 中国“强起来”的使命与世界共享的价值追求 |
| 第5章 共享发展理念的中国智慧及理论意义 |
| 5.1 共享发展理念的思想精髓 |
| 5.1.1 全民共享强调人民主体 |
| 5.1.2 全面共享确保共享质量 |
| 5.1.3 共建共享发扬首创精神 |
| 5.1.4 渐进共享明确共享进路 |
| 5.2 共享发展理念的理论方位 |
| 5.2.1 共享发展明确新发展理念的思想旨归 |
| 5.2.2 共享发展确立新发展理念的实践要务 |
| 5.2.3 共享发展彰显新发展理念的理论使命 |
| 5.3 共享发展理念的理论意义 |
| 5.3.1 共享发展是党和国家发展理念的高度升华 |
| 5.3.2 共享发展开辟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的全新境界 |
| 5.3.3 共享发展是对新时代中国民生实践的深切回应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作者简介及在学期间所取得的科研成果 |
| 致谢 |
（5）影视明星行为失范及其治理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与研究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技术路线 |
| 1.2.1 研究对象 |
| 1.2.2 研究思路 |
| 1.2.3 研究方法 |
| 1.2.4 理论基础 |
| 1.2.5 创新之处 |
| 1.3 文献综述 |
| 1.3.1 “影视明星”相关研究 |
| 1.3.2 影视明星管理的相关研究 |
| 1.3.3 新媒体视域下影视产业管理的相关研究 |
| 1.3.4 文献综述述评 |
| 2 影视明星行为失范的典型表征 |
| 2.1 影视明星行为失范的表现类型 |
| 2.1.1 按内容类型分类 |
| 2.1.2 按行为动机分类 |
| 2.1.3 按负面影响程度分类 |
| 2.2 影视明星行为失范的网络表现特征 |
| 2.3 影视明星行为失范的舆情传播模式 |
| 2.3.1 单件单次发酵 |
| 2.3.2 单件连续发酵 |
| 2.3.3 多件连续发酵 |
| 2.4 影视明星行为失范的影响 |
| 2.4.1 负向影响 |
| 2.4.2 正向影响 |
| 2.5 本章小结 |
| 3 影视明星行为失范的形成机理 |
| 3.1 影视明星行为影响因素识别 |
| 3.1.1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
| 3.1.2 研究设计 |
| 3.1.3 实证结果与分析 |
| 3.2 影视明星负面信息生态链的形成机理 |
| 3.2.1 信息生态链的构成要素解析 |
| 3.2.2 负面信息生态链的形成机理 |
| 3.3 影视明星行为失范的形成机理 |
| 3.4 本章小结 |
| 4 基于行业声誉视角的影视明星行为失范治理 |
| 4.1 基本思路 |
| 4.2 “声誉”对治理行为失范的有效性分析 |
| 4.2.1 基本假设与模型构建 |
| 4.2.2 演化博弈模型的数理分析 |
| 4.2.3 模型结果分析 |
| 4.3 影视行业声誉机制的构建 |
| 4.3.1 声誉显示机制 |
| 4.3.2 声誉监督机制 |
| 4.3.3 声誉惩罚机制 |
| 4.4 基于行业声誉视角的影视明星行为失范的治理对策 |
| 4.5 本章小结 |
| 5 基于个体声誉视角的影视明星行为失范治理 |
| 5.1 基本思路 |
| 5.2 基于个体声誉视角的影视明星评价体系的构建 |
| 5.2.1 理论依据 |
| 5.2.2 评价指标体系构建 |
| 5.2.3 数据来源 |
| 5.3 评价体系的实证检验与结果分析 |
| 5.3.1 评价指数合成及应用 |
| 5.3.2 评价结果分析 |
| 5.4 基于个体声誉视角的影视明星行为失范的治理对策 |
| 5.5 本章小结 |
| 6 基于舆情控制视角的影视明星行为失范治理 |
| 6.1 基本思路 |
| 6.2 影视明星负面舆情的传播机理分析 |
| 6.2.1 负面舆情的传播规律 |
| 6.2.2 传播主体研究 |
| 6.3 影视明星负面舆情传播的仿真模型构建 |
| 6.3.1 主体建模 |
| 6.3.2 模型的稳定条件分析 |
| 6.3.3 相关参数设定 |
| 6.4 影视明星负面舆情传播的仿真研究 |
| 6.4.1 政府治理效果的仿真研究 |
| 6.4.2 传播主体相互作用的仿真研究 |
| 6.4.3 极端情境下的负面舆情的仿真研究 |
| 6.4.4 模型的有效性验证说明 |
| 6.4.5 仿真研究的主要结论 |
| 6.5 基于舆情控制视角的影视明星行为失范治理对策 |
| 6.6 本章小结 |
| 7 影视明星行为失范治理的对策建议 |
| 7.1 政府层面 |
| 7.1.1 核心部门 |
| 7.1.2 相关部门 |
| 7.2 行业层面 |
| 7.2.1 影视明星的生成 |
| 7.2.2 影视明星的管理 |
| 7.2.3 影视明星的奖惩 |
| 7.2.4 其他方面 |
| 7.3 个体层面 |
| 7.3.1 影视明星本体 |
| 7.3.2 社会公众个体 |
| 7.4 本章小结 |
| 8 结论与展望 |
| 8.1 论文主要结论 |
| 8.2 研究不足与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在学期间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6）我国地方普通本科高校基层学术组织变革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与研究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研究综述 |
| 1.2.1 国内研究综述 |
| 1.2.2 国外研究综述 |
| 1.2.3 国内外研究现状述评 |
| 1.3 研究内容及研究方法 |
| 1.3.1 研究内容 |
| 1.3.2 研究方法 |
| 1.4 创新点与不足之处 |
| 1.4.1 创新点 |
| 1.4.2 不足之处 |
| 2 概念界定、理论基础以及内在机理分析 |
| 2.1 相关概念界定 |
| 2.1.1 地方普通本科高校 |
| 2.1.2 基层学术组织 |
| 2.1.3 基层学术组织变革 |
| 2.2 理论基础及其适用性 |
| 2.2.1 组织变革理论 |
| 2.2.2 结构功能理论 |
| 2.2.3 学习型组织理论 |
| 2.3 内在机理分析 |
| 2.4 本章小结 |
| 3 地方普通本科高校基层学术组织变革的动因分析 |
| 3.1 地方普通本科高校基层学术组织变革的内部动力 |
| 3.1.1 知识创新与知识应用的需要 |
| 3.1.2 人才培养与教师发展的需要 |
| 3.1.3 学科建设与专业建设的要求 |
| 3.1.4 组织领导与组织成员的理念 |
| 3.2 地方普通本科高校基层学术组织变革的外部动力 |
| 3.2.1 政府政策导向 |
| 3.2.2 内外竞争压力 |
| 3.2.3 教育体制改革 |
| 3.2.4 社会发展需求 |
| 3.2.5 信息技术发展 |
| 3.3 本章小结 |
| 4 地方普通本科高校基层学术组织的结构变革 |
| 4.1 地方普通本科高校基层学术组织的主要形式 |
| 4.1.1 常规的基层学术组织形式 |
| 4.1.2 非常规的基层学术组织形式 |
| 4.2 地方普通本科高校基层学术组织结构的调查分析 |
| 4.2.1 地方普通本科高校基层教学组织的调查分析 |
| 4.2.2 地方普通本科高校基层科研组织的调查分析 |
| 4.2.3 地方普通本科高校基层学术组织层级的调查分析 |
| 4.3 地方普通本科高校基层学术组织结构变革的主要困境 |
| 4.3.1 职能偏差 |
| 4.3.2 路径依赖 |
| 4.3.3 科层固化 |
| 4.4 地方普通本科高校基层学术组织结构变革的原则 |
| 4.4.1 职能契合原则 |
| 4.4.2 学科发展原则 |
| 4.4.3 层级简化原则 |
| 4.5 本章小结 |
| 5 地方普通本科高校基层学术组织的权力变革 |
| 5.1 基层学术组织学术权力的主体及特征 |
| 5.1.1 基层学术组织学术权力的主体 |
| 5.1.2 基层学术组织学术权力的特征 |
| 5.2 地方普通本科高校基层学术权力运行及职责的调查分析 |
| 5.2.1 问卷调查情况概述 |
| 5.2.2 信度和效度分析 |
| 5.2.3 调查结果与分析 |
| 5.3 地方普通本科高校基层学术权力变革的困境 |
| 5.3.1 学术权力的关系错位 |
| 5.3.2 学术权力的职责模糊 |
| 5.3.3 学术权力的非制度化运行 |
| 5.4 地方普通本科高校基层学术权力变革的原则 |
| 5.4.1 下移学术权力重心 |
| 5.4.2 明晰学术权力职责 |
| 5.4.3 学术权力运行制度化 |
| 5.5 本章小结 |
| 6 地方普通本科高校基层学术组织的文化变革 |
| 6.1 基层学术组织文化的构成及功能 |
| 6.1.1 基层学术组织文化的构成 |
| 6.1.2 基层学术组织文化的功能 |
| 6.2 地方普通本科高校基层学术组织文化的调查分析 |
| 6.2.1 问卷调查情况概述 |
| 6.2.2 信度和效度分析 |
| 6.2.3 调查结果与分析 |
| 6.3 地方普通本科高校基层学术组织文化变革的困境 |
| 6.3.1 基层学术组织文化变革机制缺失 |
| 6.3.2 基层学术组织文化构成要素冲突 |
| 6.3.3 基层学术组织文化变革的碎片化 |
| 6.4 地方普通本科高校基层学术组织文化变革的原则 |
| 6.4.1 目标原则 |
| 6.4.2 整合原则 |
| 6.4.3 系统原则 |
| 6.5 本章小结 |
| 7 推进地方普通本科高校基层学术组织变革的政策建议 |
| 7.1 政府层面的政策建议 |
| 7.1.1 以一流学科专业建设推进基层学术组织变革 |
| 7.1.2 以深化教育体制改革带动基层学术组织变革 |
| 7.1.3 以学术评价机制改革引导基层学术组织变革 |
| 7.2 高校层面的政策建议 |
| 7.2.1 基于职能推进基层学术组织结构功能创新 |
| 7.2.2 强化基层学术权力推进基层学术组织自治 |
| 7.2.3 实施文化战略引导基层学术组织文化变革 |
| 7.3 院系层面的政策建议 |
| 7.3.1 规范院系学术组织的设置,推动基层学术组织结构功能契合 |
| 7.3.2 健全院系学术委员会制度,完善基层学术组织学术治理体系 |
| 7.3.3 实施组织文化诊断与评估,推动基层学术组织文化系统变革 |
| 7.4 本章小结 |
| 8 结论与展望 |
| 8.1 结论 |
| 8.2 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1 :关于地方普通本科高校基层学术组织变革的访谈提纲 |
| 附录2 :关于地方普通本科高校基层学术组织变革的调查问卷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的相关科研成果 |
| 致谢 |
（7）镜像中国 ——新时期中国影视“走出去”盘整与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背景与问题的提出依据 |
| 二、相关概念的厘清和界定 |
| 三、研究综述 |
| 四、研究原则及方法 |
| 五、研究意义及创新 |
| 第一章 影视“走出去”的文化理论支撑 |
| 第一节 文化“走出去”语境下的影视对外传播 |
| 一、文化“走出去”战略的形成 |
| 二、文化“走出去”战略的指导意义 |
| 三、文化“走出去”的方式 |
| 四、影视对外传播结合文化“走出去”战略的时代理论成果 |
| 第二节 影视“走出去”的特征及其影响 |
| 一、影视“走出去”的媒介特性 |
| 二、中国影视“走出去”的影响力分析 |
| 三、制约影视“走出去”影响力的因素 |
| 第三节 影视“走出去”在时代发展进程中的作用 |
| 一、影视艺术具有天生的文化责任 |
| 二、影视媒介影响文化认同 |
| 三、影视产品转变价值取向 |
| 第二章 影视“走出去”内容形态及问题分析(上) |
| 第一节 映像东方--国产电影“走出去”现状及问题分析 |
| 一、利好的电影“走出去”政策 |
| 二、国产电影海外推广与传播内容 |
| 三、国产电影“走出去”的影响力及问题分析 |
| 第二节 剧领天下--国产电视剧“走出去”现状与问题分析 |
| 一、国产电视剧“走出去”的环境 |
| 二、国产电视剧海外推广与发行内容 |
| 三、国产电视剧“走出去”的问题分析 |
| 第三章 影视“走出去”内容形态及问题分析(下) |
| 第一节 纪录中国--纪录片“走出去”的现状及问题分析 |
| 一、国产纪录片及其“走出去”环境 |
| 二、国产纪录片“走出去”的路径及内容 |
| 三、国产纪录片“走出去”所面临的问题 |
| 第二节 多彩世界--国产动画片“走出去”及问题分析 |
| 一、国产动画“走出去”的环境及利好政策 |
| 二、国产动画片的海外销售与发行 |
| 三、国产动画片的国际合作分析 |
| 第四章 影视“走出去”在外交语境中的个案分析与研究 |
| 第一节 中国影视在欧美大国“走出去”影响力的提升 |
| 一、美国 |
| 二、法国 |
| 三、俄罗斯 |
| 第二节 中国影视在周边国家“走出去”影响力的扩大 |
| 一、越南 |
| 二、蒙古 |
| 三、印度 |
| 第三节 深耕“一带一路”的中国影视“走出去” |
| 一、匈牙利 |
| 二、泰国 |
| 三、埃及 |
| 第四节 中国影视在非洲主流国家“走出去”得到巩固和发展 |
| 一、中国影视业在非洲发展概况 |
| 二、中国影视作品在非洲传播的优势 |
| 三、中国影视在非洲传播的问题分析 |
| 第五节 中国影视“走出去”提升国际竞争力的策略 |
| 一、多途径调控生产要素,充分利用地方资源优势 |
| 二、主抓影视节目内容,提升国际市场竞争力 |
| 三、多元化传播渠道,建设基础化数字平台 |
| 四、完善对外影视人才培养建构 |
| 五、建立良性的监督反馈机制 |
| 第五章 影视“走出去”的国家形象研究 |
| 第一节 文化形象与影视媒介 |
| 一、文化形象与国家形象塑造 |
| 二、西方映像中的中国形象 |
| 三、影视“走出去”的国家形象生成 |
| 第二节 影视媒介塑造国家形象的规律 |
| 一、对外宣传让位于国际传播 |
| 二、不断拓展对外传播平台 |
| 三、持续推进国际交流合作 |
| 四、影视创作要保持文化自觉 |
| 第三节 影视创作表达国家形象的问题与不足 |
| 一、文本创作方面,缺乏思想力量 |
| 二、作品表达方面,缺乏视觉感染力 |
| 三、推广发行方面,缺乏民族基础层面的统筹 |
| 四、学术研究方面,缺乏正确的指引和批评 |
| 五、文化消费方面,缺乏民族意识引导的力量 |
| 第四节 影视“走出去”塑造国家形象的方式与原则 |
| 一、影视媒介对于国家形象传播的优势 |
| 二、影视作品塑造国家形象的手段 |
| 三、其他的影视文化形式与国家形象塑造 |
| 小结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A 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关于广播影视”走出去工程”的实施细则(试行) |
| 附录B 《中国电视剧(网络剧)出口联盟倡议书》 |
| 附录C 《关于加快纪录片产业发展的若干意见》 |
| 附录D 上海国际电视节“白玉兰奖”获奖作品目录 |
| 附录E 四川国际电视节“金熊猫”奖获奖名单一览 |
| 附录F 中国(广州)国际纪录片节“金红棉”奖评优单元优胜作品 |
| 附表G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监制的对外影视节目一览 |
| 附录H 三大欧洲国际电影节上获奖的中国电影 |
| 在学期间研究成果 |
| 致谢 |
（8）资源型城市横向补偿法律机制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言 |
| 一、问题的提出 |
| 二、研究价值及意义 |
| 三、文献综述 |
| 四、主要研究方法 |
| 五、论文结构 |
| 六、论文主要创新 |
| 第一章 资源型城市补偿机制的演变 |
| 第一节 资源型城市的范畴与问题 |
| 一、资源型城市的内涵 |
| 二、我国资源型城市的分布与类型 |
| 三、我国资源型城市的经济发展困境与成因分析 |
| 第二节 补偿机制的分析 |
| 一、补偿机制的语义分析 |
| 二、纵向补偿机制与横向补偿机制的区分 |
| 三、本文语境下资源型城市横向补偿机制的涵义与特征 |
| 第三节 我国资源型城市补偿机制辩考 |
| 一、纵向补偿机制的实效与资源型城市的补偿预期不契合 |
| 二、仅靠市场亦或自愿协商无法驱动横向补偿 |
| 三、横向补偿法律机制:对市场与自愿协商“不健全”的法律回应 |
| 第二章 资源型城市横向补偿法律机制核心构成 |
| 第一节 由机制到法律机制的蜕变 |
| 一、机制与法律机制的法理界分 |
| 二、权利化:资源型城市横向补偿法律机制生成的核心步骤 |
| 第二节 横向补偿权的证成 |
| 一、横向补偿权存在的必要性 |
| 二、横向补偿权生成的可行性 |
| 第三节 横向补偿权的内涵、生成逻辑与权利结构 |
| 一、横向补偿权的含义与特征 |
| 二、横向补偿权生成的宪法逻辑 |
| 三、横向补偿权的权利结构与类型 |
| 第三章 资源型城市横向补偿法律机制的补偿技术 |
| 第一节 横向补偿的原则 |
| 一、区域利益协调原则 |
| 二、发展成果共享原则 |
| 三、多元主体参与原则 |
| 四、比较优势互补原则 |
| 第二节 横向补偿方式的总体设计 |
| 一、横向补偿基金先行 |
| 二、横向补偿PPP项目筑巢引凤 |
| 三、生产要素的对口合作催动经济振兴 |
| 第三节 横向补偿标准的设定 |
| 一、确定横向补偿标准的理论依据 |
| 二、横向补偿标准的量化方法 |
| 三、横向补偿标准的量化障碍与创新路径 |
| 第四章 横向补偿基金的规则体系 |
| 第一节 补偿资金不足与补偿需求充裕的矛盾 |
| 第二节 可持续发展准备金的应对思路与缺陷 |
| 一、国内可持续发展准备金的理论与实践 |
| 二、我国可持续发展准备金的缺陷 |
| 第三节 横向补偿基金的修正路径 |
| 一、与横向补偿基金相关的立法规范及缺陷 |
| 二、横向补偿基金中原始资金的来源 |
| 三、横向补偿基金的用途 |
| 四、横向补偿基金的运营模式 |
| 第五章 横向补偿PPP项目的引导与规制 |
| 第一节 PPP模式的横向补偿品质 |
| 第二节 横向补偿PPP项目的评审对象 |
| 一、横向补偿PPP的项目范围、合作类型及具体方案 |
| 二、横向补偿PPP项目的实施主体 |
| 三、横向补偿PPP项目的采购方式 |
| 四、横向补偿PPP项目的评估方式 |
| 第三节 锁定期制度在横向补偿PPP项目中的重构 |
| 一、我国PPP锁定期制度的现实缺陷 |
| 二、锁定期制度在横向补偿PPP项目中的修正 |
| 第六章 对口合作的横向补偿路径 |
| 第一节 对口合作的源流及其横向补偿效应 |
| 一、由对口支援到对口合作的演进 |
| 二、资源型地区与非资源型地区间的对口合作 |
| 三、对口合作的横向补偿效应 |
| 第二节 对口合作的横向补偿思路及缺陷 |
| 一、对口合作横向补偿的理论基础 |
| 二、对口合作横向补偿的现实障碍与应对思路 |
| 三、基本思路的缺陷 |
| 第三节 对口合作的横向补偿法制化 |
| 一、省内经济法制的自足与对口区域间协同立法的空白 |
| 二、区域间协同立法的经验借鉴 |
| 三、国家层面立法的应有形态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在读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与研究成果 |
| 后记 |
（9）古罗马共和向帝制转变时期道德立法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的由来和意义 |
| 二、研究概况 |
| (一) 文艺复兴至二十世纪中叶的相关讨论 |
| (二) 现当代西方史学界相关研究成果 |
| (三) 国内的研究进展 |
| (四) 研究理论和方法的发展趋势 |
| 三、研究思路与方法 |
| 四、研究资料 |
| 五、创新与不足 |
| 第一章 古罗马道德立法的背景 |
| 第一节 古罗马传统道德观 |
| 一、道德与共和 |
| 二、道德与政治 |
| 三、道德与法律 |
| 第二节 古罗马传统道德监督机制 |
| 一、家长法权 |
| 二、监察官制度 |
| 三、传统道德监督机制的式微 |
| 第三节 古罗马道德危机与共和危机 |
| 一、共和的瓦解与帝国的形成 |
| 二、道德危机的表现 |
| 三、道德危机的本质 |
| 小结 |
| 第二章 古罗马道德立法的动因 |
| 第一节 应对危机、重建秩序 |
| 一、稳定家庭、增加人口 |
| 二、防止身份僭越、稳定社会秩序 |
| 三、维护公民内部的相对和谐 |
| 第二节 加强政治管理 |
| 一、最优者治国的政治理想 |
| 二、政治竞争的符号资本 |
| 三、政治博弈的工具 |
| 第三节 罗马帝国的道德辩护 |
| 一、征服正义论 |
| 二、统治者身份和特权地位 |
| 三、去希腊化的标准和规范 |
| 小结 |
| 第三章 古罗马道德立法的过程和内容 |
| 第一节 政治生活领域的道德立法 |
| 一、关于选举公正的立法 |
| 二、关于行省官员政治道德的立法 |
| 三、倡廉抑奢的立法 |
| 第二节 社会公共生活领域的道德立法 |
| 一、关于宗教信仰的立法 |
| 二、文化教育领域的立法 |
| 三、公共娱乐领域的道德立法 |
| 第三节 婚姻家庭领域的道德立法 |
| 一、传统的婚姻道德观 |
| 二、奥古斯都家庭道德立法的条件 |
| 三、奥古斯都家庭道德立法的内容 |
| 小结 |
| 第四章 古罗马道德立法的特征 |
| 第一节以权力阶层为主体对象 |
| 一、共和早中期平贵斗争的产物 |
| 二、共和后期贵族政治自我调节的机制 |
| 三、独裁时期个人集权的工具 |
| 第二节 法治的主导思想 |
| 一、平等和契约精神 |
| 二、权力制约的思想 |
| 三、重民轻刑的取向 |
| 第三节 突出的表征功能 |
| 一、受限的法律可操作性 |
| 二、有限的法律应用性 |
| 三、道德立法的表征功能 |
| 小结 |
| 第五章 古罗马道德立法的结果和影响 |
| 第一节 转型时期的有益尝试 |
| 一、转型时期道德建设的必要手段 |
| 二、困境中的坚持与改进 |
| 三、多元因素影响实效 |
| 第二节 古罗马法治进程的推进 |
| 一、罗马法内容的丰富 |
| 二、法律主体的扩大 |
| 三、法治精神的增强 |
| 第三节 古罗马帝国化进程的推进 |
| 一、权力的集中 |
| 二、帝国文化建设 |
| 三、合意与和谐 |
| 小结 |
| 结论 |
| 一、道德立法的必然性与合理性 |
| 二、道德立法的原则 |
| 三、道德立法的局限性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研究成果 |
（10）美丽中国建设的产业哲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及意义 |
| 1.1.1 选题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1.2.1 国内研究现状 |
| 1.2.2 国外关于产业的学术史梳理 |
| 1.2.3 研究简评 |
| 1.3 研究内容和研究方法 |
| 1.3.1 研究内容 |
| 1.3.2 研究方法 |
| 1.4 创新之处 |
| 第2章 美丽中国的内涵 |
| 2.1 自然生态美 |
| 2.1.1 生态环境日益美好 |
| 2.1.2 自然资源合理开发 |
| 2.1.3 人与自然和谐相处 |
| 2.2 人的生活美 |
| 2.2.1 人民群众的物质和精神文化需求不断满足 |
| 2.2.2 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加快实现 |
| 2.2.3 人的自我价值实现渠道日益畅通 |
| 2.3 社会发展美 |
| 2.3.1 经济建设可持续发展 |
| 2.3.2 政治建设稳步前行 |
| 2.3.3 社会建设全面推进 |
| 2.3.4 文化建设不断提升 |
| 2.3.5 生态文明建设有序拓展 |
| 第3章 美丽中国建设的产业本体论 |
| 3.1 本体论与产业本体 |
| 3.1.1 本体与本体论 |
| 3.1.2 马克思主义实践本体论与产业本体 |
| 3.2 产业及其本质 |
| 3.2.1 产业是人与自然的对象性活动及其产物 |
| 3.2.2 产业本质是人的能动性与自然规定性的辩证统一 |
| 3.3 产业是美丽中国建设的依托 |
| 3.3.1 实现人工自然美的基本前提 |
| 3.3.2 支撑人的生活美的根本保障 |
| 3.3.3 实现社会发展美的坚固基石 |
| 第4章 美丽中国建设的产业认识论 |
| 4.1 自然经济时期的产业浅层利用自然资源 |
| 4.1.1 利用自然资源的手段简单 |
| 4.1.2 产出较低,产业分化缓慢 |
| 4.1.3 产业发展等级化严重 |
| 4.2 工业经济时期的产业大量耗费自然资源 |
| 4.2.1 科技成为重要的产业生产要素 |
| 4.2.2 机器被大规模应用于社会生产 |
| 4.2.3 人与自然的关系陷入对立 |
| 4.2.4 工业发展深刻改变了社会 |
| 4.3 美丽中国建设时期的产业合理利用自然资源 |
| 4.3.1 信息、数据成为重要的产业生产要素 |
| 4.3.2 智能劳动出现并不断发展 |
| 4.3.3 生态危机的克服与产业可持续发展的统一 |
| 4.3.4 产业发展需要协同经济、社会和生态建设 |
| 第5章 美丽中国建设的产业实践论 |
| 5.1 坚持人与自然的生命共同体理念,引领美丽中国建设 |
| 5.1.1 正确认识人与自然的相互依存,自觉保护生态环境 |
| 5.1.2 努力实现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巩固人和社会持续发展的基础 |
| 5.2 坚持绿色发展理念,实现生态化生产 |
| 5.2.1 构建绿色产业链,实现产业的生态化 |
| 5.2.2 开发生态资源,推进生态的产业化 |
| 5.2.3 遵循产业发展规律,升级改造传统产业 |
| 5.3 坚持创新发展理念,培育和壮大战略性新兴产业 |
| 5.3.1 理论创新与实践创新相结合,培育战略性新兴产业 |
| 5.3.2 构建协同创新体系,壮大战略性新兴产业 |
| 结语与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A 攻读学位期间所发表的科研成果 |
| 致谢 |
四、产业化进程中亟需澄清的问题（论文参考文献）
- [1]高质量发展背景下中国经济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研究 ——基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视角[D]. 韩美琳. 吉林大学, 2021(01)
- [2]现代性视角下美国非正式科学教育发展研究[D]. 李青. 四川师范大学, 2021(10)
- [3]新时代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研究[D]. 王光荣. 东北师范大学, 2020(06)
- [4]共享发展理念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意蕴研究[D]. 白兮. 吉林大学, 2020(08)
- [5]影视明星行为失范及其治理研究[D]. 张璐. 山西师范大学, 2020(07)
- [6]我国地方普通本科高校基层学术组织变革研究[D]. 王祖霖. 江西财经大学, 2019(07)
- [7]镜像中国 ——新时期中国影视“走出去”盘整与研究[D]. 窦金启. 山西师范大学, 2019(06)
- [8]资源型城市横向补偿法律机制研究[D]. 曹书. 华东政法大学, 2019(02)
- [9]古罗马共和向帝制转变时期道德立法研究[D]. 李伟芳. 陕西师范大学, 2019(08)
- [10]美丽中国建设的产业哲学研究[D]. 靳媛媛. 湖南大学, 2019(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