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汉代关税问题再探讨（论文文献综述）
马强,曾维英[1]（2021）在《出土文物与当代历史地理学的互证——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从出土文物研究历史地理述评》文中研究表明出土文物作为"二重证据法"的重要实物史料,已经普遍应用于中国古代史等研究领域,历史地理研究也不例外。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历史地理学者围绕鄂君启节、出土地图、出土简牍与出土隋唐墓志为主展开相关研究,利用新中国出土文物对我国历史时期的水陆交通路线、历史政区、历史地图编绘及其反映的丰富内涵、地名、乡村和基层社会诸方面进行了多角度、多方位的研究,出版了大量研究成果,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代中国历史地理学的学科发展特征。但同时也存在对出土文物的历史地理内容和价值做单个的、独立的研究较多,综合的、全面的研究较少的问题,出土文物与传世历史文献的比勘、印证分析往往有所缺失,提高到科学方法论的研究也相对较少,见木不见林的现象较为普遍。
张重洲[2]（2021）在《高昌国佛教寺院经济研究》文中提出高昌国是丝绸之路上的重要节点,佛教势力的发展及寺院经济兴衰问题,一直是吐鲁番佛教史和经济史研究的热点问题。本文通过研究认为,高昌国建政及对初期佛教的政策,奠定了佛教发展和寺院经济的基本走向。佛教地理决定了寺院经济的根本发展模式和路径,但高昌国佛教经济体制与国家政治体制、经济体制之间,呈现出相近及相悖的两种趋势。高昌国的寺院经济以佛教主导,同时包含有多种宗教下的经济成分,其在高昌国内兴衰与发展均有一定的必然性因素支撑。高昌国的寺院经济是以佛教寺院和僧尼寺户为主体,围绕这两个主体所产生的各项经济活动,形成了以土地经营为核心的基本经济形态,寺田在性质、数量、来源等方面均与世俗社会保持一致,经营门类和方式也大致相当。寺院经济具有宗教性、社会性、封闭性、地域性四个较为明显的特征。寺院内部财务收、支平衡,兼营多种经营门类,有完整且成熟的“常住”管理制度与财务核算方法。国家设置有专门的僧务机构,形成了僧官阶层,两种制度和体系共同运行管理寺院财产。此外,还通过《僧尼籍》来管理寺院僧尼及其附属人口,按照一定标准征收赋税劳役,其征收标准随着经济体制而发生改变。寺院内部僧尼群体间地位高低和财产分化明显,存在“中层僧尼”群体,普遍在寺院之外还从事着各自的经济活动,与豪门望族往来密切,深入到基层社会的日常生活中,贯穿社会发展的始终。高度的世俗化产生了强烈的社会效益,尼僧群体、货币支付、国家体制、社会动荡等诸问题均与寺院经济的发展密切相关,均加剧并最终导致了社会形态和寺院经济的固化。唐西州建立后,寺院经济并没有发生“衰落”,而是逐步在改革中转型重构,最终逐渐适应新政权的改革并完成自我革新。总体而言,高昌国寺院经济自身是一个闭环的完整链条,其发展经历了从萌芽到兴盛,最终至衰落的全过程,形成了特有的经济体系,构成了复杂的社会共同体。
秦一鸣[3]（2021）在《秦汉三国末业税征收探析》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
张诗曼[4]（2019）在《“云中车马”图像研究》文中提出“云中车马”图像是由引导、主体车马、随侍及云气组成的一种图像样式,是车马出行图像的特殊表现形式。这种图像出现于东汉时期,南北朝时期发展至鼎盛,直到明清仍未断绝,演变千年,长盛不衰,显示了中国文化传承的巨大生命力。它不仅是一种出行交通方式的体现,同时也反映了中国古代思想观念的变化与发展。以往学者对于这类图像研究以个案为主,缺少对“云中车马”图像的专题研究和整体把握,未建立完整的图像体系,研究孤立。除此之外,研究内容也颇为局限,多是对图像本身内容的探讨,缺少对于图像演变所反映的思想及社会变迁的背景的探究。文章采用文物学、文献学及图像学的研究方法,对云中车马图像的阶段性特点进行总结,展现云中车马图像的形式变化,揭示其所反映的思想内涵的转变,探讨“云中车马”图像的传播过程及其影响因素。本文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阐述云中车马图像的研究意义、研究学术史及研究方法,揭示云中车马图像对于汉唐思想转变研究的重要作用。第二部分,对“云中车马”图像进行整理,根据图像内容的差异将其分为三个发展阶段,即:东汉时期、魏晋至初唐时期、盛唐至明清时期,并对各个阶段图像中车马的奔向目标、乘者身份及基本要素进行阐述。第三部分,从形式变化、思想变化、图像传播三个方面论述云中车马图像的变迁。总结各阶段图像特点,揭示云中车马图像的演变规律,分析其所反映的思想及礼制变化。从东汉时期道教的升仙思想;到魏晋至隋唐时期佛教思想的盛行及升仙思想的淡化,甚至与礼仪制度的融合;直至盛唐以后,三教合流,图像失去原有意味,带有世俗民间色彩,并开始作为一种图像符号被借用于各类图像之中。至于图像的传播,经历了汉文化分割及图像南传、北移的过程,展现了南朝文化对北朝艺术的重要影响,揭示中国古代文化与艺术传播交流的一般规律。
杜雪飞[5]（2019）在《宋代边疆市场研究》文中指出由于资源禀赋、生产方式等条件的差异,以汉族为主体的中原地区很早就与其他生产方式相异的地区展开了贸易往来,其中以定居农耕地区和游牧地区的互补性贸易最为引人瞩目。宋与多个民族政权并存,形成了交易规模较大的边疆市场,随着宋经济的极大发展,边疆市场也取得了辉煌的经济成就。具体来说,在北方,宋与辽、西夏和蒙古之间均设立了以榷场为主要形式的边疆市场,开展马匹、畜产品、茶叶、日用品、奢侈品等物品的交易。在南方,宋与大理国、自杞国、罗殿国、交趾等政权也设立了以博易场为主要形式的边疆市场,进行了以马匹为主的多种商品的交易。在这些官方的正式交易之外,还存在着数量庞大、形式多样的走私贸易,一定程度上说明在官方市场之外,各地区经济文化交流还需要更大市场。宋代边疆市场具有非常鲜明的特征:一是不稳定性,具体体现在榷场开合无常、对交易地点的限制较多、管理制度过于严格、对交易物品的限制过多等方面;二是陆疆市场与海疆市场存在紧密联系,宋进行大量转口贸易,获取了巨额利润;三是边疆市场以宋为核心,宋控制着大部分商品的生产、占据高端产业,宋的货币也是整个市场的硬通货。这些特征有的限制了边疆市场中贸易的规模和发展,不利于更多区域的发展和进步,使得各地出现呼唤统一经济区的心声。有的刺激了民族政权期望控制中国大市场的雄心,通过武力实现政权之间的融合具有现实的吸引力。宋代边疆市场产生了以下主要的积极作用:首先,宋及民族政权在边疆市场的带动下,不仅让政府获得了较多的财政收入,而且促进了北方地区畜牧业、农业、商业和第三产业的迅猛发展,南方地区的农业、畜牧业也受到刺激不断发展;其次,边疆市场具有重要的社会意义,促进了边疆地区道路交通、社会结构的变化;最后,边疆市场还具有重要的文化意义,使多种文化不断发生融合。由于宋经济水平的高度发展,注定了其不可能主动去融合经济发展层次较低的其他地区,实现国家的大一统,而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的生态多样性和破碎性所造就的地方势力的分散性也决定了其很难产生这种愿望和具备这种力量,因此建立融合不同经济区的国家的历史使命只能由北方的游牧政权来承担。游牧政权由于边疆市场的发展,在军事实力之外,经济实力也不断增长,使其拥有了统一南北经济区的能力。蒙古在继承辽金的遗产之后,开始了旷日持久的战争,成功建立元,将中国的南北融为一体。之后,元政府不仅采取了一系列发展商业贸易和保护商人的政策,还采取了国家商贸主义全面垄断的形式直接获取商业利益。南方由于边疆市场的发展、交流的加深,所拥有的资源对于中原具有越来越重要的意义,中央王朝开始了逐渐深度渗入和开发西南地区的历程,西南的道路、商业发展、特别是货币系统都逐渐融入大的经济区,随着改土归流的完成,西南地区也成为中国不可或缺的部分。
李明奎[6]（2019）在《中国环境史史料学论纲》文中提出与中国环境史研究取得的成绩相比,相关环境史史料的整理和研究则略显滞后。简言之,目前中国环境史料的研究多集中于先秦、唐宋和明清几个时段的正史、方志、档案等文献史料的讨论,而于丰富的口述、实物和图像中的环境史料的关注稍显不足;此外,学界对域外文献、田野调查资料、自然科学观测数据等特殊环境史料的利用亦不多见;至于环境史料的搜集整理工作,与环境史研究取得的成果相比,则更显滞后。上述环境史料研究的不足在一定程度上制约着中国环境史研究的深入和本土化、国际化发展水平。鉴于此,本文在学界现有研究的基础上,对中国环境史史料的搜集整理和利用等问题进行初步的思考,以促进中国环境史史料学的构建和相关史料的整理研究。本文主要由三部分组成。第一部分则对中国环境史史料学的学科任务、研究对象、研究方法、史料类型、该学科与相关学科的关系等问题进行思考,初步认为中国环境史史料学以反映中华民族与自然环境互动的历史文献、口述史料、实物史料和图像史料的价值和利用为研究对象,以阐明中国环境史史料的来源和类别、鉴别相关史料的真伪并分析评论史料的思想性、倡导并践行中国环境史史料的整理工作、阐述编纂环境史工具书和筹建环境史料数据库的基本设想等为学科任务,以跨学科研究、田野调查、历史文献研究法等为基本研究方法。该史料学与文献学、口述史学、人类学、民族学以及包括考古学、地质学等在内的自然科学等学科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此外,就中国环境史的史料而言,文献、口述、实物和图像是研究中国环境史的四大基本史料。其中,包括正史、方志、实录、档案等在内的文献以文字记录着人与自然互动的历史,而传说、神话、谚语、访谈记录等口述史料则以口头语言的形式讲述着记忆中的人与自然,遗物遗址之类的实物史料则以具体实物展现着人与自然相处的过往,至于包括壁画、岩画、绢纸画、漫画、照片等在类的图像史料则以图像透露着人与环境互动的点滴。四类史料虽有不同的形式,然各有其特点和价值,彼此互补,互相印证。从事中国环境史史料的整理研究需掌握基本的方法和途径,但平淡忠厚、谨小慎微的心态尤其重要。此外,做好跨学科研究、夯实语言文字基础等方面的准备亦有利于环境史史料搜集整理工作的进行。第二部分则属于专题研究,从众多的文献史料中选取正史、方志、档案、实录等常见的史料进行环境信息的分析,同时尽其所知,对口述史料、实物史料和图像史料蕴含的环境信息及其搜集利用进行了初步的讨论。研究认为包括正史、方志、档案、实录在内的文献史料是研究中国环境史的基本史料,其搜集整理和利用既要结合中国古代史、思想史、方志学、档案学等学科的研究成果和方法,亦要依靠目录学、版本学、校勘学方面的知识技能,全面看待每种文献史料的价值和不足,综合利用,取长补短。而口述、实物和图像三类史料蕴含的环境信息亦极为丰富和珍贵,需要结合考古学、口述史学、图像史学、古文字学等方面的研究成果进行相关环境信息的分析和解读,以最大化地发挥相关史料的价值。第三部分则是对第二部分的补充,在丰富的文献史料中,除正史、方志、档案等基本环境史料外,日记、书信、报刊、文史资料、自然科学数据、域外文献等特殊环境史料蕴含的信息亦极为珍贵。其中,日记、书信和文史资料除记录了作者对天地自然和相关人事的观察、经历外,还记录了作者本人对许多自然现象、社会现象的情感认知和心理态度,对于研究具体环境事件和微观环境史、环境认知等问题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而域外文献则以他者的视角记录着对中国历史和文化的观察、认知和评价,尤其是其中对中国山川自然、都城建筑、农田水利、风物特产、疾病医疗、人情风俗、气候变化、灾害事件等方面的记载均透露出不少珍贵的环境信息,值得大力挖掘和利用。田野调查资料则以调查者的亲身经历和见闻为基础,不仅对环境史相关问题的研究提供许多珍贵的文献、口述、实物和图像史料,还提供了认识史料、解读史料的现场感受（实地观感）和分析视角。而自然科学数据则以严谨的方法、精准的仪器为环境史研究提供许多气候、地质、土壤、水文、动植物等方面精确的数据信息,能更好地展现环境史跨学科研究的特点。总之,为促进环境史史料的研究和中国环境史的深入发展,建立中国环境史史料学实有其必要。中国环境史史料学不仅是一门基础学科,亦是一门综合性较强的学科,尤其是图像、口述、实物三类史料中环境信息的提取和分析,自然科学数据的利用,以及环境史料的数字化等问题均涉及多种学科的交叉和合作,非一人或单一学科所能完成。然从长远来看,中国环境史史料的整理和利用刻不容缓,其相关的环境史史料学亦有广阔的发展前景。本文相信,中国环境史史料学的建立和发展,必将促进中国环境史研究在理论化和本土化方面的深入。
齐继伟[7]（2019）在《秦汉赋役制度丛考》文中提出本文以秦汉赋役制度为研究对象,结合出土简牍与传世文献,从户等与赋税征收的关系、财产税、《徭律》、《发征律》、官徒的管理与调拨、官署人力的构成以及简牍所见“冗”“更”与供役方式等角度入手,分专题对秦汉赋役制度研究中的几个热点问题进行考察,并在此基础上,概述秦汉赋役制度的发展。秦汉时期已经存在户等划分,赋役征派是户等划分的主要目的之一。秦汉户等划分经历了爵位等级到财产等级的转变,与上述转变相对应的是,秦汉赋税的征收相应地出现了户赋、以訾征赋、户品出钱的变化。户赋是以户为单位征收的单独税目,对象指大庶长以下至司寇、隐官等凡立户者,户赋既可以纳钱,也可以纳刍、茧、布等实物。以訾征赋是按家訾多寡征收的一种财产税,对象包括所有吏民。而户品出钱则是按上、中、下及新、故的户等标准向全民征收的一种专项费用。户赋、以訾征赋、户品出钱虽然都是以户为单位征收的单独税目,但性质均不相同。秦代已经出现“訾税”为代表的财产税,“訾税”的征收主要针对从事商业活动的黔首,田亩不在“訾税”征收之列。汉初沿袭了秦代“訾税”的特点,“算轺车”、“算缗钱”实属“訾税”税目征收的拓展。汉代官、商、地主的“三结合”以及“百姓终莫分财佐县官”的出现,促使武帝时期原本针对商贾的“訾税”推及所有的百姓,武帝之后,“訾税”具有了普遍财产税的意义。“訾算”不同于“訾税”,《汉书·景帝纪》所见“訾算”是以“算”为单位的关于居民财产总额的统计,“訾算若干”作为“为宦入仕”的准入资格,借用了“算”这一统计单位的方式。吴简中的“訾”可能是“訾算”的简称,其作为平訾过程中划分户等的依据,并非赀产税。秦汉时期的“徭”有狭义与广义的区分,狭义“徭”的对象主要针对黔首,广义上还包含了“徒徭”与“吏徭”;“徭”从征发类别上分为“都发”和“县请”,“都发”指中央、内史及郡一级派发的徭,“县请”指通过县的请示,经上级批复的徭。“徭”的内容具体包括御中发征、传输委送、载粟、邑中事等活动。“徭”的实施均需经国家的批复,县的统筹管理,具体执行由尉史、乡吏等负责。“更卒之役”不同于“徭”,但广义上又属于“徭”的范围。“更卒”由“尉曹”掌管,而“徭徒”的掌管部门为“户曹”。“徭”的年龄段是在15岁到免老之间,“月为更卒”则是从傅籍后算起。秦汉时期,无论常规性的徭或临时性的徭一般由“更卒”优先承担,在人员不足或事急的情况下才会另外“兴徭”。“徭”与“更卒之役”构建了秦汉劳役的基本内容。秦有《发征律》,“发征”的本义指国家强制并无偿征聚民力、物力。狭义上,“发征”的内容包含徭、戍及物资调拨等与调发征行相关的事宜;广义上,还包含“吏徙官当论”的转接及县官付受事务的管理。秦代《发征律》与《徭律》《戍律》的内涵各有主旨,又互为补充,三者为并列关系。汉初《兴律》的生成是围绕“兴”的内涵而集诸多事类内容的结果,将张家山汉简所见《二年律令·兴律》与秦简《发征律》的相关内容作比对,推测汉代以后《发征律》很有可能已被《兴律》所取代。秦代“月食者”包括“庶人在官者”及部分刑徒。具体来说,则包含佐史以下的小吏,庶人在官服役者（邮人、士卒）以及担任仆、养、走、牢人等一类的低级职役者（隶臣妾、司寇）,属于“府史胥徒”阶层。“日食者”指司空管理下的城旦舂、鬼薪白粲、徒隶居赀赎债及居官府公食者。秦代“月食者”“日食者”与享有正禄的官吏一并,构建了秦代官署人力的三大群体。秦代“官徒”又称“官徒隶”或“县官徒隶”,对象包括仓管理下的部分隶臣妾及司空管理下的城旦舂、鬼薪白粲等刑徒。吏民居赀赎债和司寇不在官徒概念的范围。郡监管官徒的分派及调拨,具体由御史、执法负责,御史及执法指导司空和仓,依据官徒的年龄及身体状况等条件,按照甲乙丙及数字,依次编序,并据所给劳役内容的剧易程度依次分派,接收部门不能再随意调配。秦朝统一之后,劳动力需求紧张,“徒少及毋徒”以及“戍卒给徒隶事”可能成为当时一种普遍存在的情况。岳麓秦简“内史仓曹令甲卅”规定了黔首居赀赎债、徒隶、居隐除等诸作县官者,官府要将其劳作的情况按日分条记录,并上呈县廷。将“内史仓曹令甲卅”的规定与里耶秦简所见各类“徒作簿”的内容及上呈记录对照,可知秦代“徒作簿”除了有“日簿”“月簿”及“年簿”的区分,还有正本与副本的区别。县属机构制作并保留正本,副本移送县廷,由县廷按日校验,并按月汇总。簿籍上呈的方式依据县属机构距离县廷的远近,呈报的频率、日期、地点有所不同。秦至汉初的出土简牍及传世文献中多有将“冗”“内”“穴”三字误释,张家山汉简《奏谳书》简56“·蜀守谳:采铁长山私使城旦田、舂女为?,令内作,解书廷,佐恬等诈簿为徒养。”其中,“令内作”当改释为“令冗作”;《置吏律》简217:“吏及宦皇帝者、中从骑,岁予告六十日;它内官,卌日。”“它内官”应即“它冗官”;北大汉简《苍颉篇》简71:“律丸内戍”应改释为“律丸冗戍”。据此,可以确定城旦舂、鬼薪、白粲不在秦制“冗作”的范围。秦汉“践更”不限于徭戍,除城旦舂、鬼薪、白粲等刑徒常役无番外,上到一般民众、乐人一类的官府职役者、部分吏员,下至司寇、隶臣妾均有以“践更”的方式服役。“更隶妾”是隶妾的一部分,类似于唐代“有工能官奴婢”,指“工隶妾”“讴隶臣妾”“书史隶臣”等一类有特殊技艺（或在官府承担某项专职）的隶臣妾。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史律》所见“更数”指“番上”吏员的履职等级、年资,不应与更卒的“践更”相混同。更数达到一定级别后,既可以作为仕进、擢升的依据,又可以据此享受一定的优待。松柏汉墓47号木牍所见“更数”指更卒分组服役的班次、批次,其数值大小可能受服役所在县的徭役多少、距离远近等因素的综合影响。
韩厚明[8]（2018）在《张家山汉简字词集释》文中提出1983年底至1984年初,湖北江陵张家山M247号汉墓出土大批竹简,其中包含大量汉初法律文书,这是继睡虎地秦简之後法律简牍的又一重大发现。经过初步清理之後,这批竹简包括《历谱》、《二年律令》、《奏谳书》、《脉书》、《算数书》、《盖庐》、《引书》、《遣册》八种,共1200余枚竹简。《历谱》共18枚竹简,记录时代爲汉高祖四年（前203年）至吕后二年（前186年）後九月,其中简二记录有“新降爲汉”四字,是汉王朝创立过程中的真实写照。《二年律令》共540枚竹简,是汉初吕后二年的律令摘抄,共有汉律27种、《津关令》1种,这是汉代成体系法律简牍的首次发现,弥补了汉代法律史研究资料不足的遗憾。《奏谳书》共228枚竹简,内容爲秦及汉高祖时期奏谳文书摘录,保留了奏谳文书的基本格式,对研究秦及汉初司法审判制度有重要意义。《脉书》共66枚竹简,以病候及阴阳十一脉经、脉法等爲主要内容,大部分见於马王堆帛书《阴阳十一脉灸经》,比後者保存更完好。《算数书》共190枚竹简,是实用算题合集,内容形式与传世数学文献《九章算术》类似,比後者时代早二百余年。《盖庐》共55枚竹简,以申胥（伍子胥）与盖庐（吴王阖闾）的对话爲文本形式,具有浓厚的兵阴阳色彩。《引书》共112枚竹简,是首次发现成篇的汉代导引术文献,可与马王堆《导引图》相参照。《遣册》共41枚竹简,爲随葬物品清单,其中记录有书一笥,正与出土竹简相合。值得一提的是,墓葬还出土鸠杖一枚,这说明墓主人年事已高。张家山M247号汉墓自发掘至今已有34年,全部竹简释文公布於2001年,迄今已有16年,因其竹简内容具有重要研究价值,引起了学者的广泛关注,相关论文总计上千篇,着作数十部,相关研究纷繁复杂,因此有必要对以往研究历史进行综合梳理,同时结合学者的研究成果,对竹简文本进行重新校勘,对疑难词汇进行辨析考证,这也是本论文的写作目的所在。本论文共分上下两编,上编有三个章节。第一章绪论,介绍M247号汉墓的发掘情况,墓葬的形制及随葬物品,墓主身份,论述出土竹简的主要内容及其释文公布情况,以及本论文的研究内容及意义。重点内容是对张家山汉简各部分的研究综述,以期把握既往学界的研究概况。第二章张家山汉简释文校注,这部分以《张家山M247号汉墓竹简（释文修订本）》、《二年律令与奏谳书》所刊布的释文爲底本,吸收学界对竹简文本的校勘成果,参照整理者原图版及红外綫图版,对张家山汉简释文进行再校勘,对重点难点词汇进行校注,以疏通文意。第三章相关问题研究,包括《二年律令》编联整理与研究、重点词汇研究梳理与考证,如“颇”、“毋害”、“出入罪人”、“完刑”、“行钱”、“以上、以下”。下编主要内容是字词集释和参考文献。字词集释首先列举字词条目,其次选取有代表性的辞例1-5条,最後以时间爲序摘录学者研究成果,对其中需要补充及辨析的词条以按语形式说明。最後是本论文的参考文献。
闫文宇[9]（2017）在《农史视野下的秦汉算数书研究》文中指出秦汉时代上承夏商两周,下启三国两晋南北朝。是我国君主专制中央集权社会的开创时期。诸侯之秦国通过统一战争成为秦帝国,结束了春秋战国的分裂状况,在疆域上建立了规模空前的统一国家。同时,秦帝国对统一后的国家进行了大规模的制度改造。政治上推行君主专制中央集权,确立皇帝制和郡县制,废除前代分封,实行集权下的官僚政治;经济上废除井田,确立新兴地主和自耕农的土地私有制,确立以农业为基础的国民经济,将全国民众纳入农业生产管理体系中,重农抑商;文化上书同文行同伦,融合齐鲁、荆楚、郑卫、三晋等地域文化,统一奉行以法家思想为主导的秦文化,法制与大一统思想渗透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汉承秦制,基本继承了秦帝国创立的国家构造骨架和大部分规章制度,并把多民族大一统国家的建设事业推向一个高峰,扩展了华夏民族的生存空间,积累了更加丰厚的物质财富,在融合各个地域文花的基础上,从广度和深度上拓展了华夏民族的精神文明,深深得影响了中国其后2000多年的历史走向。这种统一与融合也给处于这个时期的算、数着作和数学学科发展打上深深的烙印,以农业生产活动、农业管理为基本内容和载体的应用数学成为秦汉数学发展的一个大方向,数学知识服务于社会生产生活和农业生产管理。这些数学知识、理论被当时的人们记录下来,成为中国古典数学的组成,流传下来的文献则被称为秦汉“算”书、“数”书。秦汉时代的算数书大多以农业生产和农业管理活动为书写载体,书中的数学理论和数学方法多来源于当时的农业社会生产实践,并以解决农业生产中的问题为目标。比如土地形状的命名,土地面积的计算和计量单位的命名;粮食加工脱壳比率换算和计量单位的命名,粮食的缴纳、运输、储存和发放;牲畜的买卖;关税的抽取;纺织品的生产制造与交易;竹、漆、瓦、羽矢的制造;城池、沟渠、堤堑等穿地工程的施工与相关的徭役征发。大一统国家社会化的农业生产与管理提出了大量的数学理论问题,涵盖整数、分数的计算,平面几何、立体几何的测算,变量的运筹分配以及度量衡单位的统一,各级官吏只有掌握了一定的数学知识才能对这些日常管理的实际内容进行游刃有余地处理。这些算数书有的直接由国家编纂,历经千年流传下来,有的出土于当时地方官员的私人墓葬中,其史料价值不言而喻。对于我们探究秦汉时代的社会生活具有较大的帮助,一定程度上能够弥补传统史料的不足。秦汉时代的算数书具有实用性的特点,其来源于农业生产与管理实践,也直接应用到现实的农业生产生活与管理中,不仅推动了社会生产与发展,也影响了秦汉之后中国算数专着的书写模式,应用数学成为中国古代数学发展的方向之一。秦汉时代的算数书也把星象、历谱、五行、阴阳等神秘主义内容从先秦数术大类知识体系中分离出来,以鲜活的大农业生产作为数学理论发展的载体,将数学知识往大众化、世俗化、去神秘化的方向引导和发展,普及了数学知识和数学概念,增长了人民的智慧。
张娜[10]（2016）在《秦汉法制因革探微 ——以出土法律文献为中心》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汉承秦制”从汉代人提出开始,基本成为学界通说。而20世纪中后期以来随着秦汉出土法律资料的不断发现与公布,为进一步澄清秦汉法制关系提供了宝贵资料,同时将秦汉法律进行比较研究也开始为学者提倡与关注。本文主要利用出土秦汉《田律》、《金布律》、《关市律》、《盗律》、《亡律》、《告律》等相关法律资料,对秦汉相关法制的因革进行了细致探究,力图了解秦汉法制因革的具体情况及其原因与影响。论文主体主要由六章构成,现分述如下。第一章主要对秦汉《田律》因革进行探讨。涉及了生态保护规定,田、道管理制度,名田制度,赋税制度等内容。汉律在这些方面上对秦律都有所继承。同时在田地规划制度上略有调整,道路管理制度有所加强,赋税有一定减轻,体现了汉律的变革。第二章主要从秦汉贾市管理法制与租税制度两方面,对秦汉贾市法制因革进行探讨。通过研究发现汉律在贾市安全制度、交易制度,官府交易制度,租税制度方面基本都继承了秦律,但也有些新发展。反映了汉初经济的恢复发展态势。第三章主要对秦汉盗罪法制因革进行探讨。涉及了吏盗,“与盗同法”,主守盗罪,春秋决狱,群盗,盗杀伤人,劫人,盗墓,盗神御物,投书,盗启门户等法制问题。经过研究可知盗罪法制方面,汉律除了继承秦律部分法制外,总体上较秦律更加严厉。说明了汉初政权初建,政治秩序、社会秩序仍较混乱,汉政府因此加强了对包括官吏在内的各种盗罪的打击力度。第四章主要对秦汉亡罪法制因革进行探讨。本章将逃亡大致分为嫌犯逃亡,刑徒逃亡,奴婢逃亡,妻亡,普通百姓的邦亡、阑亡、将阳亡等类型,并逐一进行研究。同时就秦汉律对逃亡行为的控制制度也作了分析。研究发现汉律在逃亡法制方面也多有继承秦律,但同时也有变革。汉同秦一样都非常重视人口管理,不过汉初承长期战乱之后,人口流亡现象较为严重。针对这种现状,汉初政府加强了对逃亡者的处罚,同时也鼓励逃亡者“自出”。此外汉初还制定了令无名数者限期登记的新法令。这些都是汉律变革的表现。第五章主要对秦汉告诉法制因革进行探讨。本章从秦汉四种基本告诉形式,自告制度,亲属间告制,告不审罪,诬告罪,以及奖励举告制度几个方面展开分析。在告诉法制上,汉律因承秦律的同时,在以上各方面基本都有变化之处。如自告制度不断成熟,亲属间告制呈现收缩趋势,诬告罪惩罚加重等。第六章主要对秦汉法制因革的原因与影响,秦汉法制因革与汉初无为而治的关系,秦汉出土法律文献与传世文献的关系几个问题进行了探讨。首先,汉初在继承秦律的大框架下,又不乏渐进式的改革。汉中后期的法制则开始与秦及汉初律有明显的不同。这种因革特点是由统治思想,政治与经济等社会现实,汉代统治者对秦亡教训的总结,秦法制本身的完善,时代变迁等原因造成的。而汉对秦法制的因承也巩固了秦汉法制在中国法制史上的基础地位,并对后世法制产生深远影响。其次,汉初总体上会倾向以无为而治为统治原则,但不能将其绝对化看待,认为汉初在法制上必然是约法省禁的,仍应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最后,出土法律文献可以印证传世文献的记载,可以澄清传世文献中的不明之处,出土法律文献与传世文献可以相互补充。因此在法制史研究中,二者要兼顾,不能偏废。
二、汉代关税问题再探讨（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汉代关税问题再探讨（论文提纲范文）
（1）出土文物与当代历史地理学的互证——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从出土文物研究历史地理述评（论文提纲范文）
| 一、青铜器铭文与历史地理研究 |
| 二、出土古代地图与历史地理研究 |
| (一)马王堆汉墓地图与历史地理研究 |
| (二)天水放马滩木板地图与历史地理研究 |
| 三、简牍材料与历史地理研究 |
| (一)简牍与政区地理研究 |
| (二)简牍与地名地望研究 |
| (三)简牍与交通地理研究 |
| (四)简牍与军事地理研究 |
| (五)简牍与农业地理研究 |
| (六)简牍与环境地理研究 |
| (七)简牍与历史城市地理、人口地理、文化地理研究等 |
| 四、出土隋唐墓志与历史地理研究 |
| (一)出土墓志与城坊、地名和基层政区研究 |
| (二)出土墓志与历史军事地理研究 |
| (三)出土墓志与历史民族地理研究 |
| (四)出土墓志与其他历史地理研究 |
（2）高昌国佛教寺院经济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凡例 |
| 绪论 |
| 第一节 选题缘由及意义 |
| 第二节 研究史概述 |
| 第三节 研究重难点及创新之处 |
| 第四节 研究思路与方法 |
| 第一章 高昌国佛教及寺院经济的结构 |
| 第一节 高昌建国前后对佛教的政策 |
| 第二节 寺院经济与佛教地理 |
| 第三节 寺院经济的概念及与其他宗教 |
| 小结 |
| 第二章 高昌国佛教寺院的经营模式及财务收支 |
| 第一节 高昌国寺院的基本经济模式 |
| 第二节 寺院日常收入 |
| 第三节 寺院日常支出——对《高昌乙酉、丙戌岁某寺条列月用解斗帐历》再探讨 |
| 小结 |
| 第三章 高昌国的僧官、僧众和寺户 |
| 第一节 僧官阶层的执掌及管理 |
| 第二节 国家政权对僧众的管理及其赋税劳役 |
| 第三节 寺户制度及依附人口 |
| 小结 |
| 第四章 高昌国僧尼的经济活动与日常生活 |
| 第一节 僧尼个人的私有经济 |
| 第二节 释门群体与豪门望族间的往来 |
| 第三节 佛教僧尼的宗教活动与社会角色 |
| 小结 |
| 第五章 高昌国寺院经济的转型和衰落 |
| 第一节 多维视野下的寺院经济与高昌社会 |
| 第二节 高昌国寺院经济的转型 |
| 第三节 高昌国寺院经济衰落再探讨 |
| 小结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在校期间研究成果 |
| 致谢 |
（4）“云中车马”图像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何为“云中车马”图像 |
| 二、研究现状 |
| (一) 关于云中车马图像内容研究 |
| (二) 关于云中车马图像载体研究 |
| 三、研究方法 |
| 第一章 东汉时期的云中车马图像 |
| 第一节 东汉时期的云中车马形象 |
| 一、墓室壁画 |
| 二、画像石 |
| 三、铜镜 |
| 第二节 东汉时期云中车马图像的分类 |
| 一、云车出行图像 |
| 二、车马出行图像 |
| 小结 |
| 第二章 魏晋至初唐时期的云中车马图像 |
| 第一节 魏晋至初唐时期的云中车马形象 |
| 一、“云中车马”的图像资料 |
| 二、“云中车马”的文献资料 |
| 第二节 魏晋至初唐时期云中车马图像的分类 |
| 一、“单组车马出行”图像 |
| 二、“双组车马出行”图像 |
| 第三节 云中车马图像的变形-以莫高窟257窟“须摩提女因缘”为例 |
| 小结 |
| 第三章 盛唐至明清时期的云中车马图像 |
| 第一节 盛唐至明清时期的云中车马形象 |
| 一、“云中车马”的图像资料 |
| 二、“云中车马”的文献资料 |
| 第二节 盛唐至明清时期云中车马图像的分类 |
| 一、牛车出行图像 |
| 二、马车出行图像 |
| 小结 |
| 第四章 “云中车马”图像的变迁 |
| 第一节 图像形式的转变 |
| 一、东汉时期的图像特点 |
| 二、魏晋至隋唐时期图像特点 |
| 三、盛唐至明清时期的图像特点 |
| 第二节 图像思想的转变 |
| 一、羽化登仙:升仙思想的体现 |
| 二、佛主道次:礼仪制度的融合 |
| 三、去意取形:图像内涵的转变 |
| 第三节 图像的传播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附表1 东汉时期“云中车马”图像情况一览表 |
| 附表2 陕西毛乌素沙漠靖边杨桥畔东汉壁画墓云车出行图像统计表 |
| 附表3 魏晋至初唐时期“云中车马”图像情况一览表 |
| 附表4 盛唐至明清时期“云中车马”图像情况一览表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的成果 |
（5）宋代边疆市场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语 |
| 一、选题缘由 |
| (一) 边疆市场互补性开放性特征与中国传统社会变迁有密切关系 |
| (二) “新清史”研究推动下对国家形成和中华民族融合所提出的新认识的启发 |
| 二、选题意义 |
| (一) 总结宋代边疆市场的特征 |
| (二) 探究边疆市场对宋代民族地区政治、经济和文化结构所产生的影响 |
| (三) 探讨边疆市场对中国形成问题具有的重要价值 |
| 三、研究综述 |
| (一) 宋代边疆市场研究 |
| (二) 宋代贸易活动与市场发展相关成果 |
| (三) 宋与周边少数民族民族关系研究成果 |
| 四、基本概念 |
| (一) 边疆 |
| (二) 市场 |
| (三) 边疆市场 |
| 五、研究方法 |
| 六、重点难点 |
| 七、框架结构 |
| 第一章 宋以前边疆市场发展的基本历程 |
| 一、宋代以前边疆市场的发展简况 |
| (一) 先秦时期市场的起源及边疆市场的萌芽 |
| (二) 秦汉时期 |
| (三) 隋唐时期 |
| 二、历代对边疆市场的管理 |
| (一) 先秦时期 |
| (二) 秦汉时期 |
| (三) 隋唐至宋以前 |
| 第二章 宋代北方边疆市场的基本情况 |
| 第一节 宋代北方边疆市场设置和运行概况 |
| 一、宋、辽之间边疆市场的设置 |
| (一) 宋设置的对辽边疆市场的设置与变化 |
| (二) 辽对宋边疆市场的设置与变化 |
| 二、宋朝与西夏之间的边疆市场的设置 |
| 三、辽朝、西夏及金朝之间的榷场设置 |
| 四、南宋与金朝边疆市场的设置与发展 |
| (一) 南宋对金朝的榷场设置与变化 |
| (二) 金朝对南宋的榷场设置及变化 |
| 五、南宋、蒙古之间边疆市场的贸易情况 |
| 六、宋与西域之间的边疆市场贸易情况 |
| 第二节 榷场的管理及其相关制度 |
| 一、对官员设置和品级的规定 |
| 二、对贸易方式的规定 |
| 三、交易物品、货币及官员设置的情况 |
| (一) 主要交换的商品种类 |
| (二) 对交易货币和价格的规定 |
| (三) 对交易官员的规定 |
| 第三节 宋代北方边疆市场的补充形式——走私贸易 |
| 一、宋、辽之间的走私管制 |
| 二、宋、西夏之间的走私管制 |
| 第三章 宋代南方边疆市场的基本情况 |
| 第一节 宋代南方边疆市场的基本情况 |
| 一、以博易场为主的边疆市场类型 |
| 二、南方边疆市场主要贸易商品:马匹 |
| 第二节 四川地区的博易场 |
| 一、四川博易场的设置与分布 |
| 二、四川博易场交易具体情况 |
| 第三节 广西地区的博易场 |
| 一、广西博易场的设置和分布 |
| 二、交易商品种类 |
| 第四节 宋代博易场的管理和运行 |
| 一、博易场的管理制度 |
| 二、博易场的运行和维护 |
| 第四章 宋代边疆市场的特征 |
| 第一节 宋代边疆市场的不稳定性 |
| 一、榷场时兴时废、开合无常 |
| (一) 宋辽之间的榷场兴废 |
| (二) 宋夏之间的榷场兴废 |
| (三) 宋金之间的榷场兴废 |
| 二、交易地点设置的不合理性 |
| (一) 市场数量不足 |
| (二) 市场和经济中心的分离 |
| (三) 为国防选择偏远的地点 |
| 三、管理制度上的不足 |
| (一) 榷场管理权直属中央 |
| (二) 对交易过程管理过细过严 |
| (三) 区域货币的不稳定 |
| 四、对交易物品种类的过度限制 |
| 第二节 陆疆市场与海疆市场的紧密联系 |
| 一、宋代海外贸易的历程和开展转口贸易的简要情况 |
| 二、国际贸易网络的形成 |
| 三、宋在各边疆市场转口海外贸易品 |
| (一) 宋与辽 |
| (二) 宋与西夏 |
| (三) 宋与金 |
| (四) 宋与西南地区 |
| 第三节 宋占据边疆市场的主导地位 |
| 一、宋对边疆市场中商品贸易的控制 |
| 二、条约中反映的经济实力对比 |
| 三、宋钱的硬通货地位 |
| (一) 辽流通宋钱的情况 |
| (二) 西夏流通宋钱的情况 |
| (三) 金流通宋钱的情况 |
| (四) 西南地区流通宋钱的情况 |
| 第五章 宋代边疆市场的积极意义 |
| 第一节 宋代边疆市场的经济意义 |
| 一、对于北方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的作用 |
| (一) 畜牧业的不断发展 |
| (二) 西北地区农业不断发展 |
| (三) 北方商业空前发展 |
| (四) 各政权均获得不少的财政收入 |
| (五) 促进北方其他经济形式的发展 |
| 二、对于南方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的作用 |
| (一) 地方经济的发展 |
| (二) 对于中原经济圈的依赖日益加深 |
| 第二节 宋代边疆市场道路系统发展及社会变化 |
| 一、北方地区道路的不断发展 |
| 二、边疆市场影响下南方地区的社会变化 |
| (一) 南方地区的社会变化 |
| (二) 南方道路的不断发展 |
| 第三节 宋代边疆市场的文化意义 |
| 一、北方民族地区文化的变迁 |
| (一) 统治者自身的汉化 |
| (二) 参照内地的方式进行治理 |
| (三) 习俗的融合 |
| 二、西南地区的文化变迁 |
| 三、宋文化的变迁 |
| (一) 服饰 |
| (二) 语言 |
| (三) 饮食偏好的变化 |
| 结语 |
| 主要参考文献 |
| 致谢 |
（6）中国环境史史料学论纲（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前言 |
| 一、选题缘由及研究意义 |
| 二、研究回顾 |
| (一) 史料与史料学的研究 |
| (二) 中国环境史史料的研究 |
| 三、基本写作思路和框架 |
| 四、重点难点和创新点 |
| 五、文中相关概念的解释 |
| (一) 史料与史料学 |
| (二) 环境史史料与中国环境史史料学 |
| (三) 口述史料与口述史学 |
| (四) 实物史料 |
| (五) 图像史料与图像史学 |
| (六) 域外文献 |
| 上篇 |
| 第一章 中国环境史史料学的研究对象、主题、方法和学科任务 |
| 第一节 研究对象、研究主题和研究方法 |
| 一、研究对象 |
| 二、研究主题 |
| 三、研究方法 |
| 第二节 中国环境史史料学的学科任务 |
| 第二章 中国环境史史料学与相关学科的关系 |
| 第一节 与文献学的关系 |
| 第二节 与自然科学、人类学、民族史、图像史学等学科的关系 |
| 第三章 建立中国环境史史料学的可能性与必要性 |
| 第一节 建立中国环境史史料学的可能性和基础 |
| 第二节建立中国环境史史料学的必要性 |
| 第四章 中国环境史史料的来源、类型和特点 |
| 第一节 中国环境史史料来源 |
| 第二节 中国环境史史料的类型和特点 |
| 第五章 中国环境史史料搜集整理概论 |
| 第一节 中国环境史史料搜集整理面临的困难 |
| 第二节 搜集整理中国环境史史料应有的心态 |
| 第三节 搜集整理中国环境史史料的基本方法与途径 |
| 第四节 从事搜集整理中国环境史史料应有之准备 |
| 第六章 经史子集文献中的环境史史料概论 |
| 第一节 经部文献中的环境信息 |
| 第二节 史部文献中的环境信息 |
| 第三节 子部文献中的环境信息 |
| 第四节 集部文献中的环境信息 |
| 第五节 经史子集文献中环境信息的搜集整理与利用 |
| 中篇 |
| 第七章 正史中的环境史史料概论 |
| 第一节 正史中的环境史史料及其价值 |
| 第二节 正史中的环境史史料特点及其搜集利用 |
| 第八章 地方志中的环境史史料及其搜集利用 |
| 第一节 地方志中的环境信息及其价值 |
| 第二节 地方志中环境史史料的特点和局限 |
| 第三节 地方志中环境史史料的搜集与解读利用 |
| 第九章 实录与档案中的环境史史料概论 |
| 第一节 实录中的环境史史料价值及其搜集利用 |
| 一、实录中的环境史史料价值 |
| 二、实录中环境信息的搜集利用 |
| 第二节 档案中的环境史史料 |
| 一、档案中的环境信息及其价值 |
| 二、档案中环境史史料的搜集与利用 |
| 第十章 中国口述环境史料概论 |
| 第一节 中国的口述传统和口述史料遗存 |
| 第二节 口述史料中的环境信息与价值 |
| 第三节 中国口述环境史史料的特点 |
| 第四节 中国口述环境史史料的搜集整理途径 |
| 第五节 口述史料中环境信息的提取和征实 |
| 第十一章 实物史料中的环境信息与利用途径概论 |
| 第一节 实物史料中的环境信息与价值 |
| 第二节 实物史料在环境史研究中的利用途径 |
| 第十二章 图像史料中的环境信息与搜集解读概论 |
| 第一节 图像史料中的环境信息及其价值 |
| 第二节 图像史料的搜集与解读 |
| 下篇 |
| 第十三章 几种特殊的环境史史料概论 |
| 第一节 书信、报刊与文史资料 |
| 第二节 田野调查资料与自然科学观测试验数据 |
| 第三节 日记 |
| 第四节 域外文献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在校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 致谢 |
（7）秦汉赋役制度丛考（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的对象、背景和意义 |
| 1.1.1 研究的对象 |
| 1.1.2 研究的背景和意义 |
| 1.2 相关研究现状与研究空间 |
| 1.2.1 相关研究现状 |
| 1.2.2 研究空间 |
| 1.3 研究方法与创新点 |
| 1.3.1 研究方法 |
| 1.3.2 创新点 |
| 第2章 秦汉时期的户等划分与赋税征收 |
| 2.1 秦汉户等划分考略 |
| 2.1.1 商鞅变法与户等划分 |
| 2.1.2 秦至汉初户等划分的“爵位等级” |
| 2.1.3 西汉中期以后户等划分的“财产等级” |
| 2.2 秦汉户等划分与赋税征收的关系 |
| 2.2.1 户等与“户赋” |
| 2.2.2 户等与“以訾征赋” |
| 2.2.3 户等与“户品出钱” |
| 2.3 本章小结 |
| 第3章 秦汉时期的财产税 |
| 3.1 秦汉“訾税”补论 |
| 3.1.1 “訾税”属工商活动者的财产税 |
| 3.1.2 秦至汉初“田亩”不在“訾税”征收之列 |
| 3.1.3 汉武帝以后“訾税”范围的拓展 |
| 3.2 也说汉代“訾算” |
| 3.2.1 “訾算”与“訾税” |
| 3.2.2 “訾算”与“算” |
| 3.2.3 “訾算”与吴简中的“訾” |
| 3.3 本章小结 |
| 第4章 简牍所见《徭律》《发征律》及相关问题 |
| 4.1 岳麓秦简所见《徭律》探析 |
| 4.1.1 《徭律》的编联与释读 |
| 4.1.2 “徭”的概念 |
| 4.1.3 “徭”的征发类别与特征 |
| 4.1.4 “徭”与“更卒之役” |
| 4.2 秦《发征律》蠡测 |
| 4.2.1 《发征律》的内容与特征 |
| 4.2.2 《发征律》与《徭律》《戍律》的关系 |
| 4.2.3 《发征律》与《兴律》的关系 |
| 4.2.4 秦汉“律篇二级分类说”补证 |
| 4.3 本章小结 |
| 第5章 秦代官署人力的构成 |
| 5.1 秦代官署中的“月食者” |
| 5.1.1 岳麓秦简所见“月食者” |
| 5.1.2 “月食者”的身份及来源 |
| 5.1.3 “月食者”的待遇及地位 |
| 5.2 秦代官署中的“日食者” |
| 5.2.1 里耶秦简所见“日食者” |
| 5.2.2 里耶秦简所见“日食”与“月食”的发放 |
| 5.2.3 里耶秦简所见特殊廪食的发放记录 |
| 5.3 本章小结 |
| 第6章 秦代官徒的管理与调拨 |
| 6.1 秦代官徒的管理及调拨问题考略 |
| 6.1.1 官徒的概念 |
| 6.1.2 官徒的管理 |
| 6.1.3 官徒的调拨及分派 |
| 6.2 秦代“徒作簿”的分类、制作及上呈方式考论 |
| 6.2.1 岳麓秦简“内史仓曹令甲卅”的释读 |
| 6.2.2 “徒作簿”的分类及制作 |
| 6.2.3 “徒作簿”的上呈方式 |
| 6.3 本章小结 |
| 第7章 秦汉简牍中的“冗”“更”与供役方式 |
| 7.1 秦简“冗”“内”“穴”辨误 |
| 7.1.1 “冗”与“内”的误释 |
| 7.1.2 “穴”与“内”,“穴”与“冗”的讹误 |
| 7.1.3 汉初“冗”与“内”的规范化 |
| 7.2 也说秦汉简牍中的“冗”与“更” |
| 7.2.1 简牍所见“更隶妾”“冗隶妾”及“司寇冗作” |
| 7.2.2 简牍所见冗佐、冗史、冗祝及“更数”问题 |
| 7.2.3 松柏汉墓47 号木牍所见“更数”问题 |
| 7.3 本章小结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附录A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论文 |
| 附录B 里耶秦简“徒作簿”汇编 |
| 致谢 |
（8）张家山汉简字词集释（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凡例 |
| 上编 |
| 第一章 张家山M247号汉墓的发掘及竹简研究综述 |
| 第一节 张家山M247号汉墓的发掘及墓主身份 |
| 第二节 张家山M247号汉墓竹简的公布与研究 |
| 一、张家山M247号汉墓竹简释文发布前的研究状况 |
| 二、张家山M247号汉墓竹简释文及图版公布 |
| 三、本论文的研究内容与意义 |
| 第三节 张家山M247号汉墓竹简研究综述 |
| 一、《二年律令》研究综述 |
| 二、《奏谳书》研究综述 |
| 三、《脉书》研究综述 |
| 四、《算数书》研究综述 |
| 五、《盖庐》研究综述 |
| 六、《引书》研究综述 |
| 七、《遣册》研究综述 |
| 第二章 张家山M247号汉墓竹简释文校注 |
| 第一节 历谱 |
| 第二节 二年律令 |
| 第三节 奏谳书 |
| 第四节 脉书 |
| 第五节 算数书 |
| 第六节 盖庐 |
| 第七节 引书 |
| 第八节 遣策 |
| 第三章 相关问题研究 |
| 第一节 《二年律令》编联探讨 |
| 第二节 汉代副词“颇”浅论 |
| 第三节 “毋害”词义辨析 |
| 第四节 “出入罪人”释义及相关问题探讨 |
| 第五节 完刑的再认识 |
| 第六节 “行钱”本义考 |
| 第七节 秦汉户赋缴纳对象分析 |
| 下编 张家山汉简字词集释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学术成果 |
（9）农史视野下的秦汉算数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目的与意义 |
| 1.1.1 研究目的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研究的理论依据 |
| 1.3 研究综述 |
| 1.3.1 关于秦汉算数书的学术源流 |
| 1.3.2 关于秦汉算数书的文献与版本研究 |
| 1.3.3 关于秦汉农史的学术回顾 |
| 1.3.4 关于秦汉算数书的农业生产视角考察 |
| 1.3.5 研究动态评述 |
| 1.4 研究思路与方法 |
| 1.4.1 研究思路 |
| 1.4.2 研究方法 |
| 1.5 论文的创新点 |
| 第二章 秦汉算数书的概况与成书背景 |
| 2.1 秦汉算数书的概况 |
| 2.2 秦汉算数书的成书背景 |
| 2.2.1 算数起源：先秦时代的社会生产实践 |
| 2.2.2 经济基础：农业经济的繁荣与发展 |
| 2.2.3 政治基础：大一统国家的建立 |
| 2.2.4 思想文化基础：以耕战法制为中心秦文化与法儒并重的汉文化 |
| 第三章 《九章算术》所反映的秦汉农业生产与社会经济 |
| 3.1 秦汉时代的农业生产 |
| 3.1.1 土地面积丈量与租税计算 |
| 3.1.2 粮食生产加工与兑换比率 |
| 3.2 秦汉时代的力役状况 |
| 3.2.1 徭役的征发与均输摊派 |
| 3.2.2 沟洫开挖与土方工程的修筑 |
| 3.3 秦汉时代的商品经济 |
| 3.3.1 纺织业与制造业的生产 |
| 3.3.2 商品流通与关税 |
| 3.3.3 其他经济问题 |
| 第四章 张家山汉简《算数书》所反映的秦汉农业生产与社会经济 |
| 4.1 秦汉时代的农业生产 |
| 4.1.1 土地面积丈量与租税计算 |
| 4.1.2 粮食生产加工与兑换比率 |
| 4.2 秦汉时代的商品经济 |
| 4.2.1 纺织业与制造业的生产 |
| 4.2.2 商品流通与关税 |
| 第五章 秦简《数》和《算书》所反映的秦农业生产与社会经济 |
| 5.1 岳麓秦简《数》反映的秦农业生产与社会经济 |
| 5.1.1 土地面积丈量与租税计算 |
| 5.1.2 粮食生产加工与兑换比率 |
| 5.1.3 其他经济问题 |
| 5.2 北大秦简《算书》所反映的秦农业生产与社会经济 |
| 5.3 其他零散文献所反映的秦汉农业生产与社会经济 |
| 第六章 秦汉算数书的审视与总结 |
| 6.1 秦汉算数书之间的比较 |
| 6.1.1 秦汉算数书着作内容的联系与差异 |
| 6.1.2 秦汉算数书写作风格的联系与差异 |
| 6.2 秦汉算数书的影响 |
| 6.2.1 秦汉算数书对秦汉社会农业生产的影响 |
| 6.2.2 秦汉算数书对中国数学史的影响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作者简介 |
（10）秦汉法制因革探微 ——以出土法律文献为中心（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命题意义与史料概述 |
| 二、学术史回顾 |
| 三、研究方法、创新与不足 |
| 第一章 秦汉田律因革 |
| 第一节 生态保护与田、道管理规定探析 |
| 一、生态保护规定的因承 |
| 二、田、道管理规定的局部变化 |
| 第二节 名田、赋税等其他制度探析 |
| 一、名田制的承继与崩溃 |
| 二、赋税制度的轻缓倾向 |
| 三、其他制度的因革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秦汉贾市法制因革 |
| 第一节 秦汉律所见贾市管理法制 |
| 一、贾市安全制度 |
| 二、贾市交易制度 |
| 三、官府交易制度 |
| 第二节 关市与贾市租税制度略析 |
| 一、关市法制的变迁 |
| 二、贾市租税与关税制度的因革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秦汉盗罪法制因革 |
| 第一节 严惩吏盗法制探究 |
| 一、官吏犯盗罪加重处罚 |
| 二、主守盗罪与春秋决狱 |
| 三、口袋罪“与盗同法”的因承 |
| 第二节 群盗、盗杀伤人、劫人等盗法探究 |
| 一、群盗法制 |
| 二、盗杀伤人与劫人法制 |
| 三、其他盗罪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秦汉亡罪法制因革 |
| 第一节 秦汉律所见逃亡主体与处置法制 |
| 一、罪人与奴婢逃亡法制的承继 |
| 二、普通百姓逃亡法制的强化 |
| 第二节 秦汉律对逃亡行为的控制制度 |
| 一、完善惩治与赏免措施 |
| 二、持续重视人口管理制度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秦汉告诉法制因革 |
| 第一节 自告与亲属间告制 |
| 一、四种告诉形式的因承 |
| 二、自告制度的不断成熟 |
| 三、亲属间告制的收缩趋势 |
| 第二节 告的规制与奖励制度 |
| 一、告不审罪的演变 |
| 二、重惩诬告罪 |
| 三、奖励举告制度 |
|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秦汉法制因革分析及研究启示 |
| 第一节 秦汉法制因革的原因及影响试析 |
| 一、秦汉法制因革的原因 |
| 二、秦汉法制因革的影响 |
| 第二节 秦汉法制因革研究启示 |
| 一、秦汉法制因革与汉初无为而治的关系 |
| 二、秦汉出土法律文献与传世文献的关系 |
| 参考文献 |
| 在读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与研究成果 |
| 后记 |
四、汉代关税问题再探讨（论文参考文献）
- [1]出土文物与当代历史地理学的互证——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从出土文物研究历史地理述评[J]. 马强,曾维英. 云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1(05)
- [2]高昌国佛教寺院经济研究[D]. 张重洲. 兰州大学, 2021(09)
- [3]秦汉三国末业税征收探析[D]. 秦一鸣. 南京师范大学, 2021
- [4]“云中车马”图像研究[D]. 张诗曼. 陕西师范大学, 2019(01)
- [5]宋代边疆市场研究[D]. 杜雪飞. 云南大学, 2019(09)
- [6]中国环境史史料学论纲[D]. 李明奎. 云南大学, 2019(09)
- [7]秦汉赋役制度丛考[D]. 齐继伟. 湖南大学, 2019(07)
- [8]张家山汉简字词集释[D]. 韩厚明. 吉林大学, 2018(12)
- [9]农史视野下的秦汉算数书研究[D]. 闫文宇.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2017(11)
- [10]秦汉法制因革探微 ——以出土法律文献为中心[D]. 张娜. 华东政法大学, 2016(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