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弥合融资与信用的距离（论文文献综述）
牟天琦,刁璐,霍鹏[1]（2021）在《数字经济与城乡包容性增长：基于数字技能视角》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伴随数字经济高速发展与数字基础设施快速建设,城乡数字接入机会日渐趋向平等,但农村居民的信息素养先天处于弱势地位,城乡居民数字应用能力差异引致的数字应用鸿沟问题日益严峻。本文研究发现,农村居民数字技能的培育是当下实现城乡包容性增长的关键之匙。采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2014～2018年调查数据,本文实证检验了城乡居民数字技能的掌握对包容性增长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掌握数字技能显着地提升了居民,尤其是农村居民的收入水平,进而改善城乡收入格局。此外,各项数字技能的掌握对城乡居民收入水平的影响程度不尽相同,线上商务技能、工作学习技能和娱乐社交技能对收入提升的作用力度依次递减,娱乐社交技能部分抵消了农村居民收入的正效应。就传导机制而言,互联网技术的运用从投融资两端提升了金融产品和服务的可得性以及居民创业的意愿与创收的概率,同时上述效应在以往难接触到传统金融资源的农村居民更明显。基于此,本文不仅从数字技能的视角为"经济功能性活动的实践需依托于相应可行能力"提供了直接的证据,而且识别了数字时代下实现城乡包容性增长的前提条件。本文的研究对为何培育数字技能以及如何选择技能培育路径具有现实的政策意义。
许嘉禾[2]（2021）在《我国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的金融支持研究》文中提出体育承载着国家强盛、民族振兴的梦想。体育强则中国强,国运兴则体育兴。体育要强、要兴,发展体育产业是主要途径。2019年,国务院办公厅发布《关于促进全民健身和体育消费推动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意见》,高质量发展逐步成为体育产业发展的重要战略目标。金融是现代经济的血脉。体育产业要提质增效和持续高速发展,需要金融的有力支持。然而当下,金融体系在体育产业中的效用功能尚未能够充分发挥。因此,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所面临的金融支持问题,成为一个难以回避的命题。本研究立足于体育产业的经营实践,综合运用体育学、管理学、系统科学及金融学的相关研究方法及范式,以现代产业和金融发展的相关理论为指导,按照金融支持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的现状与问题、特征与机理、宏观效应、微观效率以及系统运行的次序,从理论分析到实证研究,展开工作。本研究的工作主要如下:一是梳理体育产业的金融支持现状,发现体育产业金融支持存在的不足。二是总结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的金融需求特征,剖析金融支持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的作用机理。三是在宏观产业层面,以耦合协调的视角,审视体育产业与金融体系的关联关系。通过建立序参量体系,引入耦合协调、剪刀差以及灰色关联等模型进行实证研究,分析二者的耦合协调发展效应及影响因素。四是从在微观企业的层面,以“黑箱”的视角,根据金融支持与体育产业的不同维度,测度金融支持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效率水平。通过筛选体育企业样本,利用DEA、Malmquist指数及收敛性模型进行实证研究,分析金融支持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效率水平及其演变特征。五是根据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的金融支持要素组成与系统结构,构建金融支持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的系统动力学模型。分别从金融市场策略、政府金融干预和金融风险情景维度进行模拟仿真,分析不同策略对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所产生的影响。以期为优化体育产业金融支持,促进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提供理论依据和策略着力点。本研究的结论主要包括六个方面:（1）政府金融支持和市场金融支持均对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在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的过程中扮演了不同的角色。随着体育产业金融需求的不断升级,政府部门对体育产业金融活动的认识持续深化,政策工具与国有资本逐步活跃。金融市场对体育产业的支持力度不断提升,各类体育产业金融市场蓬勃发展,风险投资市场异军突起。体育产业嵌入金融体系的程度不断加深。但同时,体育产业的金融支持仍存在一定问题:一是金融支持制度体系亟待完善,金融支持政策工具尚需补充;二是金融市场结构失衡问题凸显,直接融资渠道建设存在不足;三是风险资本经典功能发生偏离,资本投入可持续性有所欠缺;四是新兴金融工具利用不充分,体育金融复合人才供给不足。（2）我国体育产业具有快速成长的阶段性特征、业态丰富的结构性特征、高不确定性的风险性特征和消费供需的不平衡特征。在高质量发展的目标要求下,体育产业的发展特征进一步衍生出了独特的金融需求特征。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亟需的是政策引导下的规模化金融支持、层次多元化的系统性金融支持、风险偏好的针对性金融支持,以及科技赋能的普惠性金融支持。（3）资本形成、创新推动和消费刺激是金融支持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主要功能组成。金融体系一是可以扩大资本积累,促进资本形成,缓解体育产业融资约束;二是能够降低交易成本,优化资源配置,分散创新风险,推动体育产业技术、模式创新;三是可以实现跨期平滑、财富效应和风险保障,刺激体育产业消费发展。有效的金融支持作用于体育产业的投资和消费两端,通过平衡产值结构、改善融资结构、变革消费结构,促进产业的结构转型升级;通过扩大要素供给、加快要素流通、推动技术进步,提高产业的要素生产效率;通过加速企业成长、优化公司治理、形成循环激励,促进产业的价值增值,精准作用于体育产业的成长痛点,协助体育产业迈向高质量发展。（4）宏观产业效应的实证研究表明:金融体系与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之间存在内生耦合机理和外部耦合功能,具有双向耦合协调发展机制。二者不仅维持了长期、高度的耦合关联性,并且实现了耦合协调度的持续跃升,呈现出由低水平协调向高水平协调演化的动态趋势。金融体系对体育产业的短时间、爆发性增长起到了有效地支撑作用。且二者的耦合协调发展尚处于发展周期的前期,其交互胁迫作用远小于耦合协调发展所带来的正向效应。与此同时,二者的耦合协调效应受到多种内生因素和外部环境的共同影响。风险投资市场、消费金融、政府扶持和金融创新等内生动力型因素,以及居民消费结构、产业结构变动等外生环境型因素,均与二者的耦合协调发展存在密切关联。（5）微观企业效率的实证研究发现:第一,静态来看,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总体金融支持效率尚可,多数样本企业接近最优生产前沿面,但同时具有明显的技术制约特征。扩大金融资源投入规模前,需要着重改善金融技术水平。在金融支持效率内部,债权效率较好,股权效率欠佳,且股权效率呈现规模制约特征。在体育产业内部,体育企业板块、行业业态和空间地域方面均存在不同程度的金融支持效率差异。第二,动态来看,金融支持体育产业的动态效率水平并未产生良性改观,反而出现小幅下降。主要原因是技术进步不足,产业金融技术创新水平难以支撑金融资源规模的快速增长。其中,股权动态效率下滑,技术进步水平下降明显,是导致整体金融效率下滑的主要原因。第三,动态效率的收敛性分析表明,效率落后企业对领先集团具有追赶效应,但收敛速度较慢,且收敛速度存在体育产业内部的结构性差异,达到产业金融支持效率的均衡仍需要较长时间。（6）系统建模与仿真的实证研究说明:金融支持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可以视为由政府金融支持、金融市场发展、宏观金融环境和体育产业发展所组成的动力学系统。第一,强化金融市场支持力度可以有效提升体育产业发展质量。相对而言,强化股权市场的效能略优于债权市场。股权市场更有利于体育产业规模扩张和要素生产率提升,债权市场则更有利于体育产业结构优化。第二,政府干预会对体育产业发展质量产生影响。弱化政府干预无益于体育产业发展质量,维持一定强度的政府金融支持具有必要性。适度增强政府干预有利提升体育产业发展质量。但当政府干预过度时,会造成规模增长与要素生产率下降并存,仅能“做大”而不利“做强”体育产业,最终无益于产业发展质量。第三,宏观金融风险能够对体育产业发展质量产生显着的负面冲击。随着体育产业深度嵌入金融体系,金融风险的损害力度可能进一步增大,需要审慎防范、积极应对金融风险。在结论的基础上,提出了完善金融政策体系,优化制度顶层设计;丰富金融服务市场,创新投融资渠道模式;推动金融技术创新,开发新型金融工具;优化企业金融管理,重视复合人才培养等策略建议。本文主要有以下创新点:（1）探讨了金融与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关系。在现状梳理的基础上,总结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的金融需求特征,明确金融功能的作用支点,厘清金融支持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的作用机理。（2）结合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宏观产业与微观企业视角进行实证研究。综合运用数理模型及相关评价方法,设计序参量体系,测度并分析金融支持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的耦合协调发展效应及其影响因素;构建投入、产出指标体系,从不同维度测度并评价金融支持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效率特征及其变动规律。形成对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的金融支持问题的深层次认识,为优化体育产业的金融支持效能提供着力点。（3）构建了金融支持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的系统动力学模型,分析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的金融支持要素组成与系统结构,设计模型变量及函数关系,并从金融市场策略、政府金融干预和金融风险情景维度进行仿真。探究不同策略对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产生的影响,为企业部门的金融决策和主管部门的政策制定提供更具现实意义的参考。
王永仓[3]（2021）在《数字金融与农民收入增长 ——作用机制与影响效应》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数字经济是当前全球发展的主流趋势,数字金融是数字经济时代创新活动最为活跃的领域。数字金融以先进的底层技术为依托,以数字化的知识和信用作为关键生产要素,为实现普惠金融发展和社会经济包容性增长提供了新的途径。发展壮大农村经济,增加农民创业就业机会,拓宽农民增收渠道,促进农民收入增长是“三农”领域的热点议题,也是“三农”工作的中心任务。经过改革开放40余年的发展,我国农村居民收入水平有较大提高,但是相对于城镇居民,农村居民收入水平依然较低,城乡收入差距依然较大,城乡社会经济发展失衡已经成为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突出矛盾。随着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经济增速逐年放缓,农村居民外出就业面临严峻挑战,在农业生产成本“地板”和农产品价格“天花板”的双重挤压下,农民收入持续增长面临较大的压力,突如其来的新冠疫情也对农民收入增长带来负面影响。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金融发展是促进农民收入增长的重要渠道,但是中国传统农村金融面临可持续性问题,对农村经济发展和农民收入增长支持乏力,需要寻求新的动力以促进农村居民持续增收。然而,数字金融快速发展可能为农民收入增长带来新机会。随着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和区块链等数字技术的快速发展以及在金融领域的广泛应用,人类社会逐步迈入数字金融时代。数字金融作为数字技术与金融服务高度融合的产物,具有低成本、广覆盖、可持续等优势,降低了信贷服务对财务报表、信贷记录、抵押担保等传统信贷技术的依赖,提高了金融服务的可得性,通过促进消费投资、激励创新创业、支持商业模式创新发展等途径提升了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改善了农村居民创业就业环境,为促进农民收入增长带来更多的机会。数字金融有望通过金融组织与金融服务等方面的创新,不断缩小数字鸿沟,解决农村普惠金融发展长期面临的低收益、高成本、效率与安全难以兼顾等瓶颈问题,可以惠及被传统金融排斥的大量农村居民,有助于缓解他们的金融约束,获得便利低成本的支付、投资理财、融资、保险等金融服务,并改善他们的消费行为,促进他们的创业、投资、经营及就业活动,提高农村资金配置效率,促进农村经济发展,进而促使农民收入增长。鉴于此,本文以数字金融为切入视角,着重分析数字金融对农民收入增长的作用机制和影响效应。本文遵循提出问题、理论研究、实证研究与政策研究的逻辑思路,基于中国数字金融与农民收入增长的实际情况,采用规范研究和实证研究相结合的方法为促进农村数字金融有效普及、推动数字金融发展、促进农民收入增长提供政策依据。具体地,本文在深入分析中国农民收入增长的演变历程及结构变化、数字金融的特征事实及演变趋势的基础上,重点构建了数字金融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理论框架,并运用2011-2018年的省级面板数据和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数据,综合采用工具变量法、分位数回归法、中介效应模型、门槛估计法、面板半参数估计、空间计量、最小二乘法、倾向得分匹配法、Iv-probit等方法实证检验数字金融对农民收入增长的影响效应及作用机制,最后基于结论提出发展数字金融以促进农民增收的政策建议。本文的研究内容和研究结论归结如下:第一,中国数字金融发展取得了很大的成绩,省域间的数字金融差距日趋缩小,但是数字金融服务实体经济依然存在问题,带来了新的风险并产生新的金融排斥;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民收入增长、收入结构表现出显着的时空差异,各省农民收入差距日渐缩小,农民收入来源呈现出多元化特征,省域间的农民收入增长具有显着的空间依赖性,呈现出分块集聚的特征;数字金融与农民收入具有普遍的正相关性,且具有非线性特征。加速数字技术与金融服务深度融合,推动金融发展提质增效已经成为全球共识。中国各类数字金融业务的应用与普及取得了很大的成绩。省域间的数字金融发展差距日渐缩小,金融服务的普惠性明显提升,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显着增强。但是数字金融发展本身及服务实体经济方面依然存在着问题。部分传统金融体系存在的问题并非因为数字金融而化解,有些问题在数字金融领域反而进一步强化。数字金融发展带来了新的问题和风险,并产生了新的金融排斥。中国数字金融在短期内将会强化监管,长期将会防范风险与鼓励创新并重,以促进普惠金融发展并提升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民收入增长及收入结构表现出明显的时空差异,农民收入水平逐渐提高,收入形态已经高度货币化,收入来源逐渐多元化。工资性收入超越经营性收入成为农民收入增长最主要的来源,转移性收入成为近年农民收入增长的亮点,财产性收入水平依然较低。省域间的农民收入差距总体上表现出先扩大后缩小的特征,近年来农民收入差距的收敛速度正在放缓。各省份农民收入增长表现出显着的空间依赖性,农民收入较高的省份、农民收入较低的省份存在分块集聚的特征。伴随着数字金融的发展,农民收入水平也在不断提高。数字金融发展、数字金融各维度、数字金融的各项业务与农民收入具有正相关性,且具有非线性特征。数字金融与工资性收入、经营性收入、财产性收入、转移性收入均具有正相关性,且表现出非线性特征。数字金融与各区域农民收入之间具有正相关性,且存在非线性特征。第二,数字金融发展通过促进工资性收入、经营性收入等各项收入增长进而带动农民增收,处于不同收入分位数的群体均能从数字金融发展中获益,尤其是低收入群体获益较多,在不同区域数字金融发展的增收效应存在显着的差异。首先,无论是数字金融总指数还是各维度指数都与农民收入增长显着正相关,并具有显着的滞后效应。采用过度识别的工具变量GMM和LIML方法对内生性进行控制的估计结果表明上述结论具有稳健性。支付、信贷、保险等各类数字金融业务均能促进农民收入增长。其次,数字金融对经营性收入、工资性收入、财产性收入、转移性收入增长均有显着的正向促进作用。再次,数字金融对农民收入增长的影响存在显着的地区差异,其中数字金融对西部地区的增收效应最强。最后,各收入分位数上的人群均能从数字金融及各维度发展中获益,尤其是低收入群体获益更多。数字金融对农民收入增长的影响体现出包容性特征。第三,数字金融发展对农民收入增长的影响具有基于自身非线性特征,并存在人力资本门槛效应和正向的空间溢出效应。首先,数字金融及各维度发展对农民收入增长均存在双重门槛效应,表明数字金融影响农民收入增长具有非线性特征。随着数字金融及各维度发展水平越过相应的门槛值,对农民收入增长的促进作用逐渐增强,当前所有省份的数字金融发展均跨越了第二个门槛值。其次,总体上数字金融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人力资本门槛效应不明显,但其各维度发展对农民收入增长的人力资本门槛效应存在结构性差异。覆盖广度存在双重人力资本门槛效应,随着人力资本跨越相应的门槛值,农民增收效应逐步增强。进一步分析表明,覆盖广度与农村人力资本的交互耦合有助于促进农民增收。使用深度的人力资本门槛效应不显着。数字化程度存在单一人力资本门槛效应,随着人力资本跨越门槛值,增收效应有所减弱。在样本期内大部分省份的人力资本仍然处在数字化程度增收效应较大的阈值范围内。再次,数字金融及各维度发展均存在显着的空间集聚特征。总体上数字金融的空间溢出效应不显着,数字金融各维度对农民收入增长的空间溢出效应存在差异。具体来看,覆盖广度不仅有利于本省的农民收入增长,还能提高邻接省份的农民收入增长。使用深度有利于提高本省农民收入增长,但对邻接省份农民收入增长的影响不显着。数字化程度对本省农民收入增长影响不显着,但是对邻接省份的农民收入增长具有显着的促进作用。第四,数字金融发展促进了宏观经济增长,并主要通过城市化进程进而有利于农民收入增长。在控制经济增长的情况下,产业结构和城市化本身也是数字金融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有效渠道。数字金融对农民收入增长除了通过中介变量传导之外,还能直接促进农民收入增长。首先,数字金融及各维度发展对经济增长具有显着而稳健的正面影响。进一步考虑到各省份社会经济条件的差异性,研究发现在中西部地区,以及在初始互联网普及率、居民高等教育比例相对较低省份,数字金融及各维度发展对经济增长的正向促进作用更强;在初始传统金融发展水平较低、私营企业比重较高的省份数字金融的经济增长效应受到一定程度的抑制。其次,数字金融及各维度发展可以通过经济增长进而促进农民增收。进一步的分析表明,在控制其他变量的情况下,经济增长对农民收入增长的影响主要通过城市化途径来实现,而产业结构的变迁和城市化也是数字金融影响农民收入的重要途径。再次,数字金融及各维度除了通过中介变量影响农民收入增长之外,还能直接促进农民收入增长。最后,数字金融及各维度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传递路径存在区域差异。第五,数字金融促进家庭创业,进而促进农民收入增长。数字金融使用通过促进农户家庭创业活动,提高创业绩效,从而促进农户增收,社区数字金融水平具有显着的正向溢出效应。此外,数字金融促进了农户家庭成员的非农就业,相对于创业家庭,数字金融对非创业家庭的非农就业水平影响更为显着。首先。数字金融使用有助于促进农户家庭收入增长,社区数字金融水平提高对农户家庭增收具有显着的正向溢出效应。具体来看,相对于不使用数字金融的家庭,数字金融使用降低了农户的农业收入,提高了非农收入,即数字金融促进农户家庭增收并改变收入结构;社区数字金融水平的提高对所有农户的家庭增收均具有显着的正向溢出效应。对异质性农户,数字金融使用、社区数字金融水平的增收效应存在差异。总体上,数字金融使用、社区数字金融水平的增收效应随分位点的上升表现出先下降后缓慢增强的特征,对非贫困农户、东部地区的农户以及低社会资本和低金融知识农户的家庭增收效应更强,对贫困农户和中西部地区农户的增收效应较弱。其次,数字金融使用有助于促进农户家庭创业和提高非农就业水平,社区数字金融水平对家庭创业和非农就业水平具有显着的正向溢出效应。从创业活动来看,相对于不使用数字金融的家庭,数字金融使用能显着促进农户家庭创业,尤其是提高机会型创业的概率,并改善非创业家庭的创业意向;对于不使用数字金融的农户,社区数字金融水平提高对其创业活动具有溢出效应,对创业意向的影响则不显着。从创业绩效来看,数字金融使用能显着提高项目营业收入和经营利润,社区数字金融水平对营业收入和经营利润具有正向溢出效应。数字金融还能改善农户家庭非农就业水平,相对于创业家庭,数字金融使用和社区数字金融水平对非创业农户的非农就业促进作用更为显着。相较已有研究,本文创新在于:（1）研究视角方面。本文从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分析数字金融对农民收入增长的作用机制并进行实证验证,现有研究通常从某一个方面的来展开。宏观层面,从赋能实体经济的角度讨论数字金融通过经济增长对农民增收的影响,并逐步检验经济增长对农民收入增长的传递路径。研究结果表明,在样本期内,经济增长主要通过吸收农村人口向城市转移来促进农民收入增长。微观层面从支持农户家庭创业的视角讨论数字金融对农户家庭增收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数字金融促进了农户家庭创业活动,尤其是机会型创业,并提升了创业绩效,从而促进家庭增收。现有文献关注到数字经济对自雇型就业和受雇型就业的影响,但是很少从微观的角度考察,本文比较了数字金融对创业家庭和非创业家庭就业活动的影响。结果表明,数字金融对非创业家庭的非农就业影响力度更大。即是说,数字金融更有利于增加受雇型劳动者的非农就业机会。（2）研究内容方面。没有使用数字金融的家庭能否从数字金融发展中获得好处,这一点很少有文献进行考察。本文从社区层面考察了数字金融发展水平对不使用数字金融家庭的溢出效应。研究结果表明,社区数字金融水平对农户家庭收入、家庭创业及非农就业均有正向的溢出效应。关于数字金融对贫困户和非贫困户收入增长的影响,目前关注的文献也较少。本文比较了数字金融对贫困户和非贫困户的增收效应。结果表明,数字金融使用、社区数字金融水平促进了非贫困户的家庭增收,但是对贫困家庭的增收效应不显着。现有文献关注到数字金融对非农收入的影响,但是对农业收入的关注比较少。本文分析了数字金融对家庭农业收入和非农业收入的影响。结果表明,数字金融提高了农户家庭非农业收入,减少了农业收入。（3）研究方法方面。本文将面板门槛模型、二次项面板模型及面板半参数模型结合起来以研究数字金融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非线性效应,将面板门槛模型与交互耦合协调度模型结合起来研究数字金融的人力资本门槛效应,在研究数字金融农户增收效应时使用了OLS、2SLS及PSM方法。现有研究在处理同类问题时通常只考虑了其中的一种或两种方法,本文尽可能把这些方法结合起来,以增强研究结论的可靠性。
徐萌[4]（2020）在《论失信联合惩戒中的信用修复》文中研究表明近年来,失信联合惩戒成为行政机关的重要监管工具。部分失信联合惩戒措施是具有侵益性的行政行为,直接影响到失信主体的权利义务。部分失信联合惩戒措施则是只是对于失信主体产生事实上的影响。信用修复是指失信主体在纠正失信行为、消除不良影响后,失信信息记录停止公示,行政机关依职权废止具有侵益性的失信联合惩戒行为,停止对失信主体产生事实影响的惩戒措施。信用修复不仅对于保障失信主体的权利具有积极意义,同时对于实现失信联合惩戒程序合法化具有重要意义。我国信用修复的相关规定大多散落分布在规章、规范性文件之中,导致信用修复难以形成统一的法律规范体系且法律位阶较低、可操作性较差。在信用修复适用对象的认定方面,我国并未形成完整的认定规范体系、缺乏不予信用修复对象的失信行为判断标准,导致适用对象范围不明确。在信用修复适用对象范围的完善过程中应当遵循法律保留原则、比例原则,保证失信主体的权利。信用修复中的信用行为包括基础信用行为以及部分法律规范规定的附加信用行为。在信用行为设定过程中出现的行政机关职责过于宽泛、信用行为与修复内容不匹配等问题,应当首先确定信用行为设定目标基础,通过对成本进行分析、失信主体履行能力进行评估、通过分类分级管理的方式来明确信用行为与修复内容的联结点,并且不断探索建立公私合作的关联机制。已出台的各项规范性文件中对于如何废止侵益性行政行为和停止产生实施影响的事实行为,并未形成较为统一的规定。另外现有的法律规范中对于部分失信行为已经进行了明确的规定,失信主体所希望的修复结果无法通过信用修复得以实现。若要尽可能的保证修复实效结果的出现就要加大对失信记录、修复记录的消除力度、采取失信信息限制查询的规则,对于与修复预期有冲突的部分障碍性规则在共同的法治理念和社会现实的基础上寻找共同的弥合点。保障失信主体惩戒效果的消除、修复结果的实现。
何松龄[5]（2020）在《农村金融机构产权研究》文中研究说明相比于中国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历史实践而言,农村金融机构产权的改革是明显滞后而又存在诸多问题的。在七十年的制度变迁过程中,政府通过一系列以“暂行规定”、“指导意见”为载体的制度供给行为初步建立起了我国农村金融机构产权的制度体系,但这一体系并没能真正为农村金融机构的发展塑造出一套行之有效的产权安排。受此影响,农村金融机构“脱农离小”的现象依然突出,农村金融机构组织治理长期混乱,农村金融机构支农功能无法得到有效发挥。究其根源,是中国农村金融机构产权改革过程中出现的严重制度供给抑制问题。一方面,健全农村金融支农体系迫切需要有效的农村金融机构产权作为支撑;而另一方面,当下的农村金融机构产权的制度供给在实践中又难以真正地对这一迫切需求做出有效的回应。中国农村金融机构产权的制度供给与健全农村支农金融组织的产权制度需求之间仍然存在着严重的制度供需失衡。有鉴于此,本研究从中国农村金融机构产权的异化出发,以“理论框架—实证分析—对策研究”三层结构为研究框架,系统解读“什么是农村金融机构产权?”、“中国农村金融机构产权存在何种问题,症结何在?”以及“如何推动中国农村金融机构产权改革与创新?”的三重问题。全文除绪论外共有七章,具体内容如下:第一章“农村金融机构产权的理论基础”。沿着“产权——金融产权——金融机构产权——农村金融机构产权”的进路,本章对现有研究成果进行了回顾和总结,并在此基础之上结合中国农村金融发展的现实情况引入企业产权理论与制度金融理论作为理论支撑,为研究农村金融机构产权提供跨学科的分析框架。本章认为现有研究将农村金融机构产权机械地解读为“农村地区的金融机构的产权”,缺乏对农村金融机构产权本质的把握,存在一定的误区。受制于此,中国农村金融机构产权的改革并没能取得预期的效果,到底什么是农村金融机构产权,还有待研究的重新解答。第二章“农村金融机构产权的概念框架”。遵循“功能——结构”的范式,本章重新界定了农村金融机构产权的概念与特征,并在此基础之上从宏观与微观的双重层面对农村金融机构产权进行解构。本章认为农村金融机构产权是在优化农村金融资源配置,满足农业、农村发展的金融需求的功能约束下,由农村金融机构产权主体基于一定农村金融资源而享有的权利的总称。较之于一般的企业或金融机构产权,农村金融机构产权在功能、主体、客体以及模式上有着明显的特征。在宏观维度上农村金融机构产权指向农村金融机构的所有制形式,是农村金融机构生存与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的法律形态;微观维度的农村金融机构产权则是农村金融机构运行的具体规则,反映农村金融机构产权主体间的权利义务关系。二者共同塑造了农村金融机构产权的整体结构,决定了农村金融机构的支农效率。第三章“农村金融机构产权演化的历程、逻辑与经验”。本章从分析中国农村金融机构产权的演化语境入手,系统梳理了中国农村金融机构产权七十年的演化历程,并在此基础之上深刻阐释其内在的深层逻辑与改革经验。本章认为中国农村金融机构产权的演化形成了以政府主导的自上而下的强制性制度变迁、以所有权改革为主导的演进模式以及顶层设计缺位下的试错性改革思维的三重逻辑。三者共同构成了中国农村金融机构产权异化的历史逻辑根源。在演化的过程中,我国形成了坚持推进市场化改革、坚持渐进性的改革方式、坚持存量改革与增量改革的协同推进以及坚持以实际问题为到导向的改革经验。第四章“农村金融机构产权的异化”。本章从对农村金融机构产权制度安排现状的梳理和总结入手,系统分析了中国农村金融机构产权在宏观与微观层面上的异化表现。本章认为在宏观层面上,中国农村金融机构产权呈现出结构性的国有资本垄断与产权目标营利化的异化现象;在微观层面上,中国农村金融机构产权的异化主要表现为产权主体虚置、内部人控制、外部人控制、产权关系倒挂、产权约束机制失效。当下的中国农村金融机构产权严重偏离了既定的制度供给目标,直接制约了我国农村金融机构支农功能的实现。第五章“农村金融机构产权异化的归因”。在前文的基础上,本章主要从制度供给的层面对中国农村金融机构产权异化的成因进行分析和论证。本章认为中国农村金融机构产权异化是农村金融产权改革过程中制度供给缺位、错位、越位的共同结果。其根源在于缺乏法律制度的保障、缺乏对农村金融需求的准确把握、缺乏统一的制度供给目标三者共同导致的制度供给抑制的长期积累。第六章“农村金融机构产权的历史经验借鉴”。以历史为视角,本章对域外国家农村金融机构产权实践的历史经验进行了系统梳理和总结。本章认为推动我国农村金融机构产权改革与创新需要在总结自身经验教训的基础之上,充分借鉴域外国家实践的历史经验,重视法律制度在农村金融机构产权发展过程中的根本性作用,在制度设计中坚持合作制农村金融机构产权的主导地位,明确国家作为产权主体在农村金融机构发展过程中的扶持性作用,强调农村金融机构体系中的产权联结。第七章“农村金融机构产权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制度创新”。在前文的基础之上,本章就如何推动我国农村金融机构产权改革与创新进行了深入的探讨。本章认为破解我国农村金融机构产权异化的关键在于从供给侧层面推动农村金融机构产权的结构性改革与制度创新。推动农村金融机构产权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应当以我国农村金融的现实需求为指引,明确改革的核心目标,树立优化配置、支农本位、独立自主的基本原则,明确法制化的基本路径,坚持合作制的改革方向。在此基础之上,以制度创新完善农村金融机构产权是农村金融机构支农功能实现的必然要求,应当从构建以农业经营主体为主的农村金融机构产权主体制度、建立有序的农村金融机构国有股权退出制度、完善农村金融机构组织治理制度、推动省联社管理体制改革以及推动合作制农村金融机构产权的法律重构五个方面予以落实。
阮昊[6]（2020）在《论违约债券交易风险防范》文中指出违约债券交易是一种以实质违约或有违约风险之虞的债券为交易对象的新型债券交易种类,因该种交易具有高风险性需以层次性制度体系防范风险。我国债券市场发展经历了在市场化与非市场化间徘徊的过程,并集中体现在是否允许债券违约。债市发展初期,由于法制缺位、监管经验不足,初时发行企业债券未能妥善防范市场风险,导致出现大面积违约现象,甚至引发金融群体性事件。此后监管层出于规避风险的考量,在促进债市发展,丰富投资品种的同时以政府信用为发行主体背书,导致了长期“零违约”的非市场化现象。2014年超日信用债事件后逐步打破“刚性兑付”的市场惯性,债券市场逐步呈现“违约常态化”趋势,市场主体也已经逐渐适应市场转变并停止对政府不合理的期待。自2018年起至今,债券违约出现“新常态”,无论在数量、规模上都远超前些年,违约形式也日趋多样化。债券市场运行基础在于风险定价机制,违约是市场正常现象。随着违约债券余额持续累积,催生出违约债券如何处理的问题。我国债券市场基础设施不完备以及相关制度僵化,导致违约债券的后续处置并不顺利,随着时间推移风险亦不断累积,基于这些前提违约债券转让业务应时而生。此前,虽在法律层面未明文禁止违约债券交易,但由于两大交易所违约债券停牌制度以及配套交易制度缺失,导致该种交易一直处于被限制状态。违约债券交易不同于其他违约处置方式,是一种将风险消弭于市场的手段,既能够使想要进行风险管理的原债券持有者能够及时处理债券,又能给予风险偏好投资者以市场参与渠道。违约债券交易是制度变革后出现的交易种类,符合金融创新理论,蕴含根雕理论、冰棍理论,也是优化决策理论驱动下的产物。违约债券有着普通债券的“债性”及“券性”,是一种标准化有着流通能力的商事契约,又有着股票某些特性以及高风险性等不同于一般债券的特质。违约债券交易是高收益债券市场的一部分,美国高收益债券中“堕落天使”与违约债券具有同质性,都是属于“跌出来”的债券,因而对违约债券制度讨论可以借鉴高收益债券。违约债券交易对构建多层次债券市场具有重要意义,也能够推进债券市场国家化。违约债券包含一般性风险。信用风险是最为常见的非系统性风险,无法完全消除但可以管理风险、分散风险,违约债券具有高信用风险,因其交易标的本身就是风险资产。对准备持有债券至到期的投资者来说,价格风险并不足为虑,但对打算在债券到期之前就出售的投资者来说,价格风险可能会带来极大损失。违约债券和其他债券一样与利率之间呈现反向相关关系,违约债券价格相较于其他债券对利率的变化不那么敏感,但对发行主体的信誉变化则敏感的多。流动性风险是投资者在需要时不能以合理价格,并无法在相对较短时间内将债券出售的风险,违约债券交易市场限于规模及惯用交易模式有出现该种风险之虞。因违约债券一般期限较长且票息较高,该种债券的再投资风险比较高。违约债券交易标的具有高风险,容易产生次生风险。该种风险是一种试图应对风险而产生的一种新风险,是因风险溢出被传染而产生的风险,不妥善应对可能会成为系统性风险的雏形。违约债券具有权益债券特性,价格高低受公司基本面因素决定远大于利率水平且具有与股票媲美的流动性,规制内幕交易对违约债券具有相当重要意义。有学者认为内幕交易能够作为披露机制市场发布有价值的信息并能够缓解代理成本问题,因而能提升交易效率。事实上,只有当市场确认内幕消息后价格才会产生相应变化,而确认消息的方式一般是等待公布或发现价格有不同寻常的波动。允许内部人以内幕交易获利会变相鼓励其在公司经营中去尝试高风险项目,公司可能会因此而利益受损。此外,以公平市场理论、侵占理论或是信赖义务理论来规制内幕交易在实践中存在较大争议。虚假陈述需要考量信息的重大性、公开性以及与投资者损失之间的因果关系。违约债券对市场信息敏感程度相较于一般债券更强,虚假陈述不但容易影响交易效率,也有可能成为其他违规行为的推手。违约债券交易缔约方式呈现出系统性特征,交易双方都先要在己方竞争里脱颖而出才能获取缔约机会,形成缔约行为关联性。交易主体之间、交易主体与资金提供者之间等各市场主体通过金融契约而形成群落,并产生密切关联,风险防范不但要关注微观风险,还需要着眼于市场性风险。违约债券交易风险防范需要对市场风险妥善监管。金融风险监管是市场失灵以及公共利益理论为基础。市场能够对资源配置起到基础性作用,但并不意味着仅依靠市场机制就能够持续促进经济发展。公共利益理论是为了抑制市场不完全性缺陷并维护公众利益,站在公正立场通过政府监管替代部分市场竞争,保障市场效益。法律自身局限性决定其具有不完备性,而后就需要解决剩余立法权以及执法权分配的问题,考量标准在于标准化程度以及预期损害大小。监管也是有成本的,金融领域的高标准化与强外部性决定了在该领域监管是适宜获取剩余立法权以及执法权的,即引入监管能够覆盖所产生的成本。然而,也有观点认为公共利益论的前提监管者是中立道德且有能力的并不成立。监管层并非完全中立的“理性人”,而是“经济人”,会被某些群体俘获而成为利益代表,监管规则也会为这些人服务,并非是单纯为了公众利益以及市场效率提升。传统风险管理理论侧重于识别风险并将其类型化,然后积极避免风险或处理风险。而金融风险理论则是旨在实现风险较小情况下获取较大收益或者收益一定条件下风险相对最小,在承认风险的情况下与风险和平共处。妥善管理金融风险需要及时识别风险、准确测算风险、客观评价风险并以多样化方式管理风险。风险防范法律规范化的作用是基础性的,但是并不代表所有的风险防范问题都需要依靠“立法论”来解决。法律解释是让纸面文字发出声音的过程,立法也是有成本的,因而风险防范规范应当在法律解释无法解决问题的前提下,再交由立法解决。风险防范法律规范化的核心在于使风险防范原则化,实现具体路径在于构建多层次风险防范规范体系。新修订之《证券法》里为债券制定了专门性规则,这是值得肯定的进步,但仍未摆脱名为“证券法”实为“股票法”,债券依然依附在股票规则之上的窘境。债券规则边缘化地位导致了从制度供给方面来说根本无法满足防范债券市场风险的需求,《证券法》中的规定未能体现债券特性以及反映债券治理逻辑,风险防范规则方面无论是“量”、“质”或者“针对性”上都有所欠缺。关于违约债券交易风险防范特殊性规定仅存在于市场交易规则内的寥寥数语,无法满足市场实际需求。同时,我国债市风险防范方式行政色彩相当浓厚,处理违约风险最为惯用的方式就是政府兜底。主要以管制式防范风险措施,通过对限制市场主体的行为来消极避免风险,最终将会导致经济体系僵化、金融压抑。尤其对于违约债券交易这类依赖风险机制运行的交易,一旦采用这类防范风险措施将会导致交易无法运行。债券风险防范规则体系混乱,上位法缺失,差异化规则明显。银行间债券市场与交易所债券市场采用不同的规则标准,企业债券、公司债券、非金融企业债务融资工具使用三套各异的制度,监管机构间的监管竞次使得各债券制度差异化,风险防范制度无法统一会造成适用混乱,留下规则真空地带。中介机构承担市场“看门人”之职,应当发挥出其专业特性,起到提升市场透明度、缓解交易双方间的信息不对称以及分担市场风险等作用,在债市风险防范体系中承担重要角色。然而,从实践来看中介机构未能以市场实际为基础,反映交易主体需求,而是以行政监管部门要求为最高指令,未充分考虑其市场定位,过度发挥其理性经济人本性、贯彻功利主义,而忽略其对市场风险存在机构责任。美国高收益债券市场监管者认为违约债券虽然具有高风险但仍是债券的一种,没有必要单独立法。对违约债券的风险防范思路应当延续证券市场一以贯之的以信息披露制度为核心,而非由监管层作出实质性判断。美国与欧盟都已形成完善、全面且层次分明的法律规定,并构建起良性的监管制度。TRACE系统是一种强制性报告制度,通过充分收集场外市场交易数据,以提高价格透明度,并进而提升市场整体透明度。既能够提升投资者对市场信息获取度,也能够增强监管机构对债券市场活动的监督效果。提升市场透明度并非全是赞美之声,也有观点认为这样做无意义且降低高收益债券市场运行效率。通过分析TRACE应用前后市场内幕交易风险数据的变化,可以得出增加市场透明度确实有助于规范市场行为防范风险。美国违约债券交易参与主体构成随规范修改而经历过较大幅度变化。关于是否要设置准入门槛,反对者认为垃圾债并不是金融机构可以投资的唯一高风险投资,高风险、高回报的证券可以适当在机构投资组合中配置。而支持者则以高风险性债券年限较长且受经济波动影响大为依据认为应当设置。信息披露是风险防范制度的核心,持续性披露、财务披露和持续报告义务是违约债券交易信息披露重点。评级机构身份经历过数次变化后成为承担“准监管”角色的市场中介机构,市评级机构出现利益冲突问题严重、自我信息披露不足且依赖经验化判断对金融创新产品预测能力不足等问题。违约债券有其风险生成特殊性,评级机构有针对性评级规则。风险管理工具能够释缓违约债券风险,更为主动的管理风险,但需注意避免风险沦为单纯投机工具且需要妥善监管。违约债券交易风险防范需坚持市场化与法制化为根本路径。市场化风险防范机制是一种符合经济规律、市场规律,根据债券市场风险机理,以市场化方式作用于风险的制度。法制化就是将市场规则以及其他对交易各方约束的规定以法律形式予以确定,使其能够拥有普遍适用的效力以及强制力保障,进而规范市场行为维持市场秩序。市场化与法制化理念之间并不是割裂开的,在风险防范机制中是相互作用的,二者之间具有密切联系。市场化是法制化的前提和基础,良性的规则才能在防范风险的同时促进市场发展。违约债券是债券的一种,具有“债性”以及“券性”,需要单一性规范与涉众性规范结合适用。单一性规范为违约债券风险防范之基础,涉众性规范侧重于防范市场整体性风险。同时,风险防范制度应当是针对性规范与统一性规范相结合。债市风险防范制度应当是统一的,统一性规范意味着理顺规范统一与监管统一之间的关系,并非仅能有一个监管机构与一套制度,而是应当妥善协调,同质性债券适用统一标准。违约债券并没有突破债券的本质属性且风险防范思路与普通债券并无二致,因而应纳入债市整体风险防范体系,并通过针对性规范应对违约债券交易风险特性。此外,需平衡金融安全与效率理念,如果仅出于防范风险目的来说,禁止交易就能够直接掐灭风险源头,没有交易自然就不会带来风险。债券市场是风险市场,防范风险可以与市场效率原则实现共存。安全理念是违约债券交易风险防范体系的基础性理念,防范风险的原因就是希望能够保障市场的安全运行。安全理念与效率理念应该统筹兼顾、力求协调,不可偏废。需构建多层次违约债券交易风险防范体系。在市场整体层次,应构建统一违约债券交易市场,将同质性债券放入统一市场交易,该市场容纳风险的能力相较于分裂交易市场更强,也拥有更优越的流动性。以完善的监管制度、集中有效的信息集中制度增加投资者信息获取度,并提升市场透明度,能够及时识别风险、分析风险并妥善管理风险。构建市场风险预警机制,应当以维护金融稳定和保护投资者为价值取向,在政府与市场间妥善分工,构建层次性的预警机制。在市场规范层次,多层次规范体系是违约债券交易风险防范体系的基础,各层次规则各有独特作用,现阶段着力改进自律规则是现实途径。在司法制度层次,同种类债券法律适用标准统一,是法律公平原则的体现,也能够弥合监管与规则标准不一所带来的风险,完善司法制度保障各项风险防范制度能够顺利运行,并妥善发挥审判延伸职能实现多元化风险防范。在市场监管层次,监管统一并非是为了形式主义而是希望能够缓解监管真空、监管失灵等问题。更为现实的做法是增进监管之间的合作与协调,统一监管标准,减少重复监管。应改进债券市场监管执法,秉持适当性执法原则,既需要保持一定的谦抑性,又应该及时介入并以妥善方式执法,避免风险生成或者扩散。为加强执法监管效果,还需要提升债券监管机构透明度,并完善债券监管问责制度,有约束方能促使机构妥善履行职责。在市场中介主体层次,应完善信用评级制度构建,着力提升评级质量,并通过防止利益冲突、细化跟踪评级等规定来完善违约债券特殊性规则。由于长期以来的“零违约”市场,导致风险管理市场发育不良,应完善规则重点落实信息披露规则,为风险管理提供市场化工具。《证券法》以及《债券纠纷纪要》等已对受托管理人制度所暴露出的问题做出了制度回应。在市场主体层次,违约债券信息披露制度需要同时反应价格信号与偿债能力,在时间维度与空间维度上应作出针对性规定。设置适当投资者准入制度,避免没有风险承受以及风险识别能力的投资者盲目进入市场,并积极引入多元化适格投资者参与交易。投资者风险预防机制通过规定投资者资金比例结构、单笔交易规模限制等措施成为风险防范的第一道关口。
岳凯[7]（2020）在《地方政府投融资模式创新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国经济增长和城镇化步伐加快,公共基础设施建设取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支撑作用越来越明显。但由于地方政府财力有限,公共产品包括公共基础设施的提供单纯依靠政府无偿注资是远远不够的,投融资体制改革势在必行。地方政府投融资体制改革的主要目的是改变地方政府作为公共基础设施的唯一投入主体,动员社会资本投入到公共基础设施的供给行列中来,同时起到节省财政资金、发展民营经济、提高公共产品服务效率的作用。本文主题就是剖析当前地方投融资改革模式的成效与不足,探索能在成效与风险之间建立高水平均衡的地方投融资模式。本文研究的逻辑起点是前些年大行其道的地方投融资平台。这些平台的风光一时尽管有其主客观原因,但也给财政运行带来的巨大风险,虽然尽管随后的地方投融资模式整体上有所进步,但在风险管控上并无根本性改善。改革开放初期,我国打破了计划经济时期中央政府集权式管理的统收统支模式,地方政府开始拥有较大的自主权限。十六届三中全会首次提出允许非公有资本进入法律法规未禁入的基础设施、公用事业等行业和领域,公共基础设施投融资主体逐步多元化。上世纪90年代以来,特别是1994年分税制改革以来,地方政府可支配财力锐减,但伴随经济社会快速发展,公共基础设施建设任务更加繁重,建设资金需求十分迫切,地方政府投融资体制改革势在必行,作为其主要实现方式的地方投融资平台应运而生。为应对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我国出台了以扩大投资为主要内容的积极财政政策,为地方投融资平台提供了做大做强的必要条件。以地方融资平台为主要特征的地方投融资体制改革,本质上的操作主体仍然为地方政府,其融资依据依然以政府信用为主。以地方政府投融资平台为主要内容的地方投融资体制改革固然有加快公共基础设施建设、改善经济社会运行环境、稳定经济增长的效果,但是其负面效应是地方政府债务负担与日俱增,地方政府乃至整个国家债务风险凸显。“其作始也简,其将毕也必巨”①。2010年以后,随着我国经济增速逐步放缓,地方政府的财政压力和政府债务越加严重,财政投资的规模边界约束越发明显,对地方政府投融资平台的规范、约束势在必行。对地方政府投融资体制进一步改革的主导思路是更加突出市场机制,更多地吸引社会资本参与公共基础设施建设,PPP、政府投资基金、政府购买服务等创新性的投融资模式快速发展。但本文通过实证分析认为,上述投融资模式创新并未从根本上解决公共基础设施提供与财政运行安全的均衡问题,甚至在实际操作中进一步扩大了财政收支缺口,加大了政府债务风险。“独学而无友,则孤陋而寡闻”①。国外公共基础设施的融资实践和债务管理经验为本文研究提供了很好的借鉴。欧美国家近年来兴起了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的私有化浪潮,社会资本特别是民间资本大量参与公共设施建设运营,取得了很好的效果;日本在二战之后通过国家行政手段积极吸收国内资金,集中全国之力用于基础设施和战略性产业建设,为国内经济振兴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西方国家在危机管理和债务管理方面也积累了非常丰富的经验。近年来我国经济进入“新常态”,经济增速由高速转向中高速增长,财政投资边界在地方政府投融资行为中的约束越发明显,因此更有必要借鉴国外经验,重新审视地方政府投融资的方式和路径,在防范化解债务风险的同时,健全相关法律体系建设,强化社会资本在地方投融资体制改革中的作用。本文分析框架沿用了“理论阐释—现状分析—‘他山之石’—政策建议”的成熟架构。在基本理论板块,本文介绍了凯恩斯需求管理理论,阐释了经典IS-LM模型及其陷阱,揭示了财政投资政策边界约束,导出改变公共基础设施供给方式、引入民间投资的必要性;在现状分析板块,本文剖析了地方政府投融资平台的成长历史和现状,分析了地方政府自主发债、PPP模式、政府投资基金等新型融资方式的主要特点和典型案例,梳理了这些地方投融资模式更迭和发展的内在逻辑;在经验借鉴板块,本文归纳了西方发达国家在公共基础设施融资和相关风险管控方面的成熟经验,作为设计我国地方投融资体制进一步改革方案时的参考对象;在政策建议板块,本文依据前述问题分析和他国经验,以及相关实证分析的结论,提出能够实现提升公共基础设施供给能力和债务风险防控的双赢目标的理想模式。本文共由八章组成。第一章,绪论。该章属于全文总括性介绍。主要内容有研究背景及意义,文献归纳及评述,研究内容与方法,研究创新与不足。第二章,理论基础。界定地方政府投融资体制和模式等基本概念,阐释凯恩斯需求管理政策的理论框架、经典IS-LM模型的含义与缺陷,揭示财政投资政策的“投资陷阱”与边界约束,导出单纯财政投资政策的局限性。我们认为,财政政策处于政策边界的无效区间后,再通过增加赤字扩大政府投资已经无能为力了,只会增加越来越严重的债务负担,甚至诱发系统性风险。循着上述理论分析路径,本章实证分析验证了民间投资对政府投资的替代效应,指出今后在财政投资政策面临边界约束的情况下,要进一步发挥民间投资的作用,鼓励民间资本参与公共产品供给。第三章,对我国地方投融资体制改革和主要模式创新的逻辑起点——地方投融资平台进行了重点分析。新中国成立后不断展开的固定资产投资体制改革为地方投融资模式创新提供了必要性和可能性条件。第四章至第六章,地方政府投融资模式创新。主要分析2014年以来,国家在加强政府债务管理、限制融资平台随意扩张的情况下,国家所鼓励和推进的地方政府自行发债、政府投资基金、PPP等几种新型投融资模式的特点,同时重点实证分析了近年来PPP项目和PPP投资规模对地方财政收支缺口的影响。第七章,风险分析。结合当前的宏观经济形势,重点分析政府投融资行为增加杠杆累积政府债务所蕴含的风险,采用KMV模型对各省市债务风险进行实证分析。第八章,政策建议。分析评述西方发达国家民间资本进入公共产品领域的历史和带来的成效,以及我国可以借鉴的国际经验。根据前述现存地方投融资模式的问题分析尤其是风险分析,以及对发达国家的成熟经验,我们提出了下一步化解债务风险提出政策建议,对政府投融资方向做出展望。“不日新者必日退”①。本文力求在研究观点和方法上有所创新。具体表现在:一是提出财政投资政策的边界性。以往凯恩斯主义的分析框架下,往往是以假定政府可以无限举借债务、扩大政府投资作为前提的,没有考虑财政投资的边界问题。基于前人的研究成果,本文修正了凯恩斯主义框架下的IS-LM模型,明确指出财政投资政策的边界性,政府的投资能力不能无限扩大,否则将会出现过大的债务负担和财政运行风险。二是指出民间投资对政府投资的替代效应。以往关于政府投资和民间投资之间关系的研究中,一般都是从政府投资的角度出发,重点关注政府投资增长后,对民间投资是否存在“挤出效应”。但是经过历史数据研判,我们发现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的总体趋势是政府投资比重下降,民间投资所占比重上升（尽管近年来的增速下降了）,可以理解为民间投资逐步替代了政府投资,因此是民间投资对政府投资的替代效应。这与之前的研究主要关注政府投资是否挤出民间投资的视角是不同的,在当前的历史时期,需要进一步发挥民间投资对政府投资的替代效应,提高地方政府投融资的市场程度。三是通过实证分析指出近年来的地方政府投融资模式创新实践可能进一步加大了财政运行风险。一方面,综合分析2015-2018年PPP项目数量、投资金额和各省市财政收支缺口的关系,得出PPP模式并没有减轻财政压力的结论,与之相反,过多过大的PPP项目可能还会加大财政收支缺口;另一方面,使用KMV模型和最新的政府债务数据,验证各省市近年来财政运行风险有所增加。
朱飞[8]（2019）在《金融法剩余立法权的司法主张》文中研究表明社会的进步、经济的发展以及法律条文自身所固有的缺陷等因素共同作用,使得成文法体系下的法律文本漏洞自始存在并且更为明显,因此而暴露出来的不完备性之弊端不可避免,这一现象在不同的部门法表现可能各不相同,但鲜有例外。将此投射到金融法领域中,表现尤为突出。金融创新引起金融交易活动变动不居,金融深化又使得金融发展不断超越传统,金融发展过程中的“常”与“变”要求法律必须作出适应性的变革,才能保证法律的生命力,以对时代发展做出积极地回应。然而,尽管金融法律也在不断地更新和完善,但成文法法条的有限性与不断发展的金融领域无限性所产生的矛盾和引起的金融法律纠纷不断膨胀,同时金融法还是新兴的法律部门,更加剧了金融法与金融实践之间所存在的难以消弭的缝隙。这一问题并不只是在逻辑推演中得到证实,在实践运行中同样也得到了验证,在涉及金融类问题上的守法、执法以及司法等环节都有典型实例可以作为佐证。因而,金融法律在应对不断变化流动的金融现象过程中,局限频现,那么在此语境下,金融法当然不能无所作为,但在这一过程中应作何为?能作何为?在此,金融法首先需要对法律漏洞进行合理界定。金融立法中所产生的这一问题是否依然必须通过同样的立法行为或者立法途径予以补正?为此需要对立法行为作出细分,亦即立法可以划分为原生性立法与次生性立法两种类型,以此对应在不同阶段立法行为所形成的不同权力。事实上,次生性立法更多是在语言上与原生性立法形成对照,从本质上而言,次生性立法主要就是指剩余立法,亦即立足于原生性立法,在原生性立法之外对既存法律规范予以补充与完善的立法行为。而这恰恰是金融法面对困境时所应寻求的路径,亦即通过剩余立法弥补原生性立法所存在的不完备性。金融立法相较于其他领域的立法还具有一定的特殊性,涉及金融基本制度的事项必须要通过立法的形式亦即原生性立法的方式予以制定,显然这是剩余立法所不能到达的地方,事实上也从这一角度说明在金融领域立法之“剩余”具有明确的边界,同时也为剩余立法可能作为的领域划定了空间。基于剩余立法需要所产生的剩余立法权,与原生立法权之间在我国又具有“源”和“流”的关系,易言之,剩余立法权来源于原生性立法权,由此就决定了剩余立法权的地位以及由剩余立法权行使所形成的规则所具有的效力层次,这是对我国现行体制下权力配置格局的秉持,同时也是对我国法律体系多具成文法特色予以呼应,这是剩余立法权获得正当性的基础,也是剩余立法权得以有效运行的前提。追根溯源,剩余立法权这一概念并不是本文独创,事实上也不是由我国法学理论首创。当然剩余立法权理论本身也并没有只是停留在概念中,在国外相关法律领域早已进入了实践阶段。就剩余立法权的本质而言,在我国也不属于新鲜事物,立法机关以外的行政机关、司法机关等都在特定的范围内或多或少地行使剩余立法权,这在法律运行中属于一个不争的事实。然而今天将其明确地提出来并进行专门研究,其目的和意义当然不是简单重述现实法律运行中业已存在的剩余立法现象,更重要的是从新的视角赋予其新的价值和意义,构建一个权力体系以为推动金融法治化进程提供动能。在此,对剩余立法权概念的界定、剩余立法权的生成以及剩余立法权的边界与约束的探讨也就必不可少,当然,作为一个舶来概念,对国外剩余立法权的运行状况的比较分析也是深刻理解其本质和运行规律的必经之路,唯有如此,才能比较完整把握剩余立法权进而更好地推动其能够有效运行。剩余立法权作为一个法律概念,不应只是在法理层面进行分析,更应将其应用于具体的部门法领域。剩余立法权也将因此获得更强的生命力,并能释放出更大的活力。事实上,剩余立法权的相关理论最早就是基于金融法运行的特点而提出来的。为此,在思考这一问题的时候,所因循的路径由特殊到一般,再从一般观照特殊。具象到金融领域中,剩余立法权的研究目的主要是立足于金融法对金融法律关系中事实涵摄的现状进行分析,为金融法的不断完善探寻剩余立法途径可能的作为。以金融的现象和金融现象背后的本质作为研究的逻辑起点,因为只有知晓金融的发展趋势和本质,才能因循其规律探寻金融法的治理之道,也才能窥其堂奥。从金融深化和金融创新双重维度审视当前金融的发展,探寻在此演进过程中的金融所呈现的运行特点和价值转向,特别是当前金融变革过程中所引起的金融法律关系要素及其性质的变化,是金融法剩余立法权得以主张的现实需要,也是最强烈的动因。金融法剩余立法权既有剩余立法权之一般属性,也有根植于金融领域所形成的特殊性,在剩余立法权一般属性的基础上厘清金融法剩余立法权特质。以实定法视角检视金融法运行的现状,梳理金融法发展的基本逻辑,探寻金融法的生成和生长路径,以发展和开放的理念分析金融法剩余立法权可能的行使途径和各自拥有的进取的空间,比较分析监管立法、自律规则、金融政策以及司法解释等不同途径进行金融法剩余立法的优势和劣势,特别是结合金融领域强监管等特点,在“强行政、弱司法”背景下检视通过监管立法补充金融法漏洞的通常做法,但是事实上并没有能改变金融法律不完备性的缺陷,因此需要更新思维模式,以寻求更加系统、更为有效的路径。当然,法律不完备是常态,但法律的不完备性本身也是处于动态发展过程当中,尽管无法予以彻底弥补,但却应该可以在不断填补旧的法律漏洞的同时面对法律与事实之间形成的新的缝隙而有更加充分和及时的作为。为此,在肯定通过金融监管立法等途径行使剩余立法权所具有的积极作用的同时,思考并谋划剩余立法权主张的转向。鉴于司法作为权利保障的最后一道防线,并且相较于金融监管立法等途径,无论是在权力能动方面还是在应对涉金融类社会问题时权力运行的空间方面,司法具有其自身独特的优势和特点,并且对金融法律的不完备性感知更为直接、也更为真实,提出金融法剩余立法权司法主张的路径选择。依循法律生成的不同阶段所具有的特征并观照金融法律关系基于金融变革所作出的因应,探讨司法主张的意蕴,并寻求司法主张的进路选择。在此过程中,不囿于中国法律体系多具成文法体系的基本特征,进行开放式思考,特别是鉴于在我国成文法体系中引入判例所存在的固有障碍,需要进行创新式思考和尝试式探索。为此,通过分析司法过程中的实然状况并对司法运行的未来动向进行判断,将司法主张的形式区分为文本法律与法律方法两类,亦即既包括成文的法律,也包括不成文的法律方法,并且确定司法主张的实现路径并不局限于文本法律形式的表达,推动律例并行。事实上,所谓成文法与不成文法之间区分的实质并不只是表现在是否形成文本法律,即使是判例法国家或地区也是有相应的文本表达形式,因此大陆法系与英美法系法律之间本质的区别应该是在于是否以事先固化的法律规则去应对未来变化中的法律关系,其间体现的是对法律的信仰和对法律生成路径的笃信,当然其间的区别还应包括权力的配置以及权力的约束等等。严格法条主义是曾经被推崇的司法模式,这样能够有效控制司法权的恣意,对于司法权运行的法律控制也具有良好的效果,但是严格法条主义不仅需要法条本身在体系上能够自足,而且要求法条具有前瞻性并能够适应未来之变化,但金融的发展虽有周期性,并不是线性发展规律,因而金融法面向未来的品质亦因此受到挑战,而这恰恰是法律出现漏洞的重要根源,也是重要的思考维度之一。在此基础上,探寻金融交易运行与金融实定法规则间的空隙,同时佐以案例予以实证,在证立金融法实然存在的不完备状态的同时,也为金融法应然法之完善提供了依据和思考进路。在此过程中,从法理与现实需求等角度论证金融法司法主张的正当性,同时注重对金融法剩余立法权司法主张可能存在的悖论进行破解,边“破”边“立”,破立结合。一方面关注到金融法司法裁判实践遇到的困境,另一方面正视金融法存在的不完备现象,再一方面立足于金融领域的变革,突出作为金融法律纠纷解决中权利保障的最后一道防线——司法面临着解决金融法律纠纷和塑造金融法律秩序的双重任务,特别是要对新型金融法律纠纷的解决提供专业化的保障。文章以逻辑顺承和实践论证作为问题提出的依据,同时还以金融领域现实法律问题解决的需要和金融法发展的生长需求为导向,反思实定法视野下金融法是否能够堪此重任,或者说如何更好地满足经济社会发展对金融法的需求,相较于金融司法裁判的传统,显然需要突出其在法律知识以外的专业性特质,藉此才能有效化解金融法律纠纷,实现有效、公正审理,而这恰恰是文本法律与法律方法进行结合,实现精巧分工的价值之所在。金融法要对现实法律关系实现覆盖,要使法律对纠纷的事实形成有效涵摄,显然不能囿于既有的法律条文,还要通过司法主张,推动律例并行,法律文本与法律思维并重,才能应对既往、立足现在并面向未来,为变动不居的金融活动提供充分的法律支撑与保障。基于以上思考,论文围绕金融法剩余立法权的司法主张的论证逻辑逐次展开,从立法权引出剩余立法权,在比较的基础上提出剩余立法权的司法主张,再将剩余立法权的理论投射到金融法领域,但不就此局限于剩余立法权产生的一般背景,为了寻找金融法剩余立法权司法主张更强烈的动因,从金融变革引起的金融法律关系变化中析取司法主张的价值和可能的作为,继而在比较论证的基础上,构造司法主张的持法达变理念,并在此理念指引之下,对金融法剩余立法权的司法主张实现机制进行设计,依据法律的外在约束强度不断增强的次序,依次提出通过法律方法的运用、指导案例的发展和司法解释的优化,三者共同推进、相互补充,彼此依存,形成成文与不成文、法律与案例共存的格局,从而为剩余立法权的司法主张形成更为有效的覆盖面,并能应对金融面向未来非线性发展并且具有运行周期性的特点。为此,文章除了导论和余论之外,在总体结构上分为五个部分进行阐述和论证。在引出本文需要论证的问题之后,第一部分从论题的概念出发,主要阐述剩余立法权的法律意蕴,厘定剩余立法权行使应有的边界和基本约束,对剩余立法权的形成缘由进行剖析,同时对两大法系中相关国家的剩余立法权运行情况进行比较,从中汲取相关经验和启发,继而为剩余立法权的深入论证奠定基础,从逻辑与实践两个维度同时推进,分析剩余立法权的主张动因和运行逻辑,对其运行的正当性分析提供视角。第二部分将剩余立法权概念投射到金融法领域,重点是突出剩余立法权作用的场域,分析金融法中引入剩余立法权及其司法主张的特殊意义,同时分析金融法剩余立法权司法主张之于金融领域发展特性的特殊价值,并且从实定法的角度分析我国金融法的现状及未来可能进路,破解相应的悖论,以为金融法剩余立法权的司法主张奠定坚实的基础。第三部分着重分析金融法剩余立法权可能实现的路径,就此而言金融法剩余立法权具有实践基础,并不是空中楼阁。比较通过不同途径行使金融法剩余立法权的特点,剖析各自存在的优势和不足,突出各自运行的基础和条件,比照立法的类型、金融发展的阶段和问题导向以及需求导向中需要着力破解的问题,分析司法主张在金融法剩余立法权行使中需要关注的动因和理由,并对从司法角度主张金融法剩余立法权的独特价值进行初步评析,当然在此并不是意欲取代其他途径对金融法漏洞进行剩余立法,更注重相互之间的协同。第四部分探寻司法主张金融法剩余立法权的理念,从而能为剩余立法权的实际行使形成指导,从理念呼应司法主张的意蕴,充分结合金融“变”与“常”的特点,寻求金融法对金融发展因应之理念。法律作为对现实关系的调整手段,多是作为应变量而予以调适运行的。在金融法中也应是如此,同时鉴于我国法律多具成文法之特色,因此需要在成文法的框架内进行谋划。而持法达变理念恰恰能调和金融法之稳定性与金融嬗变性之间的矛盾,在秉持金融法精神、原则的基础上,回应金融变化和金融法律纠纷解决的需求,从而为金融法剩余立法权的司法实现以及金融法的发展提供思想因子。第五部分则从剩余立法权的具体实现机制的角度进行探讨,基于成文法体系的基本框架和约束,如何探寻金融法剩余立法权的实现机制?在遵循法律传统和司法实践规律的基础上,着力从法律方法、指导案例和司法解释三个维度展开,特别是结合金融专业法院的出现,深化传统司法途径主张剩余立法权的内涵,对司法解释和指导性案例的运用赋予新的价值与生命力,并且尝试探讨在特定法律领域引入不同法律体系中法律生成方式,形成具有中国本土化特色的金融法生成模式。虽然这些途径在实然状态中已然存在,然而当以一种权力的形式出现,必然已经具备正当性,并且获得了相应的法律保障,关键是在传统思维中,以部门法为突破和试点,并不追求其具备普遍适用性,更是突出在不同的法律领域中应有针对性的法律思维,这才是法律未来的因变之道。
石启龙[9]（2019）在《股票期现跨市场操纵监管法律制度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市场操纵通过虚构市场供求关系控制价格波动以制造交易价差获利的内在机理一成不变,但具体的实施策略则受制于资本市场的结构。在资本市场隔绝结构中,市场操纵行为因被限制于单一市场而展现为传统的单市场操纵形态。随着金融衍生品的诞生开启了资本市场的融通趋势,股票市场与期指市场间的价格关联效应使跨市场操纵成为新动向,并形成交易型和信息型两种实施模式。其中,交易型模式利用股价指数的可操纵性,直接以交易行为虚构市场供求,控制市场价格,借助股票期现跨市场价格关联渠道牵引关联市场价格波动以获利;信息型模式通过向市场释放信息诱导交易的时点和方向,虚构市场供求,控制市场价格,借助股票期现跨市场价格关联渠道牵引关联市场价格波动以获利。国际资本市场的一体化融合催生出利用资本市场跨境价格关联渠道实施的更为复杂、隐蔽的跨境操纵实施模式。商品价格受供求影响的波动性是市场操纵的实施基础,控制价格波动以获利的机理使操纵行为蕴含价格波动风险,风险在资本市场隔绝结构中因被限制在单一市场内而显现非系统性。在资本市场融通趋势下,跨市场操纵的价格波动风险沿跨市场价格关联渠道释放,并在金融综合经营格局下跨行业、跨机构、跨市场系统性溢出,在现有基于金融分业体制和资本市场隔绝结构的监管法律制度下产生监管盲区,威胁金融安全,隐含市场和法治的双重危机。究其原因,一是监管权创设有欠缺,现有操纵行为监管局限于行为规制和事后惩治的微观层面,缺失对系统性风险的防范;二是监管权配置不合理,以证监会为绝对权威的“倒金字塔”监管结构和低效监管协调机制抑制监管效率;三是监管权运行有障碍,市场分割式的操纵禁止规范框架缺乏整体监管视阈,造成跨市场监管缝隙,而价量控制的市场操纵本质认知疏离于操纵行为的实施机理和发展趋势。问题源于现有操纵行为本质认识囿于资本市场隔绝结构下单市场操纵认知,将市场操纵监管局限于投资者保护和事后惩治等微观行为监管层面,无法应对跨市场操纵价格波动风险的系统性演变。对此,市场操纵本质把握应从关注操纵结果的价格操纵和价量控制以及操纵行为的欺诈和市场欺诈延展至操纵的实施条件。滥用市场优势控制价格的市场操纵本质认知通过行为的前提和结果表征行为的操纵性,可以重构市场操纵监管内涵,在完善市场分割、行为规制、事后惩治的微观监管制度基础上,引入全局视阈、风险治理和事前防范的宏观监管制度,构建统合性监管制度框架。首先,防范是关键。在操纵行为监管制度设计中引入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宏观审慎监管理念和制度,在立法中确定人民银行的宏观审慎监管职责,并顺畅其监管视阈覆盖资本市场的法律途径。然而系统性风险概念的模糊使宏观审慎监管权存在滥用可能,对此,一是在监管权配置方面贯彻以权力制衡理念,在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议事机制基础上构建高效的资本市场监管协作机制,强化监管信息交流和共享,遏制监管行为偏差,构建监管资源高效配置、信息流动顺畅的“金字塔型”市场监管体系结构,在双边和多边层面推进资本市场的国际监管协作机制;二是在监管权运行方面限定监管权边界。围绕市场优势设置主动防御的信息监管制度,根据不同类型操纵行为的风险程度设置差异性的合格投资者制度;改进投资者分类监管制度,重点监测市场优势投资者;设置跨市场交易大额登记制度。其次,惩治是底线。惩治的正当性依赖于规范的科学性。跨市场操纵与单市场操纵具有相同内在机理和行为结构,只是借助跨市场价格关联渠道将原本局限于单市场内的价格控制行为和清仓获利行为分置于价格关联市场,并无实质独立性,可以纳入现有操纵禁止规范予以治理。但应修订现有市场分割的操纵禁止规范体系以应对跨市场操纵的新动向,一是加强立法衔接,弥合跨市场监管缝隙,确定《证券法》和《期货条例》为资本市场基本法和特别法,全面覆盖资本市场操纵行为;二是平衡规范的保障和保护功能,设置以行为模式为核心的“具体规范”规制已有操纵行为,以授权裁量为核心的“授权规范”涵射未来操纵行为;三是在“可替代”原则下通过危险犯、行为犯、结果犯等构成要件差异化设置,实现对跨市场操纵的有效监管。
管超[10]（2018）在《信用评级有效性：问题、机制与应对》文中指出信用评级是一个有作用、有市场、有前景但也有争议的行业。作为债券发行交易过程中重要的信息中介,信用评级能降低市场投融资双方信息不对称水平,帮助发债方降低融资成本,提示投资方合理进行投资决策,从而有效提升金融市场效率;但是安然事件、世通事件、次贷危机都将信用评级推向风口浪尖之处,投资者对信用评级的有效性产生质疑。作为新兴评级市场,中国信用评级饱受争议,主要批评同样在于评级有效性不足:评级等级较高、评级区分度不大、违约率数据匮乏等,甚至有“全盘否定”信用评级的观点。评级市场确实反映出了一些问题,但同时也发现,有一些批评没有经过全面分析和严密论证。为了探究中国信用评级的有效性,本文采用理论和实证相结合的方法进行研究,细致讨论评级有效性问题。本文使用了一个传统的逻辑路线和分析框架开展研究:提出问题、分析问题并解决问题,从而得出全文的写作思路。首先对全文的研究背景、研究动机、创新点、论文结构进行说明;第二部分对信用评级相关文献进行了回顾;第三部分,提出并验证中国信用评级有效性的问题,主要考虑在信用债发行过程中,信用评级对债券发行方的作用,从评级信息价值和评级对信用利差的解释两个方面开展研究;第四部分,分析影响中国评级有效性的作用机制,构建了一个理论模型并在不同情境下得出对应结论,还从评级市场竞争和评级付费模式两个方面进行实证分析,考察了利益冲突、声誉机制、评级选购以及投资方付费模式对评级有效性的影响;第五部分,聚焦违约率这个问题,从现有的外部评级体系出发,设计并实践了一套能够改善评级有效性的内部评级体系,最后测度了该内部评级体系有效性的改进效果,这能为修缮现有评级体系提供参考。本文结果显示:第一,信用评级能在债券发行过程中提供新信息,从而降低发债方的融资成本,使得评级具有较强的信息价值;第二,信用评级在信用利差解构中,重要性排序居前,作为信用风险溢价的代理指标,信用评级能够较好地解释利差;第三,理论模型认为,寡头评级市场结构中,竞争程度提高会导致评级膨胀,损害评级有效性,而投资方付费模式则能有效抑制评级虚高的发生,评级费用大小至关重要;第四,通过对双评级金融债样本进行实证分析,支持声誉机制假说,认为利益冲突现象在中国并不明显,同时评级选购也没有得到统计印证;第五,当发行方付费模式变为投资方付费模式时,评级虚高现象得到控制,评级有效性得以提升;第六,信用评级能够很好地解释信用利差,完成了信息中介的角色,且评级竞争没有形成显着的利益冲突,评级选购也没有得到印证。但违约率曲线间断、违约数据积累不充分这个问题仍较为明显,本文设计并实践了一套内部评级体系,该内部评级体系在信用利差以及组合收益角度都得到了改进。中国信用评级仍处于发展阶段,评级有效性将决定市场的发展空间和质量,本文证伪了“评级无效”的论断,评级能够发挥信息中介角色,评级市场竞争表现较良性。鉴于投资方付费模式在改善评级虚高方面的重要作用,国家和监管当局应重点培育和鼓励中债资信的发展。此外,中国评级体系也应不断改善,评级机构应从“刚性兑付”的思维中脱离出来,将违约率纳入分析框架中,加速推动违约率统计标准的研究。
二、弥合融资与信用的距离（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弥合融资与信用的距离（论文提纲范文）
（1）数字经济与城乡包容性增长：基于数字技能视角（论文提纲范文）
| 一、引 言 |
| 二、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
| 三、模型设定与描述性统计 |
| 四、数字技能对家庭收入的影响 |
| (一)基准回归 |
| (二)不同数字技能对家庭收入的影响 |
| 五、作用机制检验 |
| (一)数字技能对金融可得性的影响 |
| (二)数字技能对创业决策和成功率的影响 |
| 六、稳健性检验 |
| (一)变量度量误差 |
| (二)稀有事件偏差 |
| 七、总 结 |
（2）我国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的金融支持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1.1 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的现实需要 |
| 1.1.2 金融与实体经济关系的重新审视 |
| 1.1.3 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的金融诉求 |
| 1.2 问题提出 |
| 1.3 研究意义 |
| 1.3.1 理论意义 |
| 1.3.2 实践意义 |
| 1.4 主要内容与研究方法 |
| 1.4.1 主要内容 |
| 1.4.2 研究方法 |
| 1.4.3 技术路线 |
| 1.5 研究创新点 |
| 第2章 文献综述与理论基础 |
| 2.1 核心概念界定 |
| 2.1.1 体育产业 |
| 2.1.2 高质量发展 |
| 2.1.3 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 |
| 2.1.4 金融支持 |
| 2.2 文献综述 |
| 2.2.1 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金融支持研究 |
| 2.2.2 新兴产业发展的金融支持研究 |
| 2.2.3 体育产业发展的金融支持研究 |
| 2.2.4 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与金融支持的关系认识 |
| 2.2.5 文献述评 |
| 2.3 理论基础 |
| 2.3.1 产业生命周期理论 |
| 2.3.2 产业结构理论 |
| 2.3.3 产业融合理论 |
| 2.3.4 Schumpeter金融促进理论 |
| 2.3.5 金融结构理论 |
| 2.3.6 金融深化、金融约束与金融内生理论 |
| 2.3.7 系统理论与经济效率理论 |
| 第3章 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的金融支持现状与不足 |
| 3.1 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的金融支持现状 |
| 3.1.1 政府金融支持现状 |
| 3.1.2 信贷市场支持现状 |
| 3.1.3 债券市场支持现状 |
| 3.1.4 股票市场支持现状 |
| 3.1.5 风险投资支持现状 |
| 3.1.6 其他金融市场支持现状 |
| 3.2 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的金融支持不足 |
| 3.2.1 金融支持制度体系亟待完善,金融支持政策工具尚需补充 |
| 3.2.2 金融市场结构失衡问题凸显,直接融资渠道建设存在不足 |
| 3.2.3 风险资本经典功能发生偏离,资本投入可持续性有所欠缺 |
| 3.2.4 新兴金融工具利用不尽充分,体育金融复合人才供给不足 |
| 3.3 本章小结 |
| 第4章 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的金融支持特征与机理 |
| 4.1 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的金融需求特征 |
| 4.1.1 “支柱地位”与扩张趋势: 亟需政策引导的规模化金融支持 |
| 4.1.2 丰富业态与结构演进: 亟需层次多元的系统化金融支持 |
| 4.1.3 投资风险与不确定性: 亟需风险偏好的针对性金融支持 |
| 4.1.4 消费升级与供需优化: 亟需科技赋能的普惠性金融支持 |
| 4.2 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的金融支持机理 |
| 4.2.1 金融支持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功能组成 |
| 4.2.2 金融支持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的作用机理 |
| 4.3 本章小结 |
| 第5章 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宏观金融支持效应分析——基于耦合协调视角 |
| 5.1 研究方案设计 |
| 5.2 研究方法选择 |
| 5.2.1 金融支持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复杂系统特征 |
| 5.2.2 耦合的应用 |
| 5.3 金融支持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的耦合机制 |
| 5.3.1 耦合机制的内涵 |
| 5.3.2 金融支持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的耦合机理 |
| 5.3.3 金融支持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的耦合机制 |
| 5.4 模型构建与数据处理 |
| 5.4.1 耦合测度模型 |
| 5.4.2 灰色关联模型 |
| 5.4.3 序参量体系与数据选取 |
| 5.4.4 熵值赋权处理 |
| 5.5 耦合协调效应分析 |
| 5.5.1 系统发展水平分析 |
| 5.5.2 耦合关联与耦合协调效应分析 |
| 5.5.3 基于剪刀差的进一步讨论 |
| 5.6 耦合协调效应的影响因素 |
| 5.6.1 影响因素识别 |
| 5.6.2 变量选取 |
| 5.6.3 影响因素分析 |
| 5.7 本章小结 |
| 第6章 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微观金融支持效率评价——以上市公司为例 |
| 6.1 研究方案设计 |
| 6.2 研究方法选择 |
| 6.2.1 金融支持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投入产出特征 |
| 6.2.2 方法思路与适用性 |
| 6.3 模型构建与数据处理 |
| 6.3.1 模型构建 |
| 6.3.2 样本选取 |
| 6.3.3 指标测算与数据处理 |
| 6.4 静态效率矩阵分析 |
| 6.4.1 综合金融效率分析 |
| 6.4.2 股权静态效率分析 |
| 6.4.3 债权静态效率分析 |
| 6.5 动态效率演变分析 |
| 6.5.1 金融效率的动态演变 |
| 6.5.2 股权效率的动态演变 |
| 6.5.3 债权效率的动态演变 |
| 6.6 效率收敛性分析 |
| 6.6.1 金融效率的收敛性分析 |
| 6.6.2 股权效率的收敛性分析 |
| 6.6.3 债权效率的收敛性分析 |
| 6.7 本章小结 |
| 第7章 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的金融支持系统建模与仿真 |
| 7.1 研究方案设计 |
| 7.2 研究方法选择 |
| 7.2.1 系统动力学原理 |
| 7.2.2 系统动力学组成模块—基于Vensim实现 |
| 7.2.3 系统动力学特点及适用性 |
| 7.3 建模准备 |
| 7.3.1 模型构建原则 |
| 7.3.2 系统边界确定 |
| 7.3.3 模型基本假设 |
| 7.4 模型与变量关系构建 |
| 7.4.1 子系统组成及因果关系 |
| 7.4.2 总系统组成及因果关系 |
| 7.4.3 系统流图设计及主要变量 |
| 7.4.4 变量函数关系确定 |
| 7.5 模型检验 |
| 7.5.1 外观检验 |
| 7.5.2 运行检验 |
| 7.5.3 稳定性检验 |
| 7.5.4 历史检验 |
| 7.5.5 灵敏度检验 |
| 7.6 策略仿真分析 |
| 7.6.1 基础仿真结果 |
| 7.6.2 市场金融策略仿真 |
| 7.6.3 政府金融干预仿真 |
| 7.6.4 金融风险情景仿真 |
| 7.7 本章小结 |
| 第8章 结论、建议与展望 |
| 8.1 研究结论 |
| 8.2 对策建议 |
| 8.3 局限与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的科研成果 |
| 附件 |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3）数字金融与农民收入增长 ——作用机制与影响效应（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与问题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问题 |
| 1.2 研究目标与意义 |
| 1.2.1 研究目标 |
| 1.2.2 研究意义 |
| 1.3 文献回顾与评述 |
| 1.3.1 农民收入增长的影响因素的相关文献 |
| 1.3.2 金融发展与农民收入增长的相关文献 |
| 1.3.3 数字金融与农民收入增长的相关文献 |
| 1.3.4 农民收入持续增长的模式及政策措施研究 |
| 1.3.5 文献评述 |
| 1.4 研究内容与方法 |
| 1.4.1 研究内容 |
| 1.4.2 研究方法 |
| 1.4.3 数据来源 |
| 1.5 研究框架与路线 |
| 1.5.1 研究框架 |
| 1.5.2 技术路线 |
| 1.6 研究创新与局限 |
| 1.6.1 研究的创新 |
| 1.6.2 存在的局限 |
| 第2章 理论回顾与借鉴 |
| 2.1 金融中介理论 |
| 2.1.1 交易成本理论 |
| 2.1.2 信息不对称论理论 |
| 2.1.3 风险管理理论 |
| 2.1.4 简要评述 |
| 2.2 金融发展理论 |
| 2.2.1 金融结构理论 |
| 2.2.2 金融深化理论 |
| 2.2.3 金融功能理论 |
| 2.2.4 普惠金融理论 |
| 2.2.5 简要评述 |
| 2.3 经济增长理论 |
| 2.3.1 新古典增长理论 |
| 2.3.2 内生增长理论 |
| 2.3.3 包容性增长理论 |
| 2.3.4 简要评述 |
| 2.4 网络经济理论 |
| 2.4.1 网络商品理论 |
| 2.4.2 双边市场理论 |
| 2.4.3 长尾理论 |
| 2.4.4 简要评述 |
| 第3章 数字金融与农民收入增长的理论框架及研究假说 |
| 3.1 核心概念界定与辨析 |
| 3.1.1 数字金融 |
| 3.1.2 农民收入增长 |
| 3.2 数字金融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间接作用机理 |
| 3.2.1 农户创业 |
| 3.2.2 经济增长 |
| 3.3 数字金融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直接作用机理 |
| 3.4 数字金融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非线性作用与空间溢出机理 |
| 3.4.1 数字金融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非线性作用机理 |
| 3.4.2 数字金融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人力资本门槛作用机理 |
| 3.4.3 数字金融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空间溢出机理 |
| 3.5 本章小结 |
| 第4章 中国数字金融的特征事实与农民收入增长分析 |
| 4.1 数字金融的业务形态 |
| 4.1.1 网络支付 |
| 4.1.2 网络融资 |
| 4.1.3 财富管理 |
| 4.1.4 网络保险 |
| 4.1.5 互联网征信 |
| 4.2 中国数字金融发展特征 |
| 4.2.1 中国数字金融发展脉络 |
| 4.2.2 中国数字金融指标体系 |
| 4.2.3 中国数字金融发展特征评价 |
| 4.3 中国数字金融发展问题及趋势 |
| 4.3.1 中国数字金融发展问题 |
| 4.3.2 中国数字金融发展趋势 |
| 4.4 中国农民收入增长的演变历程 |
| 4.4.1 超常规增长阶段(1978-1984 年) |
| 4.4.2 波动低速增长阶段(1985-2003 年) |
| 4.4.3 高速增长阶段(2004-2012 年) |
| 4.4.4 新常态增长阶段(2013-2019 年) |
| 4.5 农民收入增长的结构变化 |
| 4.5.1 农民收入结构变化 |
| 4.5.2 结构变动的收入增长贡献 |
| 4.5.3 农民收入的形态结构分析 |
| 4.6 农民收入增长的地区差异及空间分布特征 |
| 4.6.1 各地区农民收入增长时期差异 |
| 4.6.2 农民收入增长的变异系数分析 |
| 4.6.3 四大区域的农民收入增长差异 |
| 4.6.4 农民收入增长的空间分布特征 |
| 4.7 数字金融与农民收入的相关分析 |
| 4.7.1 数字金融与农民收入的相关性分析 |
| 4.7.2 数字金融与农民收入结构的相关性分析 |
| 4.7.3 数字金融与各区域农民收入的相关性分析 |
| 4.8 本章小结 |
| 第5章 数字金融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总效应分析 |
| 5.1 引言 |
| 5.2 模型构建、变量选取与估计策略 |
| 5.2.1 模型构建 |
| 5.2.2 变量选取 |
| 5.2.3 估计策略 |
| 5.3 计量结果分析 |
| 5.3.1 数字金融与农民收入增长 |
| 5.3.2 数字金融与农民收入结构 |
| 5.3.3 区域差异分析 |
| 5.3.4 分位数回归 |
| 5.4 本章小结 |
| 第6章 数字金融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非线性及空间溢出效应分析 |
| 6.1 引言 |
| 6.2 数字金融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非线性效应分析 |
| 6.2.1 模型与变量 |
| 6.2.2 数字金融门槛效应结果分析 |
| 6.2.3 人力资本门槛效应结果分析 |
| 6.3 数字金融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空间溢出效应分析 |
| 6.3.1 空间相关性检验 |
| 6.3.2 空间计量模型构建 |
| 6.3.3 空间计量结果分析 |
| 6.4 本章小结 |
| 第7章 数字金融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作用机制分析:经济增长渠道 |
| 7.1 引言 |
| 7.2 模型设定、变量选择与统计分析 |
| 7.2.1 模型设定 |
| 7.2.2 变量选择 |
| 7.2.3 统计分析 |
| 7.3 数字金融与经济增长的计量分析 |
| 7.3.1 基于总体样本的计量分析 |
| 7.3.2 基于细分样本的计量分析 |
| 7.4 数字金融、经济增长与农民收入增长的计量分析 |
| 7.4.1 数字金融、经济增长与农民收入增长 |
| 7.4.2 拓展性讨论 |
| 7.5 本章小结 |
| 第8章 数字金融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作用机制分析:农户创业渠道 |
| 8.1 引言 |
| 8.2 模型、变量与数据 |
| 8.2.1 模型设定 |
| 8.2.2 变量选择 |
| 8.2.3 数据来源 |
| 8.2.4 描述性统计 |
| 8.3 数字金融与农户家庭增收 |
| 8.3.1 数字金融使用与农户家庭增收 |
| 8.3.2 社区数字金融水平对农户家庭增收的溢出效应 |
| 8.3.3 农户家庭异质性分析 |
| 8.4 作用机制分析 |
| 8.4.1 数字金融与农户创业活动 |
| 8.4.2 数字金融与农户创业绩效 |
| 8.4.3 拓展性讨论:数字金融与农户非农就业 |
| 8.5 本章小结 |
| 第9章 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
| 9.1 研究结论 |
| 9.2 政策建议 |
| 9.2.1 推进农村数字金融有效普及 |
| 9.2.2 加快数字金融发展 |
| 9.2.3 完善数字金融监管 |
| 9.2.4 加强消费权益保护 |
| 9.3 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的科研成果 |
（4）论失信联合惩戒中的信用修复（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 问题提出 |
| 二 文章结构 |
| 三 文献综述 |
| 四 研究方法 |
| 第一章 失信联合惩戒与信用修复 |
| 第一节 失信联合惩戒制度的缘起及现状 |
| 一 失信联合惩戒制度的缘起 |
| 二 失信联合惩戒的规范现状 |
| 第二节 失信联合惩戒的基本架构 |
| 一 失信联合惩戒的运行机制 |
| 二 失信联合惩戒的分类 |
| 三 行政性失信联合惩戒的法律定性 |
| 第三节 信用修复的功能分析 |
| 一 信用修复之于行政相对人 |
| 二 信用修复之于依法行政 |
| 第二章 信用修复的适用对象 |
| 第一节 可以信用修复失信行为的范围界定 |
| 一 可以信用修复的失信行为界定方法 |
| 二 不予信用修复失信行为界定的具体标准 |
| 第二节 适用对象设定中存在的问题 |
| 一 未形成完整的设定规范体系 |
| 二 可信用修复的适用对象范围过窄 |
| 三 缺乏“严重性”裁量基准 |
| 四 单一的主观恶性判断标准 |
| 第三节 信用修复适用对象设定的原则 |
| 一 应当遵循法律保留原则 |
| 二 应当遵循比例原则 |
| 第三章 信用修复中的信用行为 |
| 第一节 信用行为设定的规范现状 |
| 一 信用行为的已有规定 |
| 二 信用行为的类型 |
| 第二节 信用行为设定中存在的缺陷与不足 |
| 一 信用行为完成限度设定不明确 |
| 二 信用行为设定内容与修复内容缺乏关联性 |
| 三 行政机关职责过于宽泛 |
| 第三节 信用行为设定调整优化的思路 |
| 一 确定信用行为完成限度的设定基础 |
| 二 明确信用行为与修复内容的关联性基础 |
| 三 构建公私合作的关联机制 |
| 第四章 信用修复效果的实现 |
| 第一节 修复效果的现有规定 |
| 一 实施主体 |
| 二 法律效果 |
| 第二节 修复效果实现面临的实施难题 |
| 一 修复方法易造成无效修复 |
| 二 与相关法律规范的无法衔接 |
| 第三节 推动修复效果得以实现的建议 |
| 一 建立限制查询的规则 |
| 二 调和与其他法律规范衔接关系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5）农村金融机构产权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内容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章 农村金融机构产权的理论基础 |
| 第一节 国内外研究综述 |
| 一、产权:一个比较视角的认知 |
| 二、金融产权:产权理论在金融领域的延伸 |
| 三、金融机构产权:金融机构发展的制度基础 |
| 四、农村金融机构产权:亟待深入的关键领域 |
| 第二节 理论借鉴 |
| 一、企业产权理论 |
| 二、制度金融理论 |
| 第二章 农村金融机构产权的概念框架 |
| 第一节 农村金融机构的演进与本相 |
| 一、农村金融机构的演进 |
| 二、农村金融机构的本相 |
| 第二节 农村金融机构产权的概念与特征 |
| 一、农村金融机构产权的概念 |
| 二、农村金融机构产权的特征 |
| 第三节 农村金融机构产权的结构 |
| 一、宏观维度的农村金融机构产权 |
| 二、微观维度的农村金融机构产权 |
| 第三章 农村金融机构产权演化的历程、逻辑与经验 |
| 第一节 农村金融机构产权演化的语境 |
| 一、从亲缘信用向契约信用的农村信用转型 |
| 二、工业化、城市化背景下的“三农”落后 |
| 三、新时代乡村振兴战略的现实要求 |
| 第二节 农村金融机构产权演化的历程 |
| 一、计划经济时期的中国农村金融机构产权演化 |
| 二、改革开放时期的中国农村金融机构产权演化 |
| 第三节 农村金融机构产权演化的历史逻辑 |
| 一、政府主导的自上而下的强制性制度变迁 |
| 二、以所有权改革为主的演进模式 |
| 三、顶层设计缺位下的试错性改革思维 |
| 第四节 农村金融机构产权演化的历史经验 |
| 一、农村金融机构产权演化的基本成效 |
| 二、农村金融机构产权演化的经验总结 |
| 第四章 农村金融机构产权的异化 |
| 第一节 农村金融机构产权的现状分析 |
| 一、政策性农村金融机构的产权安排 |
| 二、商业性农村金融机构的产权安排 |
| 三、合作性农村金融机构的产权安排 |
| 第二节 农村金融机构产权异化的表现 |
| 一、宏观维度的农村金融机构产权异化 |
| 二、微观维度的农村金融机构产权异化 |
| 第五章 农村金融机构产权异化的归因 |
| 第一节 农村金融机构产权异化的制度成因 |
| 一、农村金融机构产权的供给缺位 |
| 二、农村金融机构产权的供给错位 |
| 三、农村金融机构产权的供给越位 |
| 第二节 农村金融机构产权供给异化的深层机理 |
| 一、农村金融机构产权供给中的法制缺失 |
| 二、农村金融机构产权供给中的供需失衡 |
| 三、农村金融机构产权供给中的目标冲突 |
| 第六章 农村金融机构产权的历史经验借鉴 |
| 第一节 发达国家农村金融机构产权的历史演进 |
| 一、美国的农村金融机构产权 |
| 二、法国的农村金融机构产权 |
| 三、日本的农村金融机构产权 |
| 四、韩国的农村金融机构产权 |
| 第二节 发展中国家农村金融机构产权的历史演进 |
| 一、巴西的农村金融机构产权 |
| 二、印度的农村金融机构产权 |
| 三、孟加拉国的农村金融机构产权 |
| 第三节 域外农村金融机构产权的历史经验借鉴 |
| 一、重视法律制度的根本性作用 |
| 二、坚持合作制的基础性地位 |
| 三、重视国家的扶持性作用 |
| 四、优化机构间的产权联结 |
| 第七章 农村金融机构产权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制度创新 |
| 第一节 农村金融机构产权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总体框架 |
| 一、农村金融机构产权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需求指引 |
| 二、农村金融机构产权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核心目标 |
| 三、农村金融机构产权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基本原则 |
| 四、农村金融机构产权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基本路径 |
| 五、农村金融机构产权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基本方向 |
| 第二节 农村金融机构产权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制度创新 |
| 一、构建以农业经营主体为主的农村金融机构产权主体制度 |
| 二、建立有序的农村金融机构国有股权退出制度 |
| 三、完善农村金融机构组织治理制度 |
| 四、深化省联社管理体制改革 |
| 五、推动合作制农村金融机构产权的法律重构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 攻读学位期间的研究成果 |
（6）论违约债券交易风险防范（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言 |
| 一、研究背景与研究的意义价值 |
| 二、研究文献综述 |
| 三、研究思路与框架 |
| 四、研究方法 |
| 五、创新点与不足之处 |
| 第一章 违约债券交易概述 |
| 第一节 债券市场关于违约问题的变化历程 |
| 一、20世纪90年代企业债券违约事件 |
| 二、20世纪末至2013年债券市场“零违约”神话 |
| 三、2014年到2017年债券市场违约常态化趋势形成 |
| 四、2018年至今债券市场违约数量及规模出现“新常态” |
| 第二节 违约债券市场违约情况分析 |
| 一、整体违约率仍然处于相对较低水平 |
| 二、违约主体性质多元化,民营企业占比较高 |
| 三、违约债券种类多样化 |
| 四、违约债券发行地域既有集中趋势亦有分散态势 |
| 第三节 违约债券 |
| 一、违约债券的定义 |
| 二、可交易违约债券范围 |
| 三、违约债券的“债性”与“券性” |
| 四、违约债券相较于普通债券所蕴含的特性 |
| 五、违约债券与高收益债券之间关系 |
| 第四节 违约债券交易 |
| 一、被限制的违约债券交易及产生的弊端 |
| 二、违约债券交易现状分析 |
| 三、违约债券交易制度分析 |
| 四、违约债券交易的经济学原理分析 |
| 五、违约债券交易的意义 |
| 第二章 违约债券交易风险 |
| 第一节 违约债券一般性风险 |
| 一、信用风险 |
| 二、价格风险 |
| 三、流动性风险 |
| 四、再投资风险 |
| 第二节 次生风险 |
| 一、以18洛娃科技MTN001为例 |
| 二、次生风险防范的重要性 |
| 三、次生风险防范的逻辑 |
| 第三节 内幕交易风险 |
| 一、以Ft.HowardCorp案与HarcourtBraceJovanovich案为例 |
| 二、内幕交易对市场效率的损害 |
| 三、内幕交易规制的理论争议 |
| 第四节 虚假陈述风险 |
| 一、以 Miller v. New Am. High Income Fund 案2为例 |
| 二、虚假陈述行为的认定 |
| 三、虚假陈述对债券市场的影响 |
| 第五节 系统性风险 |
| 一、系统性缔约 |
| 二、契约群 |
| 三、市场主体的群体性 |
| 第三章 违约债券风险防范理论基础 |
| 第一节 风险监管理论 |
| 一、风险监管理论基础 |
| 二、法律不完备理论 |
| 三、外部监管质疑论 |
| 第二节 金融风险管理理论 |
| 一、理论概述 |
| 二、金融风险管理方法 |
| 三、金融风险管理悖论 |
| 第三节 风险防范法律规范化 |
| 一、法律规范化的原因与作用 |
| 二、法律解释论 |
| 三、风险防范法律规范化路径 |
| 第四章 违约债券风险防范制度之检视 |
| 第一节 风险防范规则匮乏且针对性欠缺 |
| 一、长期边缘化的债券规则 |
| 二、债券风险防范规则缺失且未能体现债券特性 |
| 三、缺乏符合违约债券特性的风险防范制度 |
| 第二节 风险防范方式行政色彩浓厚 |
| 一、行政式风险防范的表现 |
| 二、主要通过管制手段防范风险 |
| 三、行政式风险防范对违约债券交易的影响 |
| 第三节 债券风险防范规则体系混乱 |
| 一、两个市场,三套制度 |
| 二、三足鼎立的监管格局 |
| 三、上位法缺失与差异化规则 |
| 第四节 市场中介主体未能起到风险“减缓器”的作用 |
| 一、市场中介主体偏离预期定位 |
| 二、信用评级机构 |
| 三、债券受托管理人 |
| 四、信用增进机构 |
| 第五章 域外违约债券交易风险防范制度比较借鉴 |
| 第一节 违约债券风险防范制度概述 |
| 一、是否就高收益债券单独立法的争议 |
| 二、高收益债风险防范理念 |
| 三、高收益债券风险防范体系 |
| 第二节 市场透明度体系 |
| 一、TRACE系统 |
| 二、违约债券市场是否需要提升透明度的争议 |
| 三、TRACE 系统对市场风险防范的效果—以内幕交易规制效果为例 |
| 第三节 违约债券交易风险防范主体制度 |
| 一、高收益债市场投资者结构 |
| 二、投资者准入制度的争议 |
| 三、受到限制的保险公司 |
| 四、完全禁止的储蓄机构 |
| 第四节 违约债券市场信息披露制度 |
| 一、信息披露是风险防范制度的核心 |
| 二、违约债券信息披露规则 |
| 三、未妥善信息披露规则的惩罚措施 |
| 第五节 信用评级 |
| 一、信用评级机构角色的转变 |
| 二、评级机构监管制度之变化 |
| 三、针对高收益债券所作出的特殊性规定 |
| 第六节 风险管理工具 |
| 一、风险管理工具对违约债券市场的作用 |
| 二、信用违约互换自身的风险 |
| 三、信用违约互换的法律监管变化 |
| 第六章 风险防范制度应遵循的理念 |
| 第一节 坚持市场化与法制化为根本路径 |
| 一、厘清政府与市场的关系 |
| 二、市场化与法制化的内涵与作用 |
| 三、市场化与法制化的互动逻辑 |
| 第二节 单一性规范与涉众性规范妥善分层与结合 |
| 一、债券特性决定了需要单一性规范与涉众性规范结合适用 |
| 二、单一性规范为违约债券风险防范之基础 |
| 三、涉众性规范侧重于防范市场整体性风险 |
| 第三节 针对性规范与统一性规范相结合 |
| 一、债券市场风险防范制度应实现统一规范 |
| 二、违约债券交易风险防范制度应纳入债市风险防范框架内 |
| 三、通过针对性规范适应违约债券交易特性 |
| 第四节 金融效率与金融安全平衡理念 |
| 一、金融效率原则 |
| 二、金融安全理念 |
| 三、效率与安全平衡 |
| 第七章 构建多层次违约债券交易风险防范体系 |
| 第一节 市场整体层次 |
| 一、构建统一违约债券交易市场 |
| 二、提升市场透明度 |
| 三、构建市场风险预警机制 |
| 第二节 市场规范层次 |
| 一、完善多层次规范体系 |
| 二、规范统一的可能性与现实路径 |
| 三、现阶段以改进自律规则为主 |
| 第三节 司法制度层次 |
| 一、同种类债券法律适用标准统一 |
| 二、改进制度保障风险防范机制有效运行 |
| 三、妥善发挥审判延伸职能多元化风险防范方式 |
| 第四节 市场监管层次 |
| 一、统一监管的可能性与壁垒 |
| 二、应改进债券市场监管执法 |
| 三、完善债券监管问责制度 |
| 第五节 市场中介主体层次 |
| 一、信用评级机构 |
| 二、信用风险管理工具 |
| 三、债券受托管理人 |
| 第六节 市场主体层次 |
| 一、针对性信息披露制度 |
| 二、投资者准入制度 |
| 三、投资者风险预防机制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在读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与研究成果 |
| 后记 |
（7）地方政府投融资模式创新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选题目的 |
| 1.2 研究背景 |
| 1.3 文献综述 |
| 1.3.1 关于地方政府投融资概念界定 |
| 1.3.2 关于地方政府投融资活动效率或效果 |
| 1.3.3 关于地方政府投融资风险防范化解方面 |
| 1.3.4 关于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公司转型 |
| 1.3.5 关于地方政府投融资模式创新和改革 |
| 1.3.6 综合述评 |
| 1.4 研究思路和方法 |
| 1.5 研究创新和不足之处 |
| 1.6 本章小结 |
| 第2章 主要概念与基本理论 |
| 2.1 概念界定 |
| 2.1.1 投资、融资和投融资 |
| 2.1.2 政府投融资和地方政府投融资 |
| 2.1.3 公共基础设施 |
| 2.1.4 财政政策与财政投资 |
| 2.2 相关基本理论 |
| 2.2.1 公共产品理论和公共产品供给理论 |
| 2.2.2 政府投资理论 |
| 2.2.3 政府债务理论 |
| 2.3 地方政府投融资行为的理论依据 |
| 2.3.1 理论分析 |
| 2.3.2 实证检验 |
| 2.4 财政投资政策边界和投融资风险的理论分析 |
| 2.4.1 IS-LM模型的修正 |
| 2.4.2 财政投资政策的债务边界约束 |
| 2.4.3 财政投资政策的预期收益边界约束 |
| 2.5 本章小结 |
| 第3章 地方政府投融资模式创新的逻辑起点——融资平台公司 |
| 3.1 地方政府投融资的动因 |
| 3.2 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的性质与发展过程 |
| 3.2.1 地方融资平台的概念以及与地方财政的关系 |
| 3.2.2 地方融资平台的发展历程 |
| 3.3 主要城市融资平台发展情况 |
| 3.3.1 以内部资金循环实现整体可持续发展为主要特征的上海模式 |
| 3.3.2 以构建风险防控“三不”防火墙为主要特征的重庆模式 |
| 3.3.3 以借贷资金“借、用、管、还”封闭性运作为主要特点的天津模式 |
| 3.4 地方政府投融资平台的实践经验和债务风险 |
| 3.4.1 地方政府投融资平台的实践经验 |
| 3.4.2 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公司发展过程中蕴含的风险 |
| 3.5 政府融资平台的未来发展方向 |
| 3.6 本章小结 |
| 第4章 地方政府投融资模式创新之一——地方政府自主发行债券 |
| 4.1 地方政府自主发行债券进程 |
| 4.2 地方政府债券自主发债的效果 |
| 4.3 地方政府发行债券存在的问题 |
| 4.4 完善地方政府债券自主发债的政策建议 |
| 4.5 本章小结 |
| 第5章 地方政府投融资模式创新之二——PPP模式 |
| 5.1 PPP模式的基本原理 |
| 5.1.1 PPP模式的概念 |
| 5.1.2 PPP模式的典型特征 |
| 5.1.3 推广PPP模式的意义 |
| 5.2 PPP模式发展情况 |
| 5.3 PPP模式中的财政责任与流程 |
| 5.3.1 PPP模式中的财政责任 |
| 5.3.2 以财政改革为契机,重构PPP管理流程 |
| 5.4 PPP模式存在的问题分析 |
| 5.4.1 制度体系不健全,顶层设计欠缺 |
| 5.4.2 各级政府部门的认识不到位,单纯作为新型融资模式 |
| 5.4.3 项目操作程序不规范,定价机制不合理 |
| 5.4.4 项目落地率低,后续融资困难 |
| 5.4.5 风险共担机制弱化,风险收益不对等 |
| 5.4.6 违规实施钻空子,变相积累债务风险 |
| 5.4.7 地域发展不平衡、行业分布不均衡 |
| 5.5 运用PPP模式是否增加财政运行风险的实证分析 |
| 5.5.1 指标构建与模型设定 |
| 5.5.2 数据说明 |
| 5.5.3 面板回归 |
| 5.6 完善PPP模式的政策建议 |
| 5.7 本章小结 |
| 第6章 地方政府投融资模式创新之三——政府投资基金 |
| 6.1 国外政府投资基金实践和理论研究情况 |
| 6.2 我国政府投资基金运行情况 |
| 6.3 政府投资基金发展中存在的风险 |
| 6.4 规范政府投资基金发展的政策建议 |
| 6.5 本章小结 |
| 第7章 当前地方政府投融资模式的风险分析 |
| 7.1 地方投融资行为的风险传导机制 |
| 7.1.1 国内风险传导机制 |
| 7.1.2 国际风险诱导机制 |
| 7.2 风险的逐步显现 |
| 7.2.1 整体杠杆率维持高位 |
| 7.2.2 与地方投融资行为相关的风险现状 |
| 7.3 地方政府投融资风险分析——基于KMV模型 |
| 7.3.1 模型和数据 |
| 7.3.2 实证模型 |
| 7.3.3 相关结论和分析 |
| 7.4 本章小结 |
| 第8章 完善地方政府投融资模式的政策建议 |
| 8.1 地方政府投融资体制改革的国际经验借鉴 |
| 8.1.1 通过政府投融资筹集建设资金 |
| 8.1.2 开展基础设施的私有化改制 |
| 8.1.3 保持政府对基础设施等领域的调控作用 |
| 8.1.4 防控地方债务引发的系统性风险 |
| 8.1.5 国际投融资运作经验对我国的启示 |
| 8.2 推进地方政府投融资模式创新的政策建议 |
| 8.2.1 加快特许经营和PPP领域立法,健全投融资法律框架 |
| 8.2.2 健全地方政府投融资体制改革的长效机制 |
| 8.2.3 本着量力而行的原则,科学合理地确定政府投资项目 |
| 8.2.4 简化投融资管理体制,营造便捷高效的营商环境 |
| 8.2.5 进一步加强债务管理,严格防范化解债务风险 |
| 8.3 本章小结 |
| 参考文献 |
| 在学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与研究成果 |
| 后记 |
（8）金融法剩余立法权的司法主张（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问题的提出 |
| 二、研究价值及意义 |
| 三、文献综述 |
| 四、主要研究方法 |
| 五、论文结构 |
| 六、论文主要创新及不足 |
| 第一章 剩余立法权生成逻辑及其运行基础 |
| 第一节 剩余立法权基本释义 |
| 一、立法权基本概念 |
| 二、何为剩余立法权 |
| 第二节 剩余立法权何以生成 |
| 一、立法不作为中的剩余立法权的产生 |
| 二、立法转型过程中剩余立法权的产生 |
| 三、统一法律适用中剩余立法权的产生 |
| 第三节 两大法系剩余立法权运行的镜鉴 |
| 一、普通法系剩余立法权运行概述 |
| 二、大陆法系剩余立法权运行概述 |
| 第四节 剩余立法权的边界及其约束 |
| 一、剩余立法权与原生性立法权的边界 |
| 二、剩余立法权权力行使的约束及监督 |
| 第五节 剩余立法权司法主张的意蕴与涵摄 |
| 一、剩余立法权司法主张的意蕴 |
| 二、剩余立法权司法主张的进路 |
| 第二章 金融变革语境中的剩余立法权 |
| 第一节 金融的深化与创新 |
| 一、行政性金融向普惠性金融的转变 |
| 二、传统性金融向创新性金融的转变 |
| 三、资本不足向透明度不彰风险转变 |
| 四、资金融通向财富管理的功能转变 |
| 五、金融抑制向金融深化的理念转变 |
| 六、间接融资向直接融资的模式转变 |
| 第二节 金融变革中的金融法律关系要素更新 |
| 一、金融法律关系内容的变化 |
| 二、金融法律关系主体的扩大 |
| 三、金融交易权义结构的更新 |
| 四、金融交易对象范围的发展 |
| 五、金融法律条款技术性增强 |
| 第三节 实定法状态下金融法运行的追问 |
| 一、金融立法真的已经逻辑自足了吗? |
| 二、法官适用金融法真的没有续造吗? |
| 三、金融立法与金融司法真的无涉吗? |
| 四、适用创新真的打破成文法体系吗? |
| 第四节 金融法剩余立法权司法主张的法理基础 |
| 一、金融法剩余立法权司法主张是针对法律建构主义的修正 |
| 二、金融法剩余立法权司法主张是对立法实践不完美的确认 |
| 三、金融法剩余立法权司法主张是维护法律实质公平的选择 |
| 四、金融法剩余立法权司法主张是适应经济基础巩固的需要 |
| 第五节 金融法剩余立法权司法主张的现实动因 |
| 一、金融的开放性与广域性致使法律无法实现无缝规制 |
| 二、法律运行中人化努力不足与人际差别对金融法误解 |
| 三、“不得拒绝裁判”形成剩余立法权司法主张的时机 |
| 四、金融法的渊源为司法主张其剩余立法权生成了空间 |
| 第六节 金融法剩余立法权司法主张的悖论破解 |
| 一、成文法体系中金融法剩余立法权司法主张的可能性 |
| 二、金融法律规则与金融司法裁判规则贯通的逻辑梳理 |
| 三、金融立法强制保留与剩余立法权行使的合法性辨正 |
| 四、金融法剩余立法权司法主张的民意基础扩张性阐释 |
| 第三章 金融法剩余立法权的分配与可能路径比较 |
| 第一节 监管立法行使金融法剩余立法权的理论与实践 |
| 一、金融监管立法的价值理念 |
| 二、金融监管立法的轨迹描述 |
| 三、金融监管立法的基本评价 |
| 第二节 自律规则行使金融法剩余立法权的理论与实践 |
| 一、金融行业自律规则的一般概述 |
| 二、金融行业自律规则的一般概述 |
| 三、金融行业自律规则的基本评价 |
| 第三节 金融政策行使金融法剩余立法权的理论与实践 |
| 一、金融政策的一般概述 |
| 二、金融政策的运行描述 |
| 三、金融政策的基本评价 |
| 第四节 司法机关行使金融法剩余立法权的理论与实践 |
| 一、司法机关行使金融法剩余立法权的基本理据 |
| 二、司法机关行使金融法剩余立法权的现实描绘 |
| 三、司法机关行使金融法剩余立法权的基本评价 |
| 第四章 金融法剩余立法权司法主张的持法达变理念 |
| 第一节 金融领域发展之“变” |
| 一、金融交易领域的创新之变 |
| 二、金融交易领域的人性之变 |
| 三、金融交易领域的未来之变 |
| 第二节 金融领域之变的法律依归 |
| 一、金融领域不能脱法治理 |
| 二、金融领域不能守法不变 |
| 三、金融领域不能屈法而行 |
| 第三节 金融法剩余立法权司法主张的持法达变基因 |
| 一、金融变法之现实不可能 |
| 二、金融深化之现实不可逆 |
| 三、持法达变之现实不可缺 |
| 第四节 持法达变理念下金融法剩余立法权司法主张的正当性 |
| 一、司法主张金融法剩余立法权不可替代 |
| 二、持法达变对简单依法办事观念的完善 |
| 三、持法达变理念之于金融司法的契合性 |
| 第五章 金融法剩余立法权司法主张的实现机制 |
| 第一节 利益衡量视角下的金融法剩余立法权的司法实现 |
| 一、金融司法裁判中利益衡量运用基础 |
| 二、金融司法裁判利益衡量运用之调适 |
| 三、金融司法裁判利益衡量之具体展开 |
| 第二节 金融领域指导案例的优化与发展 |
| 一、拓展金融指导案例功能,明确金融指导案例的法律地位 |
| 二、以金融指导案例为试点,法定化金融指导案例基本效力 |
| 三、赋予金融法院相应权力,优化金融指导案例的生成机制 |
| 四、明确法律纠纷参照规则,提升金融指导案例适用的刚性 |
| 五、建立案例偏离报告制度,完善金融指导案例的适用规范 |
| 第三节 金融法造法性司法解释的发展与应用 |
| 一、金融法造法性司法解释的发展进路 |
| 二、金融法造法性司法解释的生成原则 |
| 三、金融法造法性司法解释的权力配置 |
| 四、金融法造法性司法解释的权力约束 |
| 余论 |
| 参考文献 |
| 在读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与研究成果 |
| 致谢 |
（9）股票期现跨市场操纵监管法律制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2 研究目标与意义 |
| 1.2.1 研究目标 |
| 1.2.2 研究意义 |
| 1.3 研究方法 |
| 1.3.1 实证分析法 |
| 1.3.2 规范分析法 |
| 1.3.3 历史研究法 |
| 1.3.4 比较分析法 |
| 1.4 文献综述 |
| 1.4.1 跨市场操纵的可行性问题 |
| 1.4.2 跨市场操纵的本体论问题 |
| 1.4.3 跨市场操纵的监管法律制度 |
| 1.4.4 经济法理念和制度治理跨市场操纵的优势 |
| 1.5 研究逻辑思路与内容(图) |
| 1.6 难点与贡献 |
| 1.6.1 难点 |
| 1.6.2 创新 |
| 1.7 不足与展望 |
| 第2章 股票期现跨市场操纵的基本模式 |
| 2.1 跨市场操纵的生成逻辑 |
| 2.1.1 跨市场交易的界定 |
| 2.1.2 跨市场交易的类型 |
| 2.1.3 跨市场操纵的生成 |
| 2.2 交易型跨市场操纵模式 |
| 2.2.1 股价指数的可操纵性 |
| 2.2.2 交易型跨市场操纵的内在机理 |
| 2.2.3 交易型跨市场操纵的实施策略之一:操纵指数权重股 |
| 2.2.4 交易型跨市场操纵的实施策略之二:操纵期指合约 |
| 2.3 信息型跨市场操纵模式 |
| 2.3.1 资本市场的信息传递机制 |
| 2.3.2 信息型跨市场操纵的内在机理 |
| 2.3.3 信息型跨市场操纵的实施策略 |
| 2.4 跨境型跨市场操纵模式 |
| 2.4.1 资本市场国际一体化进程 |
| 2.4.2 跨境型跨市场操纵的内在机理 |
| 2.4.3 跨境型市场操纵的实施策略 |
| 第3章 股票期现跨市场操纵的系统性风险演变 |
| 3.1 单市场操纵所蕴含风险的非系统性:以股票市场为例分析 |
| 3.1.1 市场操纵的价格波动风险 |
| 3.1.2 单市场操纵风险的表现 |
| 3.1.3 单市场操纵风险的特质 |
| 3.2 衍生品市场操纵蕴含风险的系统性端倪:以期指市场为例分析 |
| 3.2.1 期指市场的诞生 |
| 3.2.2 期指市场的特有属性 |
| 3.2.3 期指市场操纵风险的特质 |
| 3.3 跨市场操纵风险的系统性演变 |
| 3.3.1 资本市场的融通变革 |
| 3.3.2 跨市场操纵风险系统性演变的机理:跨市场信息传导机制 |
| 3.3.3 跨市场操纵风险系统性演变的渠道:跨市场价格关联机制 |
| 3.3.4 跨市场操纵风险的系统性展现 |
| 第4章 市场操纵监管法律制度的失灵 |
| 4.1 监管权配置的失衡 |
| 4.1.1 市场操纵监管主体的梳理 |
| 4.1.2 宏观审慎监管主体缺位 |
| 4.1.3 监管协作机制有待完善 |
| 4.1.4 监管体制的“倒金字塔”结构 |
| 4.2 监管权运行的失范之一:操纵禁止规范滞后 |
| 4.2.1 市场操纵禁止规范的梳理 |
| 4.2.2 缺失的金融衍生品交易基本规则 |
| 4.2.3 市场分割的规范体系 |
| 4.2.4 逻辑混乱的规范结构 |
| 4.3 监管权运行失范之二:操纵行为实质认知失当 |
| 4.3.1 市场操纵实质界定的梳理 |
| 4.3.2 立法中价量控制界定的“似是而非” |
| 4.3.3 实践中交易量控制界定的“舍本逐末” |
| 第5章 市场操纵本质的新认知及监管创新 |
| 5.1 域外市场操纵本质认知的考察 |
| 5.1.1 欺诈理论 |
| 5.1.2 市场欺诈理论 |
| 5.1.3 价格操纵理论 |
| 5.2 既有市场操纵本质认知的困境 |
| 5.2.1 疏离于市场操纵的实施机理 |
| 5.2.2 隐含监管权力滥用的危险 |
| 5.2.3 局限于对市场操纵的微观监管 |
| 5.2.4 聚焦于对操纵者的事后惩治 |
| 5.3 市场操纵本质的新认知 |
| 5.3.1 对价格控制能力的关注 |
| 5.3.2 市场优势与操纵行为的关联 |
| 5.3.3 滥用市场优势控制价格 |
| 5.4 统合式监管框架设计及实施路径 |
| 5.4.1 统合式监管框架设计思路 |
| 5.4.2 统合式监管框架的实现路径 |
| 第6章 股票期现跨市场操纵风险监管法律制度构建 |
| 6.1 跨市场操纵的宏观审慎监管理念 |
| 6.1.1 宏观审慎监管释义 |
| 6.1.2 宏观审慎监管与跨市场操纵的契合 |
| 6.1.3 跨市场操纵宏观审慎监管的展开 |
| 6.2 域外跨市场操纵监管主体的梳理 |
| 6.2.1 美国的跨市场操纵监管的主体 |
| 6.2.2 英国的跨市场操纵监管的主体 |
| 6.2.3 日本的跨市场操纵监管的主体 |
| 6.3 跨市场操纵风险监管体系设计 |
| 6.3.1 建立资本市场的宏观审慎监管框架 |
| 6.3.2 完善资本市场的监管协作机制 |
| 6.3.3 改进资本市场的微观监管结构 |
| 6.3.4 推进资本市场跨境监管协作机制 |
| 6.4 跨市场操纵防御性风险监管法律制度设计 |
| 6.4.1 设置差异性的资本市场合格投资者制度 |
| 6.4.2 完善资本市场投资者分类监管制度 |
| 6.4.3 改进跨市场大额交易登记制度 |
| 第7章 股票期现跨市场操纵行为监管法律制度完善 |
| 7.1 域外立法规制跨市场操纵的样本梳理 |
| 7.1.1 设置专门的跨市场操纵禁止规范 |
| 7.1.2 统合市场操纵禁止规范 |
| 7.1.3 改进市场分割的操纵禁止规范 |
| 7.2 跨市场操纵的实质独立性分析 |
| 7.2.1 跨市场操纵策略的理论纷争 |
| 7.2.2 跨市场操纵的理论类型 |
| 7.2.3 跨市场操纵策略的独立性分析 |
| 7.3 我国跨市场操纵行为监管法律制度改进 |
| 7.3.1 弥合市场分割立法体系的监管缝隙 |
| 7.3.2 优化市场操纵禁止规范框架 |
| 7.3.3 设置多元化市场操纵行为构成要件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论文以及参加科研情况 |
（10）信用评级有效性：问题、机制与应对（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导论 |
| 1.1 研究背景与问题 |
| 1.2 研究意义与创新之处 |
| 1.2.1 研究意义 |
| 1.2.2 创新之处 |
| 1.3 研究内容与结构 |
| 第二章 文献综述 |
| 2.1 信用评级的作用 |
| 2.1.1 国外相关研究 |
| 2.1.2 国内相关研究 |
| 2.2 信用评级的特点 |
| 2.2.1 复杂产品容易出现评级虚高 |
| 2.2.2 评级具有顺周期性 |
| 2.2.3 监管对评级影响较大 |
| 2.3 信用评级的决定因素 |
| 2.3.1 财务因素 |
| 2.3.2 公司治理因素 |
| 2.3.3 主权因素 |
| 2.4 信用评级有效性问题 |
| 2.4.1 评级有效性不足 |
| 2.4.2 影响评级有效性的作用机制 |
| 第三章 信用评级有效性研究 |
| 3.1 市场分析 |
| 3.1.1 债券市场分析 |
| 3.1.2 评级市场分析 |
| 3.2 信用评级信息价值:新信息视角 |
| 3.2.1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
| 3.2.2 研究设计 |
| 3.2.3 实证回归 |
| 3.2.4 小结 |
| 3.3 信用评级重要性:利差视角 |
| 3.3.1 信用利差理论分析 |
| 3.3.2 研究设计 |
| 3.3.3 实证回归 |
| 3.3.4 小结 |
| 第四章 信用评级有效性作用机制 |
| 4.1 理论模型 |
| 4.1.1 背景介绍 |
| 4.1.2 模型假设 |
| 4.1.3 情景分析 |
| 4.1.4 小结 |
| 4.2 利益冲突与声誉机制 |
| 4.2.1 研究思路 |
| 4.2.2 问题提出 |
| 4.2.3 研究假说 |
| 4.2.4 研究设计 |
| 4.2.5 实证回归 |
| 4.2.6 小结 |
| 4.3 发行方付费模式与投资方付费模式 |
| 4.3.1 两种付费模式对比分析 |
| 4.3.2 研究设计 |
| 4.3.3 实证回归 |
| 4.3.4 小结 |
| 第五章 信用评级有效性改进方法 |
| 5.1 现有评级体系分析 |
| 5.1.1 现有评级体系情况 |
| 5.1.2 从现有评级体系提炼核心指标 |
| 5.2 内部评级体系的构建 |
| 5.3 内部评级体系的运用 |
| 5.4 内部评级有效性的测度 |
| 5.4.1 信用利差测度 |
| 5.4.2 组合收益测度 |
| 5.5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研究结论与展望 |
| 6.1 研究结论 |
| 6.2 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在校期间的所有科研成果 |
四、弥合融资与信用的距离（论文参考文献）
- [1]数字经济与城乡包容性增长：基于数字技能视角[J]. 牟天琦,刁璐,霍鹏. 金融评论, 2021(04)
- [2]我国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的金融支持研究[D]. 许嘉禾. 山东大学, 2021(11)
- [3]数字金融与农民收入增长 ——作用机制与影响效应[D]. 王永仓. 西南大学, 2021(01)
- [4]论失信联合惩戒中的信用修复[D]. 徐萌. 上海师范大学, 2020(07)
- [5]农村金融机构产权研究[D]. 何松龄. 西南政法大学, 2020(07)
- [6]论违约债券交易风险防范[D]. 阮昊. 华东政法大学, 2020(02)
- [7]地方政府投融资模式创新研究[D]. 岳凯. 天津财经大学, 2020(06)
- [8]金融法剩余立法权的司法主张[D]. 朱飞. 华东政法大学, 2019(02)
- [9]股票期现跨市场操纵监管法律制度研究[D]. 石启龙. 辽宁大学, 2019(05)
- [10]信用评级有效性：问题、机制与应对[D]. 管超. 厦门大学, 2018(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