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温州商会再造“外地温州”（论文文献综述）
徐建卫,黄德海[1]（2019）在《中国商会研究的知识图谱分析》文中提出商会组织是社会治理的重要参与主体,关注商会改革发展是近年来学术研究的一个热点内容。运用知识图谱技术对中国商会研究的文献进行整理发现,国内商会研究态势良好,已形成多个研究基地,产生了具有高关注度和学术影响力的文献,理论研究与改革实践保持良好互动,促进了商会改革发展。但仍存在研究力量和学科分布不均衡、研究方法单一、对功能发挥的研究不足以及高质量文献减少等问题。因此,商会研究应突出若干重点方向,为商会组织发展和商会管理体制改革提供决策参考。
孙嘉遥[2]（2018）在《温州市民营经济优势弱化及政府应对策略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在交通不便、信息较为封闭、商品供不应求、市场价格不透明的年代,温州人通过解放思想,突破创新,勇于改革,率先发展民营经济,形成几十个全国闻名的专业市场。生产、批发都在全国勇立潮头,外贸经济也是全国的领头羊,先发优势明显,“温州模式”全国闻名。温州市民营经济取得的卓越成绩离不开政府突破旧有模式的大胆改革,离不开政府提供的宽松经营环境。但是,随着全国各地市场经济体制改革不断深化,温州市民营经济不进则退,优势逐步弱化,温州产业部分甚至整体外迁,产业转型升级缓慢,城市转型遭遇瓶颈。温州市民营经济的先发优势明显弱化,成本优势不再,要素优势不足,与全国一线城市差距越来越大,与周边落后城市的距离却越来越近。作为全国最早发展市场经济的地区之一,温州市民营经济发展的过程非常典型,如今温州模式面临的问题也是全国市场经济体制改革所面临的共性问题,因此,研究温州市民营经济优势弱化的原因和应对策略,具有超越区域经济发展的意义。本文在简要梳理温州市民营经济的基本特征、重要作用和发展优势的基础上,分析了温州市民营经济优势弱化的表现,着重从制度因素、创新因素、环境因素方面探究导致温州市民营经济弱化的政府管理原因,为此提出的应对策略是:加快政府体制改革,引导民营经济良性发展;鼓励技术创新和产学研合作,促进民营经济应用先进技术;发挥温州的特色优势,营造民营经济发展的良好氛围。
唐兴军[3]（2016）在《嵌入性治理：国家与社会关系视阈下的行业协会研究 ——以上海有色金属行业协会为个案》文中研究指明嵌入性治理是强调国家、行业协会与企业（市场）在坚守固有边界的同时又相互嵌入,这种嵌入既有源自国家的自主嵌入,也有因行业协会要求与依赖下的被动嵌入,二者在形式上相对分立,职能上交互嵌入的行业治理新模式。论文认为,嵌入性治理较之于传统管理模式,具有诸多优势,解决了以下几个现实问题：首先,通过政治嵌入行业协会之中,发挥行业协会在产业发展与转型、市场自律与调控中的积极作用,避免了国家直接干预行业企业的弊病,消除了国家“越俎代庖”的职能越位与错位等不和谐的市场治理方式,构建起现代柔性的市场调控手段；其次,国家通过组织、制度与利益嵌入,与行业协会建立起共生关系,消除了社会经济精英主动挑战执政党与国家权威的动力；再次,由于国家嵌入行业协会,并逐步内化到行业协会的组织肌体之中,增强了其汲取市场社会资源的能力,增加了国家社会互动的机会,夯实了执政党与政府的社会基础；最后,嵌入性治理能够更好的整合行业信息,减少信息在权力系统中传递的时间与失误,降低行政成本,有效缓冲政府与市场、社会间的摩擦。国家主要通过三种路径嵌入行业协会之中：一是制度嵌入,即国家依靠公共权力的强制手段与法律制度规训,实现对行业协会监督管理、引导规制的目标,制度嵌入的最优状态是行业协会治理的法治化；二是组织嵌入,即执政党和政府将组织植入并内化到行业协会之中,通过人员安排,组织架构、价值引领来实现对行业协会的引导与控制；三是利益嵌入,国家通过社会组织等级评估、政府购买服务等经济利益诱导,促使行业协会朝着有利于国家政策的方向发展。三种嵌入机制之间互相联结,相互增进,继而为嵌入性治理提供了坚实基础。其中,制度嵌入一方面为行业协会的存续提供了法律制度保障,另一方面增进了行业协会内部的规范化治理,促使行业协会积极有序地参与行业发展规制与自律；组织嵌入有利于行业协会的组织架构与国家—市场体系有机衔接,通过执政党与政府的组织植入,确保行业协会行动方向与国家治理的战略方向保持一致,增强行业协会的利益聚合与表达功能。更为重要的是,组织嵌入有利于夯实执政党与政府的合法性基础,增强执政党的社会利益整合功能；利益嵌入则是行业协会拓展公共空间,获取自身发展的经济资源的重要渠道。对执政党和政府而言,利益嵌入行业协会之中,有助于产业发展与转型升级政策的实施与贯彻。从上海有色金属行业协会的个案研究发现,国家嵌入对行业协会的合法性地位、组织结构、社会资源的汲取产生了积极的形塑作用,国家通过制度、组织与利益等路径嵌入行业协会之中,行业协会依据自身及行业企业的利益诉求进行策略性行动。通过互动交汇,行业协会原有的自主性逻辑以反嵌入和妥协的形式纳入到国家治理中。基于资源依赖与合法性追求的动机,行业协会对行业企业和国家产生双向依赖的形态,嵌入性治理体现了权力行使过程的一种转化,即国家在社会之上行使权力转化为通过社会行使权力。但是,国家作为嵌入主体,行业协会作为嵌入客体,双方在深入和持久的互动博弈过程中,国家往往通过调适嵌入方式以试图加深对行业协会的嵌入层次和程度；而行业协会为获得合法性地位和行政性资源,不但乐于接受国家的嵌入,而且借助政府等公共权力资源对政府职能进行反嵌入,进而形成一种相互型塑、联动嵌入、协同治理的网络格局,但是双方没有边界的互嵌将导致嵌入过度,最终导致行业协会的组织趋同僵化、治理绩效低下,因此适度嵌入成为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必然选择。而国家适度嵌入行业协会的实现有赖于嵌入机制的优化与改善：在制度嵌入方面,建立适度的规制与宽松的制度环境,减少对行业协会内部治理的微观干预,为行业协会的发展构建良好的外部制度环境,制度供给要以制度需求为基础,防止制度供给过剩和制度网络过密。在组织嵌入方面,规范执政党与政府等国家权力机构的职能,厘清国家与社会的边界。行业协会的组织结构与部门设置要以行业发展和会员需求为导向,而不是以政府的指令或政府职能的转移为中心,避免行业协会内化为“二政府”；淡化行业协会党组织的政治职能,强化其利益整合与服务职能。在利益嵌入方面,以项目制推进行业协会治理,构建开放的利益吸纳与整合机制,同时注重提升行业协会的自主治理与行业服务能力,行业协会在参与行业治理与公共服务提供中应以服务会员企业和整个行业为中心,而不是以契合政府利益,取悦于权力部门为目标。研究还表明：嵌入性治理绩效取决于国家嵌入程度,适度的政治嵌入有助于构建良性互动的合作治理体系,过度嵌入则导致行业协会的内卷化与自主性缺失。从本原来讲,行业协会应从属于市场和社会,而不是从属于国家（或政府）。要防止国家过度的自主性扩展,需要国家行为制度化和国家权力制约化,前者依托于法治建设,后者依托于民主建设。国家的组织嵌入、利益嵌入都需要以制度嵌入为基础,改变国家以自身需求为中心吸纳整合行业利益的单向度传统管理体制,不断拓展国家与社会间的“第三领域”,构建制度化、法治化的参与机制,将组织嵌入、观念利益嵌入逐步转向制度嵌入。这就要求国家在嵌入行业协会的过程中,坚持适度原则,通过调适制度嵌入、组织嵌入和利益嵌入的方式与程度,增进治理绩效,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进程。
张冠[4]（2014）在《嵌入性自组织：商会的组织化机制与路径研究 ——以J省的地缘性商会为案例》文中研究指明社会的再组织化是中国社会转型理论与实践的关键议题，随着新兴商人群体的日益壮大，地缘性商会作为商人群体“再组织化”的一种重要组织形式异军突起，其形成和发展展现了一种较为典型的社会组织发育机制和发展路径。在以往的商会研究中，学术界主要关注东南沿海地区的行业性商会，缺乏对内陆地区地缘性商会的关注，使我们无法进一步把握商会的全貌和本质。而且，已有研究更多关注商会与政府之间的关系，较少关注商会内部不同要素的相互关系，更对这两种关系的相互影响所言甚少。因此，本文选取东北J省的地缘性商会作为研究对象，并借助参与观察法、深度访谈法、文献法等研究方法对东北J省地缘性商会进行了实证调研，运用嵌入性自组织理论探讨在地方性情境下，地缘性商会的运作逻辑、机制、动力及其组织化路径。本文首先认为地缘关系所包含的情感因素和文化认同构成了商人自组织的基础。起初，在J省的外地商人因循地缘关系组建了作为J省地缘性商会前身的同乡会；随后，在地缘情感和文化认同的进一步作用下，J省非正式的同乡会转变为正式的地缘性商会。地缘性商会成立后则呈现出明显的自组织特征：市场资源的持续供给为地缘性商会提供了充足的自组织成本；地缘性商会中的关键群体构成了其相对稳定和有序的治理结构；在地缘性商会不断发展演化过程中，自组织基础也逐步由情感关系向混合关系过渡。这种自组织的实现机制主要表现在商会中的精英负担初始成本、商会自定规则和因地缘关系而产生的信任、互惠增进了商会内部的合作行为。本文还指出J省地缘性商会的自组织乃是经由组织、政治和人员等纽带嵌入于J省地方性情境。J省地方政府对于地缘性商会在吸引外部投资、助力地方公益和管理商人群体等方面的倚重是商会实现成功嵌入的关键。而通过嵌入J省地方权力——利益之网，商会能够更好地维护同乡商人的利益，商人群体也能够提升自身社会地位，获得地方政府掌握的资源。J省地缘性商会在发育过程中其自组织与嵌入性是相互影响的：一方面，通过嵌入，J省地缘性商会改变了与政府互动中的弱势地位，在与政府互动中获得了更多的话语权，并开始逐渐脱离对外部力量的依赖，依靠组织自身力量进行维权活动。另一方面，随着J省地缘性商会自组织力量的发育，其也在不断影响或倒逼地方政府改善市场投资环境和转变政府职能。J省地缘性商会的组织化过程实际上包含了两种不同类型的关系模式：其一乃是商会成员之间的互动交往，这构成了商会组织成立的最初动力；其二乃是商会成员同政府以及其他社会主体之间的互动交往，一定意义上这构成了商会组织发展的外部环境。这两类关系的区分意味着，商会的发展和运作一方面是商人群体基于文化符号、地缘传统以及共同利益的相对独立的自组织过程，另一方面其运作又与地方性的社会情境——经济发展水平、权力利益格局、政商关系模式等——保持紧密的关联，嵌入了独立于社会领域的政治经济格局之中。在此基础之上，本文提出“嵌入性自组织”的意义在于，首先将转型期中国社会组织的发育视为一个包含了一定独立性的连续过程，此一过程中，商会等类型社会组织的形成和发展的自组织机制嵌入于权力——利益格局主导的地方性情境之中；其次，这一概念试图去弥合关于社会组织发展中“官民性”的矛盾，即不单从国家与社会关系的角度讨论地缘性商会的发育问题，而是认为社会的自组织与国家的结构性限制可以存在于同一组织化过程；再次，嵌入性自组织是一种“强国家”背景下分析社会组织发育的理论模型，试图将作为分析背景的“国家与社会关系”纳入社会组织具体的发育机制与发育路径分析。本研究的实践价值在于，立足J省地缘性商会的研究探讨如何整合后单位社会时期面临“原子化”困局的新兴商人群体。面对这一难题，地缘关系提供了一条可行的组织化路径。地缘性商会将同一籍贯的商人群体有效地整合到商会组织之中，成为了商人群体自组织的基础。同时，地缘性商会一方面能够将国家的政策向商人群体传达，另一方面也可以代表商人群体向国家反映利益诉求，成为新型社会组织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也为国家实现社会治理、形成稳定的社会秩序提供了可能。因此，本文对于地缘性商会形成、运行等问题的研究有助于我们认清这样一种组织化形式的优势和不足，为中国商人群体的组织化问题提供参考，为缓解后单位社会“原子化”困局提供可行性借鉴。
姚丽霞[5]（2013）在《浙商政治心理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政治心理1是社会成员在政治社会化过程中对社会政治关系以及由此而形成的政治行为、政治体系和政治现象等政治生活的各个方面的一种自发的心理反映,表现为人们对政治生活某一特定方面的认知、情感、态度、情绪、兴趣、愿望和信念等,构成了人们政治性格的基本特征。政治心理的研究从早期的关注谁是主体、客体逐步发展到研究政治心理的具体组成成分一般过程和心理行为规律；从关注政治心理的特点,到开始关注政治心理所导致的政治行为2。政治心理与政治行为构成不可分割的系统,从心理学视角进行政治心理的研究正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浙江经济被公认为“草根经济”,但浙商与政治的关系却越来越密切,以往研究对于浙商背景下政治活动或政治心理的基本特征等问题还缺乏系统的理论和实证研究,对构成政治心理的关键要素等问题缺少细致的理论分析。本研究首先从商人与政治的关系角度,以晋商和徽商为例,运用案例研究和文献搜索的方法,将两者与政治的关系进行梳理,发现政治对于商人来说是一把双刃剑,官商结合可以为商人获得经济特权,但也会破坏市场规则,从而使商人失去独立性和竞争性而走向末路,从而对浙商从政提出借鉴；其次以典型的两大浙商帮派为例,分析宁波商帮在明清时期与旧中国政治的联系与利弊以及温州商帮与新中国的政治联系,提出政治对于商人经商的重要性以及探讨合适的政府与商人的关系模式；再次采用实证研究方法对浙商的政治心理与政治行为进行问卷调查和统计研究,发现：（1）浙商的政治心理主流是积极健康向上的,其主要特征可总结为四点：较高的政治满意度和政治认知度,强烈丰富的政治情感,复杂多变的政治信任,积极向上的政治态度,不过他们的政治心理受行业、性别、学历、年龄等背景因素的影响较大；（2）浙商的政治参与行为较多,但政治参与意识却不强；浙商的政治功效感较高,但政治理解能力与政治任职能力不强。因此需要政府和社会的引导浙商树立正确的政治参与观,使其政治参与行为进入正式化和程序化的轨道；（3）政治满意度和政治信任感以及政治情感对浙商的政治行为有显着影响。其中政治满意度对浙商的政治参与行为有显着的回归关系,政治满意度和政治情感对政治功效感有显着回归关系；（4）通过神经网络影响因素模型的分析可知,政治态度、政治满意度、政治认知、政治信任感、政治情感和背景因素对政治参与行为和功效感的影响程度依次变高。最后,根据前面的研究结果,本文从社会、政府以及浙商本身三个角度探讨浙商有效政治参与的对策与建议。
徐越倩[6]（2011）在《“浙江人经济”发展中的浙江商会》文中研究指明近年来"浙江人经济"得到了快速发展。大量涌现并在当地经济社会中发挥显着作用的浙江商会,在一定程度上契合了"浙江人经济"发展和进一步提升的内在需要。浙江商会在"浙江人经济"发展中的作用主要包括维护合约秩序和行业发展秩序,树立浙商的整体品牌;加强浙商之间的沟通合作,增强整体竞争力;为浙商发展提供有效的服务,利用组织优势为企业创造良好的发展环境;积极参与政府决策,为浙商发展营造有利的政治和制度环境。
徐越倩[7]（2011）在《“浙江人经济”发展中的浙江商会》文中研究表明近年来"浙江人经济"得到了快速发展。大量涌现并在当地经济社会中发挥显着作用的浙江商会,在一定程度上契合了"浙江人经济"发展和进一步提升的内在需要。浙江商会在"浙江人经济"发展中的作用主要包括维护合约秩序和行业发展秩序,树立浙商的整体品牌;加强浙商之间的沟通合作,增强整体竞争力;为浙商发展提供有效的服务,利用组织优势为企业创造良好的发展环境;积极参与政府决策,为浙商发展营造有利的政治和制度环境。
徐越倩[8]（2011）在《“浙江人经济”发展中的浙江商会》文中指出近年来"浙江人经济"得到了快速发展。大量涌现并在当地经济社会中发挥显着作用的浙江商会,在一定程度上契合了"浙江人经济"发展和进一步提升的内在需要。浙江商会在"浙江人经济"发展中的作用主要包括维护合约秩序和行业发展秩序,树立浙商的整体品牌;加强浙商之间的沟通合作,增强整体竞争力;为浙商发展提供有效的服务,利用组织优势为企业创造良好的发展环境;积极参与政府决策,为浙商发展营造有利的政治和制度环境。
吴巧瑜[9]（2011）在《民间商会社会治理功能的变迁研究 ——以香港潮州商会为例》文中研究说明本文透过对香港潮州商会的个案研究,从对其历史的和现状的考察,来探讨香港潮州商会在三个不同时期的发展模式及其社会治理功能的变迁。众多特殊性使香港社会现象成为独具研究价值的题域,其中,香港民间商会组织无疑应有一席之地。香港民间商会以其兼备英美法系和大陆法系行会组织的双重特征而独具特色,其独特的社会治理功能在香港社会发展中起到了积极的无可替代的作用。然而,对于香港社会的繁荣稳定,近现代社会主流的观点大多把它归结为香港“行政主导加广泛咨询民主”的政制、规范的法制以及自由的贸易体系等政府与市场的体制要素,甚少从社会层面,如民间商会等中间组织来挖掘其深层的体制外要素。香港潮州商会从1921年成立至今90年来,秉承敦睦乡谊、弘扬文化、促进工商、服务社会、兴学育才、扶贫救灾的宗旨,开拓奋进,使其成就为凝聚香港潮人的核心、联络世界各地潮团的纽带和沟通海内外潮商的桥梁。今天,香港潮州商会作为香港一百多万潮藉乡亲中历史最悠久且最具代表性的工商团体,在香港社会治理的框架中,已经成为与政府、企业并存的第三种力量,在维护市场秩序乃至维持社会正常运作的过程中发挥着重要的功能与作用。论文一方面通过追溯香港潮州商会的发展变迁历史,客观地描述香港潮州商会由一般的地缘性商人团体演变为当今香港突显社会治理功能的工商团体的不同凡响过程的田野志；另一方面,将其作为观察政府与社会的新视角,通过考察商会存在的合法性、商会的内部治理结构、商会的社会网络以及商会的外部制度环境等变量在不同时期的状况与特点,力图揭示香港潮州商会社会治理功能的发展变迁规律。从对研究对象的历史和现状的考察,本文认为,香港潮州商会的发展模式呈现出从传统到趋新再到开放的特点,而其社会治理功能也表现出从自治到协治再到共治的发展变迁逻辑。
江雁[10]（2011）在《新时期工商联组织变革问题研究》文中认为工商联（也称民间商会）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商界组成的人民团体和商会组织,是党和政府联系非公有制经济的桥梁和纽带,是政府管理非公有制经济的助手。从1991年中共中央下发《中共中央批转中央统战部<关于工商联若干问题的请示>的通知》开始,工商联就承担着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健康发展和非公有制经济代表人士健康成长的使命。近年来,由于非公有制经济这个群体在经济社会发展中显现出日益重要的作用和它在新阶层中所处的特殊位置,使得工商联的这份使命变得很沉重。在新的历史时期,工商联面临着现实和未来两方面的新挑战。现实的挑战来自于非公有制经济代表人士的群体性变化,而未来的挑战则来自于宏观宪政环境变化所带来的不确定因素。来自现实和未来两方面的挑战,既可以使工商联活动空间扩大、获得更多的社会资源,但同时也提示我们要做好各方面的准备,否则在经济社会急剧变化面前将束手无策,有被边缘化的危险。本文首先介绍了工商联的建立及组织功能演进的过程,肯定了工商联在党委和政府的领导下,充分利用自身优势,为加快地区经济发展贡献智慧和力量,取得的成绩。但是通过对工商联会员企业的调查后发现,工商联组织的吸引力正在不断下滑。作者认为,工商联吸引力下滑主要有三方面原因：一是由于外部环境的改善,使得非公有制企业在工商联之外能有许多渠道获得帮助和信息；二是体制内某些行政部门的行政垄断抑制了工商联商会功能的开发并挤压了经济性的空间；三是工商联干部思想相对滞后,工作机制欠灵活,活动内容不能适应需求。作者通过分析后认为,空谈如何突破现行体制束缚和统战性的约束,改变工商联工作现状并不现实,提高工商联的吸引力还应从加强自身建设、转变工作方式入手。因此,本文以工商联多年工作实践为基础,从观念更新和思路优化两个层面讨论新时期工商联如何通过组织变革来保持自身活力做好非公有制经济的工作,并提出了八条操作层面的建议。
二、温州商会再造“外地温州”（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温州商会再造“外地温州”（论文提纲范文）
（1）中国商会研究的知识图谱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 一、文献综述与问题提出 |
| 二、数据来源和研究方法 |
| 三、研究结果与分析 |
| (一)发文数量年代分布 |
| (二)研究文献的学科分布 |
| (三)商会研究的核心作者和机构群 |
| (四)期刊和基金支持 |
| (五)关键词共现分析 |
| (六)文献共被引分析 |
| 四、问题与讨论 |
| (一)与丰富发展的实践相比,对商会的理论研究不够 |
| (二)商会研究的学科分布、核心作者和机构群相对集中 |
| (三)对商会内部治理的实证研究不足 |
| (四)商会研究的区域不均衡问题突出 |
| (五)研究缺乏细致分类,对地缘商会关注不够 |
| (六)商会立法研究进展缓慢 |
| (七)商会研究需要更多与地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相结合 |
| (八)加强对华侨华人商会的理论研究 |
| 五、总结与展望 |
（2）温州市民营经济优势弱化及政府应对策略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1.1 是应对经济转型发展,推进供给侧结构改革的现实要求 |
| 1.1.2 是有效发挥政府作用,合理配置生产要素的内在需求 |
| 1.2 研究意义 |
| 1.2.1 为温州市政府制定促进民营经济发展策略提供参考 |
| 1.2.2 丰富地方政府破解市民营经济发展困境方面的研究 |
| 1.3 研究现状 |
| 1.3.1 国内研究现状 |
| 1.3.2 国外研究现状 |
| 1.4 研究方法 |
| 1.4.1 文献研究法 |
| 1.4.2 比较分析法 |
| 1.4.3 案例研究法 |
| 1.4.4 数据分析法 |
| 第2章 温州市民营经济的特征、作用和优势 |
| 2.1 温州市民营经济的基本特征 |
| 2.1.1 起步早、发展快 |
| 2.1.2 以小微企业为主体 |
| 2.1.3 形成区域性规模经济 |
| 2.2 温州市民营经济的重要作用 |
| 2.2.1 是推动生产力发展的重要力量 |
| 2.2.2 是解决就业问题的根本出路 |
| 2.2.3 是实现共同富裕的有效途径 |
| 2.3 温州市民营经济的发展优势 |
| 2.3.1 灵活的体制优势 |
| 2.3.2 配套的产业集群 |
| 2.3.3 活跃的专业市场 |
| 2.3.4 庞大的营销网络 |
| 2.3.5 敢为人先的创新精神 |
| 2.4 本章小结 |
| 第3章 温州市民营经济优势弱化的表现及产生的影响 |
| 3.1 温州市民营经济优势弱化的表现 |
| 3.1.1 体制优势弱化 |
| 3.1.2 产业集群成本优势不再 |
| 3.1.3 专业市场逐渐衰落 |
| 3.1.4 营销网络拓展缓慢 |
| 3.1.5 人才资源优势不足 |
| 3.2 温州市民营经济优势弱化产生的影响 |
| 3.2.1 实体经济后劲不足 |
| 3.2.2 产业转型升级缓慢 |
| 3.2.3 城市转型遭遇瓶颈 |
| 3.3 本章小结 |
| 第4章 温州市民营经济优势弱化的政府管理原因分析 |
| 4.1 制度因素 |
| 4.1.1 体制性障碍客观存在 |
| 4.1.2 投资软硬环境偏紧 |
| 4.1.3 引导企业改革作用未发挥 |
| 4.2 创新因素 |
| 4.2.1 科技经费投入不足 |
| 4.2.2 技术创新服务平台缺乏亮点和实效 |
| 4.2.3 专利供给和需求不匹配 |
| 4.3 环境因素 |
| 4.3.1 融资环境紧张 |
| 4.3.2 人才发展环境不好 |
| 4.3.3 外资环境不优化 |
| 4.4 本章小结 |
| 第5章 提升温州市民营经济发展优势的应对策略 |
| 5.1 加快政府体制改革,引导民营经济良性发展 |
| 5.1.1 破除体制性障碍,促进民营经济充分市场化、国际化 |
| 5.1.2 实现新旧动能转换,吸引优质产业回归 |
| 5.1.3 勇于改革创新,打造良好的民营经济发展政务环境 |
| 5.2 鼓励技术创新,促进民营经济应用先进技术 |
| 5.2.1 加强政策落实,引导企业加大科技投入 |
| 5.2.2 抓企业孵化器建设,培育温州科技型企业 |
| 5.2.3 提升研发机构质量,鼓励技术创新和产学研合作 |
| 5.3 发挥特色优势,营造民营经济发展的良好氛围 |
| 5.3.1 发挥政府的政策主体作用,解决要素制约 |
| 5.3.2 整合各类资源,推动产业融合升级 |
| 5.3.3 变革要素驱动模式,探索温州市民营经济发展新思路 |
| 5.4 本章小结 |
| 第6章 结论 |
| 致谢 |
| 参考文献 |
| 作者简介 |
| 攻读硕士学位期间研究成果 |
（3）嵌入性治理：国家与社会关系视阈下的行业协会研究 ——以上海有色金属行业协会为个案（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导论 |
| 第一节 问题缘起与研究意义 |
| 一、选题背景 |
| 二、研究意义 |
| 第二节 核心概念与研究内容 |
| 一、核心概念 |
| 二、研究内容 |
| 第三节 研究结构 |
| 第四节 研究方法与案例选取 |
| 第二章 文献述评与分析框架 |
| 第一节 文献回顾述评 |
| 一、从商会到行业协会：国家-社会关系研究对象的扩展 |
| 二、从控制到治理：国家对行业协会管理模式变迁的研究 |
| 三、政治嵌入：国家-社会关系研究的新命题 |
| 第二节 理论基础与分析框架的构建 |
| 一、理论基础 |
| 二、嵌入性治理现实背景与理论假设 |
| 三、嵌入机制：几个核心要素界定 |
| 四、嵌入性治理分析框架 |
| 第三章 行业协会的生成与发展 |
| 第一节 国家与社会关系的调适：社会组织的产生与发展 |
| 一、总体性社会：改革开放前的中国社会结构 |
| 二、调适与互动：改革开放后的国家社会关系变迁 |
| 第二节 全能型政府的转型:自上而下生成的行业协会 |
| 一、从划桨到掌舵：执政党与政府权力的收缩 |
| 二、从部门到行业：管理体制的变革 |
| 第三节 市场经济的发展：自下而上生成的行业协会 |
| 一、自由竞争的市场治理机制需要行业协会参与 |
| 二、多元分化的利益结构促成行业协会的生成 |
| 第四节 上海行业协会产生及其发展变迁 |
| 一、恢复起步：政府主导下上海行业协会的萌芽 |
| 二、快速成长：市场与政府合力推动下上海行业协会的发展 |
| 三、逐步完善走向成熟阶段：嵌入性治理下上海协会的转型 |
| 第四章 从全面管控走向嵌入型监管：政府、市场与社会关系的变迁 |
| 第一节 上海有色金属产业及其管理体制的沿革 |
| 一、同业公会与上海有色金属行业 |
| 二、计划经济体制下的部门管理：社会主义改造后的有色金属行业 |
| 第二节 政府转型与市场成熟：上海有色金属行业协会的诞生 |
| 一、政府放权：管理体制调整与管理权限下放 |
| 二、市场的成长：企业自主经营权限与能力提升 |
| 三、社会组织的成长与市场自组织的生成 |
| 第三节 嵌入性治理：政府与有色行业协会伙伴关系的构建 |
| 一、上海有色行业协会治理主体地位的确立 |
| 二、互动协作治理机制的构建 |
| 三、从伙伴关系到相互嵌入 |
| 第五章 嵌入机制：行业协会治理中的制度、组织与利益互动 |
| 第一节 制度嵌入：制度环境与行业规制 |
| 一、行业协会的制度体系与制度环境 |
| 二、行业协会内部治理中的制度嵌入 |
| 三、行业协会参与行业治理与规制中的制度嵌入 |
| 第二节 组织嵌入：协会党建与枢纽堑行业协会 |
| 一、行业协会中执政党的组织建设 |
| 二、枢纽型社会组织的嵌入 |
| 三、业务主管部门与相关职能机构的嵌入 |
| 第三节 利益嵌入：政府购买服务与行业协会评估 |
| 一、思想建设与争先创优中的利益观念引领 |
| 二、行业协会评估与政府购买服务中的利益嵌入 |
| 第四节 小结 |
| 第六章 嵌入过度：行业协会治理中的困境 |
| 第一节 制度嵌入过度:制度供给过剩与产业规制中的国家主导 |
| 一、制度供给过剩 |
| 二、产业规制中的国家主导 |
| 第二节 组织嵌入过度：组织吸纳与行业协会内卷化 |
| 一、执政党与政府的全面组织吸纳 |
| 二、行业协会行政化 |
| 三、行业协会组织趋同与“内卷化” |
| 第三节 利益嵌入过度：利益失衡与代表性缺失 |
| 一、国家与单一会员的控制：集体行动的困境 |
| 二、代表性缺失：会员利益还是行业利益 |
| 三、利益媾通：政府与行业协会的合谋 |
| 第四节 小结 |
| 第七章 嵌入性治理：行业协会治理现代化的抉择 |
| 第一节 嵌入与脱嵌：治理现代化中的国家与行业协会关系 |
| 一、脱钩而不是脱嵌 |
| 二、嵌入程度：适度抑或过度 |
| 第二节 制度嵌入优化：供需平衡与现代制度体系的构建 |
| 一、适度的规制与宽松的制度环境 |
| 二、适量的制度供给与现代化的管理体制 |
| 第三节 组织嵌入调适：枢纽型党组织与有限政府的构建 |
| 一、回归行业：枢纽型党组织的构建 |
| 二、服务替代行政：有限政府的构建 |
| 第四节 利益嵌入调整：代表性与利益整合能力的提升 |
| 一、提升行业协会在产业政策制定中的话语权 |
| 二、优化政府购买公共服务中的利益嵌入 |
| 第五节 小结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博士在读期间科研成果清单 |
| 致谢 |
（4）嵌入性自组织：商会的组织化机制与路径研究 ——以J省的地缘性商会为案例（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导论 |
| 1.1 问题的提出 |
| 1.2 研究的意义 |
| 1.3 研究方法与资料来源 |
| 1.3.1 研究方法 |
| 1.3.2 资料来源 |
| 第2章 文献述评 |
| 2.1 商会的历史学研究 |
| 2.2 商会的政治学研究 |
| 2.3 商会的社会学研究 |
| 2.4 小结 |
| 第3章 理论框架：嵌入性自组织理论 |
| 3.1 自组织理论 |
| 3.1.1 自组织理论渊源 |
| 3.1.2 自组织的界定 |
| 3.1.3 自组织相关理论 |
| 3.1.4 自组织理论在社会科学领域的应用 |
| 3.2 嵌入性理论 |
| 3.2.1 波兰尼的嵌入性理论 |
| 3.2.2 格兰诺维特的嵌入性理论 |
| 3.2.3 国内学者关于嵌入性理论的研究与运用 |
| 3.3 嵌入性自组织理论 |
| 第4章 J 省地缘性商会的自组织发育过程及其机制 |
| 4.1 J 省地缘性商会自组织发育的两个阶段 |
| 4.1.1 同乡会：J 省地缘性商会的前身 |
| 4.1.2 自组织的进一步发展 |
| 4.2 J 省地缘性商会的自组织特征 |
| 4.2.1 充足市场资源的供给：自组织成本的自我承担 |
| 4.2.2 稳定治理结构的形成：自组织中的关键群体 |
| 4.2.3 从情感关系到混合关系：自组织基础的嬗变 |
| 4.3 J 省地缘性商会的自组织机制 |
| 4.3.1 自组织中的精英动员 |
| 4.3.2 自组织中的自定规则 |
| 4.3.3 自组织中的合作行为 |
| 4.4 小结 |
| 第5章 嵌入 J 省地方性情境的地缘性商会 |
| 5.1 J 省地方性情境的特征 |
| 5.1.1 J 省的乡土社会特征 |
| 5.1.2 J 省的单位社会特征 |
| 5.2 J 省地缘性商会的嵌入方式 |
| 5.2.1 组织嵌入 |
| 5.2.2 政治嵌入 |
| 5.2.3 人员嵌入 |
| 5.3 契合地方性需求的 J 省地缘性商会 |
| 5.3.1 “一个商会等于一个招商局” |
| 5.3.2 “地方政府社会治理的帮手” |
| 5.4 商会嵌入地方性情境的组织收益 |
| 5.4.1 获得政府掌握的资源 |
| 5.4.2 提高商人的社会地位 |
| 5.4.3 维护外地商人的权利 |
| 5.5 小结 |
| 第6章 J 省地缘性商会嵌入性与自组织的相互影响及其后果 |
| 6.1 嵌入性影响下的商会自组织 |
| 6.1.1 从被动到主动：商会话语权的提升 |
| 6.1.2 从弱势到强势：商会维权策略的“升级” |
| 6.2 商会自组织影响下地方性情境的改善 |
| 6.2.1 对 J 省市场投资环境的改善 |
| 6.2.2 对 J 省政府职能转变的影响 |
| 6.3 小结 |
| 第7章 结论 |
| 7.1 作为地缘性商会发育路径的“嵌入性自组织” |
| 7.2 作为商人群体自组织机制的地缘关系 |
| 7.3 地方性情境影响下的地缘性商会发育 |
| 7.4 作为社会组织研究的“嵌入性自组织” |
| 参考文献 |
| 附录一 |
| 附录二 |
| 在学期间所取得的科研成果 |
（5）浙商政治心理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致谢 |
| 摘要 |
| Abstract |
| 目次 |
| 引言 |
| 1 理论背景与以往研究回顾 |
| 1.1 政治态度 |
| 1.1.1 政治态度的概念与特征 |
| 1.1.2 政治态度的形成与变化 |
| 1.2 政治认知 |
| 1.2.1 政治认知的理论模型 |
| 1.2.2 政治认知渠道 |
| 1.2.3 政治信息的认知偏差分析 |
| 1.3 政治效能感 |
| 1.3.1 政治效能感的概念 |
| 1.3.2 政治效能感的结构与测量 |
| 1.3.3 媒体接触与政治效能之间的关系 |
| 1.3.4 政治效能感的作用机制 |
| 1.3.5 政治效能感的价值 |
| 1.4 私营企业主的政治参与 |
| 1.4.1 私营企业主的现状和来源 |
| 1.4.2 私营企业主政治参与的原因和心理 |
| 1.4.3 私营企业主政治参与的意义 |
| 1.4.4 私营企业主政治参与的特点与影响因素 |
| 1.4.5 私营企业主政治参与的途径 |
| 1.5 文献小结以及问题的提出 |
| 1.5.1 以往研究的主要结论 |
| 1.5.2 以往研究有待进一步解决的问题 |
| 1.5.3 本研究对政治心理与政治行为的概念界定 |
| 2 研究总体构思与设计 |
| 2.1 主要理论基础、研究目的以及研究焦点 |
| 2.2 研究总体构思框架 |
| 2.3 研究方法与技术路线 |
| 3 晋商和徽商的政治心理分析及对浙商的启示 |
| 3.1 晋商的政治心理分析 |
| 3.1.1 晋商的政治环境分析 |
| 3.1.2 晋商的政治心理与行为分析 |
| 3.1.3 晋商的衰落的历史必然与警示 |
| 3.2 徽商的政治心理分析 |
| 3.2.1 徽商的兴盛 |
| 3.2.2 徽商与政治心理与行为分析 |
| 3.2.3 徽商的衰落的历史必然与警示 |
| 3.3 晋商与徽商的总结及对浙商的启示 |
| 4 历史和现代浙商政治心理及行为分析——以宁波商帮和温州商人为例 |
| 4.1 浙江近代商人的政治心理与行为——以宁波商帮为例 |
| 4.1.1 宁波商帮在上海的地位 |
| 4.1.2 宁波商帮与晋商、徽商的比较 |
| 4.1.3 宁波商帮的政治心理与政治行为 |
| 4.2 浙商与当地政府政治关系模式探讨——以温州商人为例 |
| 4.2.1 地方治理思想 |
| 4.2.2 温州地方治理的背景 |
| 4.2.3 温州民营企业的发展阶段与政府的行为干涉 |
| 4.2.4 温州商会与政府的关系 |
| 5 实证研究 |
| 5.1 样本选择、问卷设计、发放与回收 |
| 5.2 浙商政治心理基本概况 |
| 5.2.1 浙商政治心理描述性统计分析 |
| 5.2.2 浙商背景因素对政治心理各维度影响结果分析 |
| 5.3 浙商与普通员工政治心理的比较分析 |
| 5.4 浙商的政治参与行为与政治功效感的分析 |
| 5.5 浙商背景因素对政治参与行为与政治功效感各维度影响结果分析 |
| 5.6 浙商与普通员工政治参与行为与政治功效感的比较分析 |
| 5.7 各变量相关分析 |
| 5.8 多元线性回归分析 |
| 5.8.1 政治态度、政治满意度、政治信任感、政治认知和政治情感对政治参与行为的回归分析 |
| 5.8.2 政治态度、政治满意度、政治信任感、政治认知和政治情感对政治功效感的回归分析 |
| 5.9 基于BP神经网络拟合度结果 |
| 5.9.1 基于寻路行为的BP神经网络误差值结果 |
| 5.9.2 基于BP神经网络敏感度结果 |
| 5.9.3 基于GRNN神经网络的关键影响因素模型构建 |
| 5.9.4 基于关键影响因素模型构建的比较 |
| 6 讨论 |
| 6.1 浙商与政治之间的关系 |
| 6.2 现代浙商的政治心理概况及对策分析 |
| 6.3 现代浙商的政治参与概况分析 |
| 参考文献 |
| 附录：调查问卷 |
| 作者简历及在学期间所取得的科研成果 |
（6）“浙江人经济”发展中的浙江商会（论文提纲范文）
| 一、“浙江人经济”的快速发展 |
| 二、浙江商会的性质与角色 |
| 三、浙江商会在推动“浙江人经济”发展中的作用 |
| 1.浙江商会维护了合约秩序和行业发展秩序, 树立了浙商的整体品牌。 |
| 2.浙江商会加强了浙商之间的沟通合作, 增强整体竞争力。 |
| 3.浙江商会为浙商发展提供了有效的服务, 利用组织优势为企业创造良好的发展环境。 |
| 4.浙江商会积极参与政府决策, 为浙商发展营造了有利的政治和制度环境。 |
（9）民间商会社会治理功能的变迁研究 ——以香港潮州商会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引言 |
| 第一章 导论 |
| 第一节 研究缘起及研究意义 |
| 一、研究缘起 |
| 二、研究意义 |
| 第二节 中外相关研究动态 |
| 一、国外相关研究现状 |
| 二、大陆相关研究现状 |
| 三、香港地区相关研究综述 |
| 第三节 理论视角与相关概念 |
| 一、理论视角:治理理论 |
| 二、相关概念的界定 |
| 第四节 分析框架与研究方法 |
| 一、分析框架 |
| 二、研究方法与材料来源 |
| 第二章 20世纪初香港社会变迁中的潮商及其商人团体 |
| 第一节 19世纪末20世纪初香港的社会变迁 |
| 一、政治上建立港督专制的殖民管制模式 |
| 二、经济上实行自由贸易制度 |
| 三、社会上形成以英国殖民者和绅商为主宰的治理结构 |
| 四、文化上营造"中西传统共存"的独特人文景观 |
| 第二节 潮州商帮的形成与香港潮商的崛起 |
| 一、近代潮州商帮的形成——以红头船商帮的涌现为标志 |
| 二、红头船商帮闯港谋生的回眸 |
| 第三节 香港潮商地位的嬗变及其早期商业团体的兴起 |
| 一、香港潮商地位的嬗变:从拓荒者到南北行的中坚 |
| 二、早期香港潮商商业团体的兴起 |
| 第四节 旅港潮州八邑商会的合法性考察 |
| 一、合法性的涵义以及合法性的基础 |
| 二、商会合法性的基础和来源:传统文化认同 |
| 第三章 传统与自治:早期香港潮州商会的社会治理功能 |
| 第一节 传统的自主自治结构 |
| 一、自主治理的内部结构 |
| 二、早期商会的运行机制 |
| 第二节 以潮商为主体的社会网络体系 |
| 第三节 外部制度环境 |
| 一、相关法律法规 |
| 二、政策环境 |
| 三、商会与政府的关系 |
| 第四节 自主治理模式下的社会治理功能 |
| 一、自定章程、自筹经费、自我管理与自治功能 |
| 二、办"潮商学校"、修"潮州义山"与服务功能 |
| 三、赈"潮汕八二风灾"与社会公益功能 |
| 四、撤销洋米进口税、恢复香港批信与利益代表功能 |
| 第四章 趋新与协治:现代香港潮州商会的社会治理功能 |
| 第一节 法制型治理结构与权威型治理结构的融合 |
| 一、现代商会内部的组织机构设置 |
| 二、现代商会的运行机制 |
| 第二节 国际化社会网络的建构 |
| 一、国际化社会网络建构的动因 |
| 二、国际化社会网络体系建构的标志 |
| 第三节 外部制度环境 |
| 一、在法律法规方面 |
| 二、现代香港潮州商会与政府的互动关系 |
| 第四节 协治治理模式下的社会治理功能 |
| 一、"香港潮州会馆"的落成与自治功能的突显 |
| 二、新春团拜、宴贺乡彦与社会动员功能的加强 |
| 三、致力于社会公益事业与社会保障功能的拓展 |
| 四、反对重估地税政策与参政议政功能的体现 |
| 五、积极参与社会公共事务与协助政府施政治理功能的渐现 |
| 第五章 开放与共治:当代香港潮州商会的社会治理功能 |
| 第一节 合纵连横治理结构的建立 |
| 一、当代香港潮州商会的机构设置 |
| 二、当代商会的运作机制 |
| 第二节 多元化社会网络体系的形成 |
| 一、社会网络的年轻化发展:"香港潮州商会青委会"的成立 |
| 二、社会网络的本土化发展:"香港潮属社团总会"的创立 |
| 三、社会网络的知识化发展:"香港潮汕同学会"的创办 |
| 第三节 外部制度环境 |
| 一、商会与香港特区政府友好的协作关系 |
| 二、商会与大陆地方政府友好的合作伙伴关系 |
| 第四节 合作治理模式下商会的社会治理功能 |
| 一、"盂兰胜会"申遗成功与传统文化道德教化功能的强化 |
| 二、修改会章、鼓励会员积极参政议政与政治功能的突显 |
| 三、积极介入地方社会事务与公共管理功能的彰显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攻博期间发表的科研成果目录 |
| 后记 |
（10）新时期工商联组织变革问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问题的提出及选题的意义 |
| 二、研究综述 |
| 三、本文的研究方法 |
| 四、本文的结构安排 |
| 第一章 工商联建立与组织功能的演进 |
| 第一节 中国民间商会之起源 |
| 第二节 新中国工商联组织的建立 |
| 第三节 工商联组织功能的演进 |
| 一、建国初期 |
| 二、改革开放初期 |
| 三、新的历史阶段 |
| 第二章 工商联的组织架构及运行模式 |
| 第一节 工商联的领导机构 |
| 一、领导班子和领导机构的组成及规模 |
| 二、领导班子人选的基本条件和产生办法 |
| 三、工商联党组是工商联的领导核心 |
| 第二节 工商联的会员结构 |
| 第三节 工商联的组织运行结构 |
| 第三章 组织变革是工商联应对新挑战的必然选择 |
| 第一节 非公经济代表人士的群体性变化对工商联组织变革需求迫切 |
| 一、不满权利边缘化,利益诉求从"生存保障"上升为"权利平等" |
| 二、虽然没有人发起,但阶层归属意识正从无到有逐步形成 |
| 三、谋求多通道表达声音,期待工商联成为其利益代言人 |
| 四、自我评价较高,但对社会认同度的状况表示异议 |
| 第二节 宏观宪政环境的变化促使工商联组织功能的再造 |
| 一、政府机构改革将给工商联带来机会 |
| 二、国家法律法规完善将增加工商联的协调和引导责任 |
| 三、非公有制经济工作的日益社会化将给工商联带来竞争 |
| 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和经济结构的调整,将使非公有制企业发生变化 |
| 第四章 组织变革是化解工商联工作矛盾的主要方法 |
| 第一节 工商联组织吸引力下滑是当前突出矛盾 |
| 第二节 工商联吸引力下滑的原因分析 |
| 一、外部环境的改善使代表人士有了更多的选择 |
| 二、体制制约和"利益围墙"的阻隔 |
| 三、工商联自身无法适应环境的变化 |
| 第三节 工商联应通过组织变革来增强自身活力 |
| 第五章 关于工商联组织变革的思路 |
| 第一节 国外商会类组织的发展及经验借鉴 |
| 第二节 工商联与国外商会的差异 |
| 一、性质、地位的差异 |
| 二、治理结构和运作机制的差异 |
| 三、服务职能的差异 |
| 第三节 温州商会的成功实践 |
| 一、温州商会的产生及发展过程 |
| 二、温州商会的特点 |
| 三、温州商会值得借鉴的经验 |
| 第四节 实现工商联组织变革的建议 |
| 一、关于工商联组织变革的思路选择 |
| 二、工商联组织变革的建议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四、温州商会再造“外地温州”（论文参考文献）
- [1]中国商会研究的知识图谱分析[J]. 徐建卫,黄德海. 管理现代化, 2019(06)
- [2]温州市民营经济优势弱化及政府应对策略研究[D]. 孙嘉遥. 长春工业大学, 2018(08)
- [3]嵌入性治理：国家与社会关系视阈下的行业协会研究 ——以上海有色金属行业协会为个案[D]. 唐兴军. 华东师范大学, 2016(08)
- [4]嵌入性自组织：商会的组织化机制与路径研究 ——以J省的地缘性商会为案例[D]. 张冠. 吉林大学, 2014(03)
- [5]浙商政治心理研究[D]. 姚丽霞. 浙江大学, 2013(09)
- [6]“浙江人经济”发展中的浙江商会[J]. 徐越倩. 浙商研究, 2011(00)
- [7]“浙江人经济”发展中的浙江商会[J]. 徐越倩. 浙江社会科学, 2011(10)
- [8]“浙江人经济”发展中的浙江商会[A]. 徐越倩. 浙商研究2011, 2011
- [9]民间商会社会治理功能的变迁研究 ——以香港潮州商会为例[D]. 吴巧瑜. 武汉大学, 2011(05)
- [10]新时期工商联组织变革问题研究[D]. 江雁. 复旦大学, 2011(04)